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诗人赵执信，生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卒于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字伸符，号秋谷，晚年号饴山老人，山东省益都县颜神镇(雍正十二年改为博山县，今淄博市博山区)人。他是清代一位有骨气、有才华的优秀诗人，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论家、书法家。
赵执信出身于官宦世家。曾祖父赵振业是明朝天启乙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入清后做过山西、江南两省布政司参议；叔祖赵进美，系明朝崇祯庚辰进士，入清后，曾任福建按察使。赵家在当时当地可谓赫赫大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赵执信自幼受到当时朝内秘书院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喜爱与赏识。据说，孙廷铨曾以《海棠赋》为题试赵执信才华，见其才思敏捷，聪颖过人，当面赞许他“远大器也”。赵执信后来成了孙延铨的孙女婿。赵执信的一生也深受这位“为文从政，一本经术”的老夫子的影响。同时，赵执信又是刑部尚书，著名诗人王士祯的甥婿。
赵执信一生坎坷。其人生大致经历了青年时期的仕宦生活，壮年时期的漫游生活和老年时期的隐居生活三个阶段。
凭借自己过人的才华，赵执信17岁考中举人第二名。18岁中进士，并入选翰林院检讨。23岁任山西分试正考官。25岁升右春坊右赞善，并兼任翰林院检讨。然而正当他春风得意时，却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国恤中宴饮观剧案。”赵执信因在康熙佟皇后病逝尚未除服的“国恤”期间，被友人洪昇邀请观《长生殿》，被黄六鸿告发，以“国恤张乐大不敬”之罪，革职除名，当时他只有28岁。赵执信的许多朋友，无不对他的才华和遭遇表示惋惜，孙莪山曾在诗中写道：“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一直没能再踏入上层社会。
赵执信具有一种清高的人格和对人生、对世事不怨不悔的超然精神，对《长生殿》事件的态度颇能说明这一点。
事发后，有不少当事者千方百计开脱自己，极个别的人甚至不惜昧了良心出卖朋友，而赵执信却说：“余至考功，一身任之。” ①把此次事件的责任尽揽于自身。他拒绝向刑部官员行贿，结果被革职削籍。之后，他也没有像慎行那样改名再登第，而是闲置终身。当他晚年寄居苏州时，得友人冯躬暨告知有复官机会，他写诗表示谢绝：“解道萧韶能得凤，何妨一鹤不来仪。”
赵执信18岁中进士，踏上仕途，28便被迫离开京城，前后只有十年时间，但严酷的现实却使他较早地成熟起来。他看透了官场的龌龊、世态的炎凉，尤其是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和某些势利小人的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极其厌恶。他要洁身自爱，保持人格，不与那班人同流合污，加之他认为自己有才华，有能力，不够谦虚待人，谨慎行事，必然使其成为被排挤的对象。所以，在他的笔下一度曾透出一种孤寂感和悲凉感。他在《除草》、《蝉》等诗中，都传达出这样一种情绪。比如，康熙二十一年，在所作《蝉》一诗中吟道：“蜕化知何故，传声秋树端。虚随貂作饰，剩有露为餐。蟋蟀劳相和，螳螂遣暂安。严霜休太逼，已怯早来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赵执信虽身处宦海，但仍能体会到百姓疾苦，其忧国忧民的意识展现于笔端。他在23岁时，曾在出典山西乡试的途中，作诗《道旁碑》，深刻揭露了道路两边许多功德碑的虚伪性、欺骗性，再现了劳动人民受之约束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可谓“而径质”、“直而切”。
青年时期的仕宦生活以《长生殿》事件为结局，也是赵执信人生中一个重大转折。如果说，在此前赵执信要实现自我还有些顾虑的话，这时的他彻底解脱了，尽将一腔愤恨与不平倾泻于笔端。
自被削职到63岁(雍正二年甲辰，公元1724年)时，是赵执信在全国各地的漫游时期。他以此排遣心中烦恼，在山水景物中寻求思想上的慰藉。通过漫游，深入社会，接近人民，体察民情民意，访问了许许多多知心朋友。他由官场的黑暗逐渐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由个人的不幸逐渐认识到了广大人民的痛苦。经过这一时期的漫游，赵执信的思想和文学创造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他的平民意识在思想中越来越多，他和平民百姓多接触一分，对掌权者之愤恨就增加一分。正是在与平民百姓的不断接触中，他的思想与感情得到了真正的深化和升华，他个人与掌权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社会化。他把漫游时期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在赵执信的创作中，无论是咏物诗、怀古诗，还是那些新乐府式的“民怨诗”，都力求对社会、对读者产生一种影响，以期引起读者或赞同、或同情、或怨恨的情感共鸣。现实主义是他诗作的一贯风格。他同情人民，一生写下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收录在他的《饴山诗录》里。该诗集共十九卷，收录赵执信诗歌1044首。
赵执信的诗有的反映清初时期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给人民造成苦难的原因，如《大堤叹》写的是水灾，《纪旱》写的是旱灾，《刈割二十韵》写的是霜灾，《记蝗》写的是虫灾等等。但赵执信不仅对天灾有怨恨，更对人祸有指责。在《记蝗》中，他劝说蝗虫不要吃农民的庄稼，最好到达官贵人的公馆里安家落户，表现了对统治集团的厌恶。在康熙四十四年的《碧波行》里，他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皇帝：“连江千里号悲风，无由吹入长杨宫。翠华春日此徘徊，何不却趁清秋来。”指责皇帝不要只到江南游山玩水，应到江北察看一下灾情，体察一下民情。在《题搜山图卷》中，他借画面上的群妖，鞭挞了统治集团中荒淫无耻的大小官员。
赵执信重社会、重读者，表现了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诗作也因此充分体现了现实性，由此与王渔洋在诗坛上倡导的形式主义作风和宗派主义倾向针锋相对，出现了清初山左诗坛上一桩著名的“诗坛公案”。王渔洋是清初诗坛盟主，是“神韵说”的倡导者。在他的影响下，诗坛形成了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而受到严羽和吴乔思想影响较深的赵执信，则主张“诗中要有人在”，反对作家无病呻吟脱离现实；主张“诗之外要有事在”，强调诗歌的现实主义和教育意义；主张“文以意为主，以语言为役”，要求形式服从内容，语言为内容服务；主张作家“从其所进”，自由选择艺术风格，反对以“神韵”的唯一尺度衡量作品的好坏。他的诗论专著《谈龙录》，针对“神韵说”②而作。赵执信还号召作家继承《诗经》、汉乐府和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不要被当时的形式主义诗论所迷惑。他的主张虽有过激之处，但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他的以上主张击中了形式主义诗风的要害，确有可取之处。
赵执信63岁时结束了漫游生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虽然隐居，但关心现实、关注社会的思想没有变，反映现实的笔也没有放。72岁时虽因病失明，但仍笔耕不辍，又出诗作百余首。他的作品语言朴素，立意新颖，至今仍有许多作品广为流传。
纵观赵执信一生，作为仕宦中的他，的确不幸，然而，作为诗人、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却正是由于这种“不幸”成就了他这样一个“抱奇才、负奇才”③的奇人。
注：
①《怀旧集·怀旧诗·洪昇》。
②《清史列传·赵执信传》说：“士祯与门人论诗，谓‘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或云中露一麟一爪而已’，（赵执信）遂著《谈龙录》……意虽诋士祯，实通论也”。
③吴雯《并门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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