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年间，在淄川黉山一带流传着一种演唱艺术，被称为俚曲。俚曲，即是时调俗曲的意思。后来，蒲松龄编写的用当时流传的许多俗曲演唱的长篇故事，在《蒲松龄集》中称之为聊斋俚曲。2006年5月，在全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聊斋俚曲被国家文化部公布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淄川为数不多的国宝之一。
淄川一带，明代俗曲盛行，入清以后得到更大发展。在运河西侧的鲁西南地区，产生了曲牌联缀体的“小曲子”（山东琴书的前身）。在运河东侧的淄博地区也产生了联缀曲牌演唱的俚曲（即小曲），二者产生的条件与背景大致相同。俚曲产生以后，即在鲁中一带广泛流传，但多系口头创作，很少有演唱本传世。新中国成立后仅挖掘搜集到《张古董借妻》、《寡妇难》、《小黄狼没良心》等几个唱段，但足以说明这种说唱艺术形式业已发展的较为完备。
蒲松龄运用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撰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通俗俚曲作品。据张元撰写的《墓表》碑阴所述通俗俚曲14种，有《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靥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 妒咒》、《高贵神仙曲》、（后改为《磨难曲》）、《增补幸云曲》各二册。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使人们由此得以窥见二三百年的这种说唱艺术的大致风貌。蒲老先生创作的这些俚曲，不像戏剧作品按场次、分折子，而是采取标题类的章回形式。开头一般多用开场 、说楔子、讲梗概等方法，逐渐引入正题。每回或每段大都有说有唱，有独白，有对白，有旁白，有数白；有独唱，有对唱，有分唱，间或有帮腔等的曲艺艺术表现手法。俚曲的曲牌共有“西江月”、“耍孩儿”、“银纽丝”、“一剪梅”等50多个，俚曲中还有南北区合套或联套形式，如《磨难曲》中第31回“再征三山”唱段，就是“先南后北俗曲结尾”的南北曲合套形式。
俚曲的演唱与流传，早期为群众自娱性演唱，没形成社团、子弟班之类的组织。多是在过年闹元宵时化妆演唱《墙头记》、《姑妇曲》等，在淄川、周村、博山的繁华地带，还有一人念、唱俚曲唱本，大家伙围着听的，群众称之为“念俚曲唱本的”。
聊斋俚曲一问世，便在民间演唱流传，至今已有300余年。到1937年“七·七”后，日寇入侵，人民生活不得安宁，聊斋俚曲的演唱活动已十分稀少。
据市艺术馆退休的陈倩教授介绍：建国后，为继承弘扬我国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以年红均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工作者率先走访了浦家庄附近的盲艺人刘盾子和十里村的韩秉祥，对聊斋俚曲进行了搜集、挖掘、记录和整理。此后，省音乐工作组的王川昆先生也开始注意聊斋俚曲的挖掘与抢救工作。60年代初，市里调集精干力量，开展民间音乐的普查，辑成《淄博市民间歌曲选集》，其中收录聊斋俚曲音乐曲牌13首。1963年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吴钊先生在陈倩陪同下，到淄川采集俚曲，到蒲家庄听蒲人润等吟唱了俚曲曲牌，记录了盲艺人说唱的俚曲《耍孩儿》等，撰写了一本专著《蒲松龄俚曲》。与此同时，侯宇爽、阎乃英加入淄博文艺代表队参加了全省的民歌会演，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赴省会演代表队还在全市进行了巡回演出，受到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欢迎。
“文革”期间以及此后的近20年，聊斋俚曲一直是无人问津，寂杳无声息。
改革开放的大潮给祖国带来了春天，也给文苑带来了繁荣。聊斋俚曲一度引起了国人及海外华人的关注和青睐。1983年6月，由我国著名歌唱家姜加镪和彭丽媛演唱的俚曲参加了北京“华夏之声古谱寻声音乐会”。1984年秋，由王朴琴、刘子林、郝恩波、于绍芬、孙加荣、魏宝英等组成文艺代表队，参加了山东省第二次民歌会演，演唱了聊斋俚曲《呀呀油》、《银纽丝》、《叠断桥、《黄莺儿》等十余首歌曲，各媒体争相报道，上海唱片社灌制了唱片。从而使淄博代表队在此次会演中独占花魁，名声大振。2002年，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团长刘子林带队到新加坡演唱了俚曲，海外华人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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