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童年记忆与求学之路
我的家乡是江西余干县，古称干越，秦朝时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余干在鄱阳湖的南岸，也算是个鱼米之乡。宋代诗人王十朋有一首诗：“干越亭前晚风起，吹入鄱湖三百里。晚来一雨洗新秋，身在江东图画里。”写的就是余干的风光。我家在乌泥村，历史上归石口乡管。乌泥是个大村庄，有近千户人家，几千人口，村口有两棵几百年树龄的苍劲古樟，村前的互惠河蜿蜒穿行，古朴的民居坐落在树丛之中，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村庄。
书名：《闲来笔潭》 作者：吴官正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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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官正，男，汉族，1938年8月出生，江西余干人，196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4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务。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吴官正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创作的随笔、散文、杂记、小说、对谈等文学作品及部分画作。既有青少年时代的生动回忆、工作后的难忘经历以及退后所思所悟等写实之作，又有寄实于虚、寄虚于实、虚实结合的虚构篇章。读来或使人感慨，或令人称奇，或怡人心智，或催人奋进。
（一）
我的家乡是江西余干县，古称干越，秦朝时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余干在鄱阳湖的南岸，也算是个鱼米之乡。宋代诗人王十朋有一首诗：“干越亭前晚风起，吹入鄱湖三百里。晚来一雨洗新秋，身在江东图画里。”写的就是余干的风光。我家在乌泥村，历史上归石口乡管。乌泥是个大村庄，有近千户人家，几千人口，村口有两棵几百年树龄的苍劲古樟，村前的互惠河蜿蜒穿行，古朴的民居坐落在树丛之中，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村庄。
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约下午3点，我出生了。父母都不识字，我上边有两个姐姐。一个男孩的降生，给这个贫困之家带来了欣喜。
在我出生前，因村里一户恶霸家的人把脏水泼到我祖母身上，叔叔来水一气之下动了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个不要命的人，就恶人先告状，上县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结果判我叔赔他家18担谷子，否则就坐牢。万般无奈，我叔就去卖壮丁，卖了18担谷子，顶人去当兵。我出生后，父母请来水叔叔给我取个名字，他想了一下不无感慨地说：“本来是我有理，到头来却输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随部队开往湖南衡阳，不到半月，不幸染上霍乱死了。消息传到家里，祖母悲痛欲绝，日夜哭泣，时间一长，眼睛也失明了。在“文革”中，有人攻击我，要我改名字。我说，你们不了解，这是我叔叔取的，“官”是家里吃“官司”输了，“正”是兄弟一辈的辈分，没有想当官的意思。又有谁知道，这个名字来源于一桩痛心疾首的往事！
当时爷爷奶奶、我们一家，还有大叔一家、细叔都挤在一幢很小的三间瓦房里。由于贫困拮据，三世同堂难以维持，终于分了家。这房由爷爷奶奶和细叔住，我家和大叔家搬了出去。大叔家到外村借人家的茅屋住，我家借了亲戚的一间半破屋住。后来妹妹又出生了，全家六口挤在一张旧床上。
当时，家里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顿难保下顿，一年到头常喝稀菜饭，最可怜的是父母和姐妹。因我是男孩，母亲对我特别关爱，每到晚上都给我一个红薯吃。夏季雷雨交加时，母亲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进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们家就断根了。”那种特殊照顾令我终生难忘。有一次，在床底下趴着时，突然发现墙角盘着一条蛇，把我吓得要死，赶快往外跑，外面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我成了惊呆的“落汤鸡”。至今一想到那条蛇，还有些毛骨悚然。
我大概5岁时，一有钱邻居家的儿子结婚，一个小孩端着饭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饭和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母亲等人家走远后，把地上的肉捡起往我嘴里塞，那味道真好，感到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接着母亲又把草上的饭也抓起来给我吃了。
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年倒了圩，家里全淹了，日子异常艰难。把谷打碎，与糠米一起加菜煮了吃，外加一碗没放油的咸菜，吃过饭后，胃里常常像刀割一样难受。后来米没有了，只能吃糠拌菜，两天拉不出大便。父母着急，让我蹲着，母亲用筷子从我屁眼掏大便，有时还要用水灌冲。后来，父亲买了一些麻油要我喝下，同时多喝水，才慢慢把糠屎拉掉。真是不堪回首啊！
江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鄱阳湖边更是常常寒风四起。家里穷得买不起衣服，整个冬天，只穿一条旧裤，没有袜子，几乎整天蜷在被窝里，特别是晚上起来小便，经常冻得牙齿咯咯响。
（二）
8岁时，父母送我去读私塾，大概用了几个月，很快就把识字的三本书学完了。先生要我背《千家诗》，后来又要背《纲鉴》，我识字背书常受先生夸奖。对《千家诗》和《纲鉴》，那时虽会背诵，但不解其意。
9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没法，只好中止学业，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着拾猪粪的时候，到村里小学教室旁晒太阳。老师在里面教，我隔窗认真地听和记。放学时，为了显示一下，我故意大声背诵老师教的内容。一个胖老师，后来知道是詹洪钦老师，听到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读过书吗？怎么不来上学啊？”我回答说：“读过一年私塾，已经忘了一大半，家里穷，没钱上学。”他说：“你家连几升米也没有？”我听后，默然离开学校回了家。
几天后我要求去上学。父母说，真供不起，你就种田吧！我不死心。又过了一天，我“偷”了家里几升米，用一条旧裤子扎着，背着父母，一溜烟跑到学校去报到。学校管事的人用秤称，问：“还多出五两半，怎么办？”我说：“那就给我几分钱吧。”第二天，我出门时母亲问：“你到哪儿去？”我回答：“上学去。”母亲说：“没有钱啊，你怎么读？”我小声说：“我有办法。”
到了学校，老师看我已过12岁，问上几年级，我想了一下，就说，“上四年级”。上课时，语文课本里许多字不认识，算术更没学过，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经过努力，勉强上了五年级。五年级开始要写作文，我不会，常抄同学的。算术学得还可以，历史、地理记不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年级下学期，才慢慢地补过来，能跟上学习进度了，有的课学得也不差。
儿时我也有些调皮。有一次历史考试中有一个填空题：宋代哪个奸臣害死哪位民族英雄？我搜肠刮肚都想不起来，心想老师什么题目不出，偏出个我记不住的，那我就写你的名字。于是，我就填上“某某”害死了岳飞。老师非常生气，给我打了零分，说：“你太不像话了，我是奸臣秦桧？”我回答说：“我记错了。”他更生气了，说：“你诡辩，不老实。”我小声嘟囔：“就算这道题做错了，也应该给90分吧，其他都做对了啊！”老师一点儿也不让步：“你污辱我，不这样，你改不了。”现在想起这事真后悔。
记得在六年级，我与一个同学打架，受到谭校长的严厉批评，罚我们到井里提水并抬回来，还说什么时候我们和好了，就不用再去抬水。我们俩往井边走，我说：“今后我们莫打架，好吗？我们回去，不抬水给他们吃。”这位同学说：“好。”我们俩抬着空桶回来，谭校长一看很生气，说：“你们真坏，带一桶水总可以吧？”我说：“你不是说什么时间和好了，就不用抬吗？我们走到井边就和好了。”其他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我还觉得很得意呢！
我7岁就开始放牛、锄草、犁地、耙地、割禾、车水，除扛禾斛、水车外，几乎所有农活都会干。上学后，星期天和寒暑假都要帮父亲干农活。9岁那年，在殿嘴上耙田时，不小心摔倒了，脚被耙齿割得鲜血直流，痛得死去活来。有个好心人把烟丝往洗净的伤口上撒，用布包上。记得躺了好久，才忍住了痛，几乎是爬回家的。母亲看了，直流眼泪。
1952年年底，我小学毕业。在家劳动了半年，1953年夏，乌泥小学18人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我和村里另外两位同学考取了。为筹学费，我四处捡猪粪、拾瓜子，备钱上学，有时也到学校去看看书。
解放时，我家评的成分是贫农。土改时本来分给两间地主家的房子，父母考虑到我的五爷爷因参加革命在琵琶洲被国民党杀害了，担心变天遭报复，商量后要了祠堂的牛栏，把牛粪、杂物打扫干净就搬去住了。这个牛栏约十米长、三米宽，还有个小偏房，大概六七平方米。小偏房的南墙和东墙是用拆了的旧船板钉起来的板壁，很难看，板缝大小不一，大的可以伸进拳头。最别扭的是，我家偏房出口的东边不到一米，就是邻居家的厕所，而偏房是我家做饭和吃饭的地方。每当我们吃早饭时，他就来拉屎，实在臭不可闻。几经交涉，邻家就是不迁走厕所，找村干部，也不管。有一天，父亲忍无可忍，要拿砍柴刀去拼命。母亲拽着他，大声喊我进去。我拉着父亲，哭着说：“你怎么这样糊涂，杀了人要抵命的，家里就你这一个劳动力，以后我们怎么过？你下决心送我读书，我们家总有出头的日子！”父亲软了下来，说：“旧社会受人欺侮，解放了还这样，日子怎么过？”这个臭厕所直到我上大学后，也不知什么原因，才迁到了离我家十多米远的南边。到我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用落实政策补发的六百多元钱，把这旧房拆除，在前面盖了三间平房，总算了却父母的心愿，弟弟找对象时才有了一幢砖瓦房。
住在牛栏里，被许多人瞧不起，使我最伤心的是一位亲戚对我母亲说：我的亲戚都住好房，就你家还住狗跳得过的破房。母亲说：我们没有本事，有什么办法？她接着说：那你儿子还读书呢！母亲默默承受着。我回来后，母亲哭着对我说：太欺负人了，人穷盐钵里都长蛆，你要好好读书，为妈争口气。我听后，也哭了。
（三）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学，很高兴。上学前去村里开介绍信，村会计写道：吴官正家贫农，生活比较困难。我说，你能不能写生活很困难。我家六口人，吃饭靠父亲一个劳力，还要供养爷爷奶奶，经常缺吃少穿，这还不能说生活很困难？这个会计却死活不肯，把我撵走了。
余干中学在县城，离我家有十多公里路。它的前身是1923年创立的“玉亭初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他两所学校合并，成为余干中学，当时只有初中。我带着一床破旧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36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缴伙食费，读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周末，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我饿着肚子与同村的同学吴振芳往家里走，深夜才到家。我对父母说：“学校停我的伙食了，你们能否给我一点儿钱？”母亲说：“哪有钱？明天我到李家渡集上去卖些红薯再说。”第二天，母亲提了一篮红薯，带着我去赶集，结果只卖了三角七分钱。我拿着钱往学校走，到了钟山岭脚下，饿得实在难受，用五分钱买了一碗米汤圆吃。到学校把剩下的三角钱交了伙食费。我想，这书看来是读不下去了，于是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张老师，我家没钱，实在读不下去了，我想过两天休学回家。”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有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是‘很困难’，就给甲等，‘困难’给乙等或丙等。”我介绍家里的情况后，张老师说：“啊，这么个情况！我向学校领导反映反映。”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样也能读下去。听同学说，你很穷，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快12月了，你还只穿一条单裤，袜子也没有，手像鸡爪子。你读书用功，坚持下去吧！”听了老师的话，我难过得掉了泪，真是既温暖又心酸啊！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一无所有。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太想读书了，决心坚持读下去。母亲看我态度坚决，就说：“你把我和你姐姐、妹妹的首饰拿去，到亲戚家抵押，请他们给10元钱让你去上学。”说着母亲、姐姐、妹妹都大哭起来，我很伤心。母亲实在不想把这些多年积存的宝贝拿走，但为了我上学，别无他法，只好硬着心拿到亲戚家去换钱。结果把情况说了，人家还是不同意，我只好哭着回家。不记得村里谁出了个主意，说村里开个介绍信，拿这些东西到县里可以换钱，于是我要父亲驾船送我到县城去。涨水时的鄱阳湖烟波浩淼，风急浪高，小船在洪水中挣扎。在湖边长大的我，虽然经常走水路，在颠簸的小船上仍然感到害怕，但盼着能继续上学的那一丝希望鼓励着我，恐惧已不算什么，只愿小船快快驶向岸边。皇天不负苦心人，那些首饰在县银行卖了十元四角钱，总算交上了学费。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世事沧桑，人情纸薄，一想起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只好改在粮食仓库上课。水退后，又搬回学校。也许是差点儿失学的原因，我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学习动力十足，学得也很轻松。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学习进度，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到初二下学期，初中的数理化全部学完。在老师的帮助下，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
记得初二下学期的一天，聂琼老师上代数课，我在书上给她画像，不知什么时候她悄悄走到我身边：“吴官正，你干什么？你画谁呀？”当她看到画像边上写的“聂老师”三个字，很气愤地说：“我就长得这么难看？”我强辩道：“老师，是你长得不像我画的。”聂老师更生气了，怒气冲冲地说：“混蛋，到黑板前来，回答几个提问。”她出了几个题目，我都做出来了。看难不倒我，又出了一个初三的题目，同学在下面叫起来：“老师，这个还没学。”但我也做对了。聂老师消了气，说：“你懂也不要骄傲，你是班长，上课要认真听讲。”我说：“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有的同学乱画人头像，也在旁边写上“吴官正长得不像我画的”，我也从不计较。
读初中时，粮食很紧张，学校食堂早餐都是稀饭。一大桶稀饭，每人分三小碗，剩下的每天轮一个组吃。有时太稀，一个人吃五六碗，上课不到四十分钟，同学们提着裤子往外跑，边跑边叫：“要爆炸了！要爆炸了！”有的同学还编了顺口溜：稀饭稀，照见眉毛照见须，三碗吃下去，个个成了饿死鬼。
到了初三，我学习更主动，成绩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还加入了共青团。快毕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要我报考高中，可我一直不同意，说：“家里太困难了，上师范不要钱。”张老师说：“你自学能力强，今后会有发展前途，还是上高中好。”先后谈了好多次，我都没松口。后来，刘周度副校长找我说：“吴官正同学，我们考虑你有很大潜力，国家需要人才，学校已报请上饶专区教育局同意，保送你到鄱阳中学上高中，你班上就保送你一人。”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经定了，请学校给鄱阳中学说好，每年给甲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
这样，我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开始自学。有时遇到困难，放一放，跳过去往前学，再返回来又懂了，并把课本上的练习都做了。这年暑假两个月都在家自学。1956年的暑天干旱炎热，田里禾苗半枯焦，父母去车水抗旱，我不去。爷爷骂道：“人家一个儿子都去抗旱，你们两个儿子，都这么大，还不去帮帮忙，看你父母都累成猴子精了。”我顶他：“你的父亲和你不是年年抗旱吗？怎么还这么穷？我不去，我要看书，我决不跟你们一样！”爷爷没办法，说：“懒东西，没良心。”我一方面感到爷爷说得对，父母可怜；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自己的自学能力，看到了今后的希望。我努力学习，抓紧时间记，抓紧时间领会，抓紧时间做练习。到鄱阳中学上学时，高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
（四）
鄱阳县离我家约25公里，当时就是个有近60万人口的大县。鄱阳中学创建于1902年，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饶河河畔。这个学校不仅在上饶专区是重点学校，在全省也有些名气。
1956年8月底，我带着八角钱去鄱阳中学报到，注册登记的那位中年人说：“请交钱和证件。”我回答说：“我说不上高中，校长硬要保送我来。我只有八角钱，还要留下用。学校答应过，你去问问好吗？”这个中年人说：“还有这样的学生，真有意思！”他问后回来说：“你先报到吧。”
开学以后，学得轻松愉快，助学金也如愿得了个“甲等”，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我更潜心钻研，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我很刻苦，也很认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课本在一年内全部自学完，所有的练习都做了。到了1957年6月，我问学校领导：“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校领导回答：“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从高二开始，我就自学大学的数学，用了两年时间，学完了极限、导数、微分、积分、概率论、复变函数和偏微分方程等课程。高二、高三每学期考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得了伤寒，我请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染上了副伤寒，高烧不止。学校很着急，把我抬到县医院，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5-40度不退。孙守谦校长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用氯霉素。后来听说，孙校长是南下干部，找到县委书记说：“这个同学家里很苦，学习成绩门门课满分，请求县委救救他。”这位县委书记批准用18颗氯霉素，我吃了两天，烧就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家里没钱，据说是学校报请上级教育局同意，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这件事我终生铭记在心，没有共产党，没有孙校长和县委书记的关怀，没有医务人员的努力，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的爱人张锦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班主任薛番琛老师很喜欢她。我住院期间，薛老师常要她来看我。她有时还带几个包子给我吃，我很感动。我学习好，她很佩服。我家穷，没有什么衣服，一身衣服穿好多天，也没得替换。她同情我，有时接济我一两块钱用。出了院，我觉得她真好，就想同她谈对象，她没同意，也没拒绝。高三时的一天，她说：“人是会变的，你今天对我好，今后未必。”我说：“不会……”
快高中毕业了，要填报高考志愿，我对班主任说，我报北大数学力学系、南京大学天文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力学系。薛老师却说：“建议你第一志愿填清华大学，学工科有些体力劳动，你体质弱，这对你有好处。”结果，我第一志愿报了清华大学。当时张锦裳和另一个同学张淑文劝我不要报考清华大学，担心考不取。我说：“就要报，清华大学总要招人，我一定能考取。考不上，就回家种田。”张锦裳对张淑文说：“没办法，他这人太倔，随他去。”
真是不幸，在高考的节骨眼上，我却发起烧来，考数学时高烧397度，学校请医生给我打安乃近退烧。监考老师很关心，看到我做完题正在检查，就说：“你都做对了，交卷吧，回去休息。”考物理和化学时我也发高烧，都是靠医生打针才坚持下来的。现在想起来，当时怎么就那么倒霉呢？
1959年8月上旬，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听说后，从家里跑了四公里路到石口乡政府去领。心里高兴，一路唱一路跑到家，后来又赶到县城告诉了张锦裳。她也很高兴，不过又有些担心。为了使她放心，我说：“我们结婚吧！”她点点头，同意了。没过几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饭，用的是旧床、旧被，我们就这样结合了。
（五）
清华大学是考上了，愁的是到北京去的路费。我找到村里，了解到我家秋季可以分得24元钱，要求提前给18元。村长说要向乡长汇报。我找到乡长，提了这个要求。他想了一下说：“不行，你没钱可以不读呗。”当时我几乎气炸了，但没做声，回到家里默默地流泪。后来张锦裳的大哥给了20元、细叔给了18元、高家姐夫给了8元，总共46元，准备从鄱阳坐轮船到南昌，再乘火车上北京。
出发前，我同张锦裳到学校去辞行，在校门口遇到杨辉副校长。他说：“你来得正好，你为学校争了光。你家困难，上饶专区教育局给学校50元钱做困难学生的路费，决定给你20元。”我高兴极了，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去会计那里领了钱，又去教务处领了毕业证书。发毕业证书的老师说：“真是人不可貌相，你土里巴叽的还能考上清华大学，看不出来。”我笑了笑，想到还有那20元钱，点了点头出去了。
从南昌到北京怎么走，我也不知道，只能打听。到南昌火车站一问，才知道没有到北京的直达列车，坐慢车要两天两夜，票价是136元。慢车站站都停，到汉口转车时，已经坐得头昏脑涨。我走进一家餐馆吃饭，看到红烧鱼七角八分一盘，就要了一盘，还以为是最便宜的，哪知吃了一会儿，再往黑板上看，傻眼了，这是贵的，其实一角二分或二角钱的菜也有。当时心里真后悔，嘴里也没味了，鱼也吃不下去。坐了一会儿，就离开餐馆去排队等火车。
在火车上一直坐着实在太难受，就在一个长座位上躺了下来。有旅客来问，有人吗？我回答没有，并起身让出座位。那位想坐在我旁边的旅客把东西往行李架上放时，我抬头看了一眼，结果他拎起包就走了。我心想，他一定把我看成小偷了。我上穿一件土布衬衫，下穿一条毛士林短裤，没洗脸，没洗脚，身上有股酸臭味，也难怪别人这样看我。我倒觉得蛮好，来一个旅客问，我就看他的包，人家马上就提包走人，让我睡了个好觉。
9月8日，到了北京前门站，天气有些冷，接站的同学很热情，拿了一件旧大衣给我穿，说先报到，还问我带了多少钱和粮票，我说：“80斤粮票，钱只有一点儿。”的确，我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只有一件张锦裳给的旧棉袄，一条长裤，一双布鞋，一床父母床上的旧被子。同学们很好，说你是从农村来的，没关系，给你发10天的伙食票。
学校很棒，给了我甲等助学金。由于高等数学已自学到大学三四年级的水平，因此学习一直很主动，成绩也好。
入学不久，开始分班，我分在动力系热能动力装置专业二班。班上共21人，戴眼镜的不少，大多穿得像模像样，而我又黑又瘦，衣服又旧又不合身。当时辅导员吴荫芳老师要我当班长，我说：“不当，能否当个团支部委员？”吴老师问：“为什么？”我想到高中被整的痛苦经历，脱口而出：“我不想整别人，也不想挨整，当个团支部委员挺好。”吴老师哈哈大笑。他很有涵养，真的提名我当团支部委员。心想今后自己不会再被整了，很是得意。大学三年级时，我被选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与同学关系处得都很好。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不太进步”的，都同我谈得来。在大学六年中，我没有整过一个同学。全班同学在“文革”中和后来，也没有犯错误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同学们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年是国庆十周年，学校组织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我心情非常激动。9月30日，全班同学每人发一斤八两干粮，下午六时出发，走到五道口车站，等了约一小时，再乘火车到西直门车站，又排队步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才到王府井大街百货商场附近休息，此时干粮已吃掉了一斤，口渴就喝自来水。八点多钟，队伍又开始移动，在东长安街边第一次看到坦克、大炮、重机枪，十分兴奋。不到十点，林彪开始检阅部队。阅兵结束后，接着游行。当我们走过天安门城楼时，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我们大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喊：“人民万岁！”那时的热情、激情，真是情不自禁。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走到西四停下来休息，吃干粮，喝自来水，只剩下两个包子留到晚上吃。下午六时左右，队伍又返回到天安门广场跳舞，看放烟花。我从来没跳过舞，女同学拉着手教，实在不好意思。大家都在跳，就数我跳得最蹩脚。晚上十点多，人群逐渐散去，我们又回到西直门，乘火车返校。到学校时，已是10月2日的凌晨。
北京的冬天来了，寒风刺骨。我上身穿张锦裳给的旧棉袄，下身穿一件绒裤，脚上还穿了袜子，尽管天很冷，却很满足。每天六点之前起床，洗漱后在食堂买两个窝窝头，里面塞上咸菜，一边吃一边走，去教室占位子。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年长的大多戴着“右派”、“历史反革命”之类的帽子，有这样那样的所谓“政治问题”，年轻老师中也有右派，还有苏联老师。老师们上课都很认真负责，书教得实在太好了。有一年过春节，我约班上几位同学去看方先生和宗先生。宗先生说：“你们来了，我是右派，你们知道吗？”我说：“听说过。我们来给你拜年，你是先生，你的书教得很好。”师母很高兴，忙着拿糖果给我们吃。
生活困难的那几年，学生每天粮食定量一斤一两，早餐三两，中晚餐各四两，油和肉定量都很少，连蔬菜也是每天定量供应的。年轻人饭量大，肚子里又没油水，经常饿得难受，我脚脸都浮肿了。为改善学生的营养，学校从北大荒搞了些大豆，一个月分给我一斤。
大学二年级时，还是选我当了班长。这年春节，学校宴请留学生，我被指派作为中方学生代表之一参加宴请和联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得那么好，也是第一次喝红葡萄酒，十分开心。我没有尝试过自己的酒量，不知道葡萄酒也会醉人的，一口就喝了大半杯，不到几分钟，就觉得头昏脑涨，天旋地转。在回宿舍的路上，吐得精光，事后想起，后悔不迭。如此一顿美味，吃进去又吐了出来，确实可惜。
在经济生活困难时，同学们对食堂很有意见，换了几个人都没办好，系领导决定让我代表学生去参加食堂管理。我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作了许多改进，伙食也有些好转。半年后因营养不良，身上浮肿，组织上要我回去休息，我没有同意，最后到底还是挺过来了。
1961年冬天，晚上常饿得肚子痛，有时爬起来喝自来水。在同学议论毕业后干什么时，我说：“说心里话，只想到北京饭店端盘子，人家吃剩下的，我去扫盘饱吃一餐，就心满意足了！”同学中有人说：“你还是团支部书记，讲这样的话？”我说：“肚子比思想过硬，有什么办法？”大家都苦笑。大雪纷飞的时候，同学们都很高兴，盼来年农业丰收。我说：“瑞雪兆丰年，粮食翻一番，八月十五大会餐。”同学们都乐了。
由于自己要求进步，积极申请入党，一年多之后，经组织审查，认为我品学兼优，符合入党条件。1962年3月21日，由高成、米盈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在北京读书的几年间，家里生活很困难，主要靠张锦裳每月26元的工资来维持。我每两年暑假回去一次。弟弟上学、结婚的钱和我从北京到家乡的来回路费都是靠她解决的。她十分节俭，很不容易，又要教书，又要带孩子，还有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次，她要我母亲给些布票，帮我买两件绒衣。母亲说：“官正在毛主席身边，还会冷到他？如果是你要，我就给你。”母亲没文化，她的话也可以理解。
1964年，奉上级要求，在指导老师带领下，我们七位同学去上海合成橡胶研究所，帮助02车间解决聚四氟乙烯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问题，然后再写出毕业论文。同学们分了三个组：裂解、精馏、聚合工段。我和郭树清分在聚合工段。那时聚合常因测量滞后，反应迟钝，引起聚合釜爆炸，迫切需要解决快速温度测量和聚四氟乙烯单体储罐的液面测量问题。这单体沸点很低，找遍资料没有记载。我跑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在一本物理化学书中得到启发。又听说武汉化工研究所生产全氟三丁胺，我设法买来，设计了一种液面计，按物理化学方法进行校正，终于获得成功。郭树清研制出的小惯性热电偶也很成功。这两项技术用在聚合工段，不但不再发生爆炸，而且聚四氟乙烯的质量也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时裂解、精馏工段的测量和控制问题也都解决了。对此，研究所评价很高，学校很重视，上海市化工局领导也很高兴。我们在上海待了八个多月，各自写出了毕业论文，作为绝密资料存档。后来还为四川晨光化工厂设计过测量和自动控制系统。
这年3月，我爷爷去世了，享年83岁。我很思念一生贫困可怜的爷爷。
还是3月，全国研究生考试，我没有报考。5月初，清华大学党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校参加5月20日的研究生补考。我只好听组织的话，回去参加研究生考试，被录取了。我当时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考虑家里太穷，想早一天参加工作；另一方面又为考取研究生感到高兴。
1965年大学毕业前，校长蒋南翔和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领导接见了我。我作为优秀毕业生，获得蒋校长颁发的奖章和证书。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当年第15期以“清华大学量五班上海毕业设计队”署名，发表了《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毕业设计工作》一文。清华大学学报还发表了文章：《迈进在红专大道上--记动力系优秀毕业生吴官正》。
读研究生期间，指导老师是在英国留过学的方崇智教授。他开了五本书的单子，其中三本俄文、两本英文，给的题目是“氧气顶吹炼钢的测量和控制”。最难的是热电偶的保护套管不过关。我到卢沟桥附近的耐火材料厂去调研，从资料中得知氧化锆套管耐高温、耐腐蚀，我设计了套管，用上后，寿命提高了好几倍。
不久，学校决定让我去延庆参加“四清”运动。蹊跷的是，头一天发的一个月46元助学金，放在枕头下面，第二天一看只剩下6元。我心里又气又急，就叫工作队队员小连到商店给我买一斤饼干。给了他一元钱，他用了六角四分，还剩下三角六分交给我。正吃饼干的时候，蔡祖安队长看到了，说：“吴副队长，怎么一个人吃起饼干来了？”我说：“这个月学校发的46元助学金，40元不见了，心里不舒服，要小连买一斤饼干补补身体。”他“啊”了一声走了。我想，全让人家拿去了还不是一样过？真是阿Q精神，自我安慰。
在延庆县古城村搞“四清”，十分辛苦。按照规定，我们都在老乡家同吃同住。最难受的是吃饭。那时老百姓很穷，收入很低，伙食很差，常常吃不饱。塞北的冬天十分寒冷，一个冬天没有抹过澡，生了一身虱子。到1966年开春，把里面的衣服脱了，用开水泡，上面一层虱子。这时身上奇痒，才发现头上、眉毛上都长了虱子。真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啊！
有一次，蔡祖安队长回市里去了，县里通知开工作队领导会，我骑自行车去了。中午每人发三个大馒头，半碗红烧肉，半碗咸萝卜干，我又买了三个大馒头，全部吃下去了。过后不久，嘴里发干，就拼命喝水，胃胀得难受。下午开会时，我坐不下去了，频频往厕所跑，想吐又吐不出，想拉又拉不出，实在难受。到晚上未见好转，嘴里流涎水，整夜没睡好。第二天早上只喝了一碗稀饭，便骑自行车回到古城村。
没过几天，又发生了一件让我难忘的事。县里办公室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工作团领导要来古城视察。我问要不要在老乡家派饭，他说不用麻烦老乡。正午时分，来了三辆小车。一下车，县里来的领导说：“小吴，你去拿两瓶开水来。”我答应“好”。我提来开水，见桌子上摆满了茶蛋、油饼、包子，真希望也让我吃点儿，但没让跟着吃，很不是滋味，心想：要求我们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和老乡过的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还说不要麻烦老乡，全是鬼话，两面三刀！他们走后，我说：“同志们，我们也别麻烦老乡了，明天到养猪场搭伙去。”大家都同意，生活大有改善，后来每说到“不要麻烦老乡”，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件事几乎影响了我一辈子。当领导的一定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不久，我返回学校，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后来“文革”开始，学校乱哄哄的。1968年4月，我被分到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文革”结束后，学校才补发了我的研究生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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