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颠覆传统战争戏的惯性思维

　　10月19日、20日晚,由重庆市歌剧院、重庆交响乐团创作演出的文华奖参评剧目歌剧《钓鱼城》在潍坊上演。该剧颠覆了传统战争戏的惯性思维,不讨论战争的正义性,通过着力刻画攻守双方“战”与“和”的纠结,诠释“以人为本”、“以和为天”的主旨。

只有敌人,没有坏人
　　歌剧《钓鱼城》取材于700多年前发生在重庆合川钓鱼城的真实故事。宋末元初,蒙古铁骑和钓鱼城将士打了36年攻防战。其间,攻方统帅大汗蒙哥阵亡,钓鱼城内则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剧。在经历生与死、名节与道义的纠结后,交战双方最终化干戈为玉帛。　　　　
　　“攻方是侵略、是邪恶的、是要批判的,守方是反侵略、是正义的、是要歌颂的,是通常对民族战争正义性的解读。歌剧《钓鱼城》的创作颠覆了这个惯性思维,全剧中,没有坏人,没有小人,只有攻守对立的敌人。”在重庆市歌剧院院长刘光宇看来,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文明积淀的过程中,有利益纷争,有搏杀牺牲,这些都是推进中华民族前进的动力。
　　“我们现在的解读,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讲怎么拯救生命,追求的是民族融合和对生命的尊重。”刘光宇表示,《钓鱼城》不是为了简单地记述战争,而是要更多地彰显人性。　
　　全剧分战争主题与和平主题两大部分,和平主题宁静、空灵,战争主题急速、激烈。“在战争主题的表现中,我们很少去展现刀光剑影,那不是歌剧所长,而是用音乐和气氛来反映战争。高潮时,100多人发出强有力的和声,歌词也极具冲击力,再配合强烈的交会灯光,把战争的气氛来渲染出来。”刘光宇介绍说。

刻画“战”与“和”的纠结
　　在战争中,王立为了避免屠城,不顾自己的名节而选择投诚；忽必烈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发展,放弃为亲哥哥报仇；熊耳夫人也放弃为夫报仇,成为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关键人物。
　　刘光宇说,全剧着力刻画交战双方对“战”与“和”的艰难抉择,比如,“我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我怎么办呢?”这句歌词就充分表达了这种纠结。
　　剧中,王立将军一直在战和降的边缘挣扎,最终通过忽必烈和熊尔夫人的劝说,走向了和平。为了更好地揣摩人物内心,饰演王立的演员刘广在排练时找了个现代版参照物——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拉宾在做参谋总长时主张打,当总理后又以和为主。从这个人物入手,就一下子把内心情感勾连起来。”刘光宇说。
　　熊耳夫人从刺杀王立的刺客,成为和平使者,最早意识到停止屠城、罢兵言和才是出路,堪称剧中内心最为纠结的一个人物。“由于熊耳夫人是嫁入蒙古的汉家女,在剧中,不管蒙军还是汉军,都将熊耳夫人视作叛徒。”饰演熊耳夫人的演员车璐告诉记者,“熊耳是被王立将军打死的,熊耳夫人行刺王立败露后,王立不仅没有处死她,反而帮她养伤。在这期间,钓鱼城内家破人亡、易子而食的惨景,让她内心纠结。最终,她劝说双方,化剑为犁,缔结和平。”
音乐主题体现民族特色
　　《钓鱼城》虽然讲述的是古代的事,但是在台词设计上采用白话,通俗易懂。音乐也并非传统的歌剧形式,而是富有时代感,和声、语言、节奏在借鉴西方歌剧的基础上加以中国化,汲取了大量的民族素材。
　　“这些民族特色,突出体现在四个主要角色的音乐主题中。”刘光宇介绍说,“王立的音乐主题应用《满江红》旋律,能表现出英雄气概；熊耳夫人的音乐主题选用姜白石古曲,表达了温暖和关爱之情；忽必烈的音乐主题采用蒙古长调；王立母亲的音乐主题则是放慢后的重庆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这四个主要角色的音乐主题,穿插在战争与和平主题中,既独立存在,又相互融汇。”
　　以往歌剧中多用马头琴表现蒙古风情,而在该剧忽必烈的蒙古长调中,运用了一件历史悠久的、曾是蒙古族重要的弹拨弦鸣乐器——火不思。“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个乐器了,是剧团专门找乐器厂按照图片做出来的,希望用它来增加历史感。”刘光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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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颠覆传统战争戏的惯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