临淄花边

　　花边亦名抽纱，系临淄传统手工艺品。它历史悠久，工艺精巧，为我国同类工艺品之冠，素有“抽纱之王”的美称。

　　临淄花边大套，多年来，以其玲珑剔透，美观大方，质地典雅，驰名于世界，畅销于香港、澳门、意大利、瑞士、德国、美国、西班牙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国际人士的喜爱，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临淄花边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梭子长条小花边；棒棰长条花边和青州府花边大套。

　　梭子长条小花边

　　临淄的刺绣工艺由来已久。据1920年的《临淄县志》记载：远在周代之初，已有“画绣之工，共其职也”的记述。并谓：周族灭商后，封姜太公于齐地，建齐国，治临淄。太公非常重视临淄的编织业。因此，春秋、战国时期，齐都临淄刺绣业已驰名域内，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秦灭齐，统一六国后，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更大发展。临淄在汉代初期，仍是我国东方著名的大都市之一，西汉政府曾在此设三服官，为皇帝做春、夏、冬三季的服装，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源头。梭子长条小花边，就是在这个环境下诞生的。汉王充在《论衡》中说：“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纯女无不能，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当时的花边技艺是以母教女，嫂传妹的途径传播的。此时花边，主要用于宫内服饰，后来才传向社会，被广泛用于美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上一时的风尚。

　　梭子长条小花边，俗称兰杆，系土纺丝线织成。工具简单，式样古朴，其制作过程是：用一条木凳固定经线，然后用缠有丝线的木梭，依据图案在经线上来回穿织而成。这种花边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因用途不同，花边的宽窄不一，长短不限，故有长条花边之名。梭子花边在织法上局限性很大，它只能在宽窄长短上下功夫，图案虽有人物、鸟兽、虫鱼、花卉等，但只限于在这长条带上反映，不能打破带形规格。据考证，当时产地，主要分布在县城近郊东古城、毕家、南马坊、皇城等地。

　　棒棰长条花边

　　1887年，一些外国人发现临淄的梭子长条花边与意大利的棒棰花边相似，就将意大利的棒棰长条花边带进了临淄地区。心灵手巧的临淄人，将传统的工艺与西方的编织技术进行了结合，从此，新的棒棰长条花边，在临淄生根而发展起来。

　　临淄最早进行棒棰长条花边编织的是：灯笼村的张伯怀的父亲张牧师。1890年后，这种花边技术，在社会上逐渐流传开来。这时生产的花边图案与梭子长条花边图案大致相同。针法有单稀、打结、松柏翅、三角稀布、蝴蝶等，式样还是长条。只是生产工具由棒棰代替了梭子。原料改用了白、灰色棉线。

　　生产工具的改革，使花边工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棒棰花边生产，以众多的木质小棒棰代替了来回牵线的梭子，打破了过去花边形式只能向长、宽伸展的局限，可以编织出方、园、菱角等不同规格,以花边斗枕（一种扁园形外裹以布，内实麦穰的工具）代替了长木板凳，从而花边的编织者，不再受工作场地的限制，可以任意搬动，编织中也可以自由变换方位，以铜质大头针固家结花网扣，按照图案边织边钉，打结打扣，十分灵活，不易错误，解决了过去使用梭子编织时，发生的跳线、绞线、穿结等织法的复杂程序和不易掌握的问题。正由于棒棰长条花边生产比原来的梭子长条花边生产程序简便，容易掌握，这一技术很快就遍及临淄全县，形成了相当大的生产能力。约在1895年，临淄出现了首批经营花边的私人作坊。他（她）们是临淄花边业的第一代经营者。其经营方式：是将原料分送各户，到期收货，虽然仍为神父代庖，但成品并不直接交给当地神父，而是送往益都（当时称青州府，临淄为其属县）“春华昌”、“德昌”两个洋行。根据边凤岐在戊申年（公元1908年）6月写的《山东青州府临淄县乡土志》中记载：“兰杆运至金岭镇（原隶属益都）销行岁约值白银三千两”。就此可知当时织花边的人数至众，营利非小。

　　1905年，田家庄人姚某在烟台时，发现“仁德”洋行经营的棒棰花边，与临淄生产的棒棰长条花边相似，遂即与其挂勾联系，要求洋行供料来临淄加工。姚某回临淄后，在临淄西关创办了“益成祥”花边庄，并聘请了铁佛庄李相艮为其制图。由于经营手段灵活，业务发展很快，没有多长时间，业务遍及临淄四乡。是为辛亥革命前后，临淄经营花边业的第二代。

　　继姚宾才之后，王星元在白兔丘兴办了“信昌”花边庄；崔太来在石佛堂村开办了“益兴永”花边庄；陈志茂在皇城办起了“德聚公”花边庄。这四家经营各式棒棰长条花边的手工工厂，均与烟台“仁德”洋行签订合同，搞来料加工。当时四家作坊，业务兴隆，年产值约达白银2000余两。所以，民国9年（公元1920年）撰写的《临淄县志?实业志》中说：“家家工艺花边发网，恃此糊口者不下万人。”

　　1931年，上海华通局出版的《中国重要商品》中记载：“民国初期，……中国花边工业的中心，以山东烟台及附近一带为盛，……青州（今益都包括临淄）、登州（今蓬莱一带县市）地方从事花边工作者尤多，殆已为特产物之一矣”；以后因帝国主义者，妄图瓜分我国，兼之军阀割据，战乱不已，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对外贸易锐减，益都的两家洋行也相继关闭。据1933年《中国实业志》记载：“山东花边输出以招远、临淄为著，年出口仅三万打”。比之前期，有很大的衰退。

　　棒棰长条花边在式样上，较梭子花边有不少改进，可以在长、短、宽、窄上随心所欲，图案可以多方连接，针法已有结花、稀布，双稀、密布方节等，用途仅供镶嵌直边台布、围裙和衣物等。

　　青州府花边大套

　　1930年，烟台“仁德”洋行寄给“益成祥”花边庄一张照片和一个实样。李相艮用放大镜对照片进行了画样放大，崔立奎、齐文明、王德光三人，历尽三年时间，把实样一针一针地拆解，进行了仔细地剖析，将其针法研究试作成功，并做出了两头黑线花边大套（18×45、72×108均为英寸计算）。从此，出现了花边大套和黑线货。为开展工作，“益成祥”花边庄雇用了一批女学徒工，供食宿，并发给每人每月十元钱的习织工资。于1935年才与烟台“仁德”洋行，正式签订了合同。因为临淄当时属青州府管辖，所以在签订合同时，订名为“青州府花边大套”。临淄“青州府花边大套”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近五十年来，在国际市场上一直保持着崇高的信誉。

　　“益成祥”与“仁德”洋行签订合同之前，临淄的花边工艺已开始向四邻八方传播。1932年，徐洪亮和张云英去掖县传授编织花边技术；王德先去益都县的宋王庄，南仇庄等地布网设点经营花边业务，并亲自传授给宋王庄的宋化波及其儿子宋先泉；姚宾才带领一二十人去寿光县牛头镇传授花边技艺，并在那里开设了花边加工厂，邀请牛头镇镇长马保三（马保三在抗日战争时担任第八支队司令，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长等要职）为名誉厂长。至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后，才被迫停业。由于“益成祥”花边庄到益都、寿光开设加工业务，并为两县发展花边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益成祥”花边庄创始“青州府花边大套”，半个世纪以来，经过花边艺人的不断改革创新，规格增多，花样更新，用途也日广。其样品货号，由解放前的十几种，发展到目前的332种；货号规格达628个。现在制作的花边，已有满花镶边之分和大套小件之别，档次清楚，规格齐全，具有做工精细，玲珑剔透的特点。其用途：主要用作宴会台布、床盖、被单套、钢琴罩、沙发靠背、盘垫、衣裙装饰等。其制作方法：系用六股合成棉线，绕缠在小木头棰的一头，另一头以一串琉璃珠子作稳定和绞线用，然后用铜大头针分别将线的起头固定在图纸上，将棒棰交替翻动，使线线交合构成各式各样的精美图案，编织面积越大，则需用的棒棰就越多，故又名为“棒棰花边”。

　　“青州府花边大套”，目前仍是临淄花边的名牌产品。它经过解放前四大花边庄的培植，又经过1951年后，许级三、王元修等人先后在白兔丘、北羊等村所办的“福民”、“裕民”、“利民”和“建民”等花边庄的发展,从1954年十几个人的手工业作坊，发展成近百人的工艺品厂。从制图、投放、烫刷、镶边、验收到成品出厂，设备齐全，分工精细，管理有序，品质与产量不断提高。1979年荣获山东省轻工业厅“优质”和“名牌”称号。1982年完成产值达318万多元（人民币）。随着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高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临淄的花边工艺，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80年3月13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为“齐城牌青州府花边大套”并于当年十月发给“齐城牌商标注册证”。临淄花边，这一绚丽的花朵，将带着浓郁的临淄齐国古老的芬芳遍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