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局长”

　　吴官正

　　我到山东工作后走访的第一个部门是省信访局,在大会小会、不同场合多次讲信访工作,五年多的时间批阅了三千多封群众来信,自己接访的次数也比较多。对此,各级干部绝大多数很重视、很支持,处理信访案件很认真、很及时。但也听到有人议论:一个省委书记,有多少大事要抓,还要当那个“信访局长”,亲自过问群众来信来访,有必要么?
　　回忆在山东处理信访案件和抓信访工作的经历,我至今感到:真正当好人民群众的“信访局长”,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个阀门不减压不得了
　　我一向认为,信访部门是个“窗口”,从这里能看出群众的情绪,看出基层的工作；信访工作是个“安全阀”,做好了能消解老百姓的怨气,减轻维护社会安定的压力。但说实话,刚到山东的时候,信访量那么大,是我始料未及的；反映的一些问题那么严重,也是令我触目惊心的。
　　1997年4月21日,我到山东上任的第十天,看到一份信访简报反映:几天前,一个县的三个基层干部因到农民家里收钱(据说是集资修路每人摊派120元),被一个称作“钉子户”的农民全杀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悲剧!那几个干部为工作遭了杀身之祸,那个农民被逼犯了大罪将受到法律惩处。我让信访局的同志查查,案发的地方此前是否有过为反映负担过重而上访的事情。经调查了解,那个县的不少村子曾不止一次大规模集体到乡里、县里,甚至市里上访过。可怕的是,当时搞集资摊派,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相当严重,也相当普遍,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悲剧,也就不是一起两起、一两个地方。这着实令人忧虑。
　　1997、1998那两年,我接待了不少上访群众。多数是在省委门口,也有的时候是在上班或下去调研的路上被拦住。遇到的上访者,有情绪激动、边哭边说的；有说乡土俚语、口齿不清的；有拿着上访材料,往你手里递的。我或是耐心聆听,嘱身边人员记下来；或是阅批上访材料转当地和有关部门处理；或是引领上访人到信访局接待室按程序办理。有几次接访的情况仍历历在目。
　　1997年8月4日一早,我在省委大门口接访了某市某区的几十个群众,了解到同样是因为集资摊派、负担过重,遂在上访材料上作了批示:“部分群众大规模集体到省委上访,说明那里的群众工作做得扎实、细致吗?是群众没有到区里、市里上访过吗?还是去了多次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究竟做到家没有?这么多人来省上访,有关部门及时报告了区、市主要领导吗?请市委督促区委区政府专门研究,多从自身工作上找原因。”在市、区领导的重视下,事情得到解决,并向省委写了专题报告。
　　1997年12月22日,我接访了鲁西某县一个村十几位农民,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我给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写了封信:“今晨你县十几位农民来省委上访,哭诉反映农民负担不堪忍受等问题,我已劝他们返回。即派督查处几位同志赴村,恳请你们上午到村里去听取意见,如果负担过重务必按政策减下来,如果反映的问题失实,也要做好工作。”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给我回了信,说明了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和解决的措施。我在他的回信上批道:“党的政策是爱民富民,要下决心发展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制止干部简单粗暴。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把两个文明建设好。不要图虚名,要图人民的实惠。”
　　1998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拉开窗帘时,恰好看到省委大门口一中年妇女赤裸上身不顾警卫人员拦阻往院里冲,即让秘书通知信访局长赶快过来接访,弄清情况后向我汇报。信访局长很快气喘吁吁地到了我办公室,汇报了情况。那位妇女受村干部刁难,不划给她宅基地,两个儿子无宅基地盖房娶不上媳妇,因而到省里来上访。我当即给这个市的领导打了电话。后来得知那件事情得到妥善解决。
　　我自己接访的次数再多也毕竟有限,多数是通过批阅材料分析情况,督促解决问题。有些材料很翔实,反映的情况很有说服力。1997年10月,我看到一份材料上反映某县的一些农民,为逃避农民负担以及地方的各类乱收费、乱集资,把户口从当地公安部门提出来,办理假迁移,或将户口放在口袋里。这种“口袋户口”现象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有不少。1997年11月,看到大众日报《内部参考》上反映的某县某乡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这个乡是1978年新成立的小乡,全乡2.8万人,乡镇干部加上“七站八所”的人员吃财政饭的多达250人,公办民办教师250人。上年农民人均负担150元,全乡合计400万元。而乡村干部和教师的工资以及优抚费、计划生育经费、报刊杂志费等,算下来需要480万元。也就是说,把农民的提留和各种税费都收上来,收支相抵还差80万。有的上级部门还要求乡镇“五小”配套:要有小食堂、小阅览室、小娱乐室、小浴室、小花园,独门独院,有的还要求有微机室。
　　当时围绕减轻农民负担,省里多次开会研究部署,我也费了不少脑筋。首先是摸情况。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组成14个督查组,对各市地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督促各地认真贯彻中央、省委有关文件,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落到实处。其次是从上级机关抓起。要求省直部门带头自查,停止不切实际的升级达标活动,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1997年年底,开始清理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省政府取消了36个涉及公路、电力、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不合理收费项目,纠正了一些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第三是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接下来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中,通过撤并乡镇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加大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使农民负担得到较大幅度的减轻。2000年以后,涉及农民负担的信访量大幅度降了下来。当然,取消农业税、给种粮农民补贴,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那是后来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
　　现在想来,我仍然特别感谢山东的各级信访干部,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化解了不少矛盾,也给我很大支持。我经常对他们讲:做信访工作要换位思考,如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受到不公、委屈,日子过不去,甚至受到欺压,咽不下那口气,向党和政府反映,应当怎么办?有些上访群众有气,不让人家把气发出来不行。如果群众把气出到你们身上,心情能够舒畅一些的话,我看你们就作出了贡献。如果有人行为过激对不住你们,就算是我对不住你们。
要让群众的日子过得去
　　如果群众的日子过不去,信访是控制不住的。在上访的人群中确实有“老油子”,但毕竟是极少数。有多少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高高兴兴的人,整天跑到省里上访呢?
　　1997、1998年前后,正处于经济转型、结构调整时期,山东部分企业困难加剧,下岗和失业职工近百万人。特别是来自纺织、机械、轻工、商业等系统的信访量居高不下,甚至有些到省委上访的人群,情绪很激动、言辞很激烈。那段时间,为了掌握企业下岗职工的情况,我跑到基层去摸了几次情况。
　　1997年4月17日晚8时许,征得主人同意后,我走进济南国棉一厂的一户职工家里。看着窄小、低矮的房间和饭桌上剩下的咸菜、馒头,知道这家的日子不好过。我问那位工人师傅:“职工当前最关心的是什么?”他说:“企业改革。怎么改,也得让我们有口饭吃吧。不然职工情绪能稳定?社会能安生?”
　　从那一户职工家里出来,约9时许,我又到了济南国棉二厂。在该厂副厂长引领下,我到生产车间看了看,部分机器停转了。副厂长对我说:“纺织是济南的传统产业,纺织工人曾经是我们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依靠力量。建设时期,也为我们国家的出口创汇、财政收入作了很大贡献。随着限产压锭的实施,这个企业失去了原有的生产能力。”现在面临的形势很严峻。
　　我在随后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说,广大国有企业职工为国家经济建设作了重要贡献,目前正在结构调整中求生存、求发展,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支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和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济南市的领导此后到厂里开了现场办公会,帮助企业确立了“退二进三”的调整方案,即退出纺织主业,转向发展商业,实施以土地置换改善职工居住条件的“安居乐业”工程,并给予企业优惠政策和多方面的支持。
　　1998年是全国纺织企业较大幅度压锭的第一年。这年的4月3日,我再次来到济南国棉一厂,了解企业压锭和人员分流情况,倾听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看到干部职工情绪稳定,纷纷表示有信心把企业搞好,争取早日走出困境,我为他们的奋斗精神所感动。4月24日,我又到了济南国棉二厂,了解生产经营和职工思想、生活情况。随后召集省计委、省经贸委、银行和省总工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并委托省总工会协调优势行业企业帮助纺织企业走出困境。在有关部门、单位和市里的关心帮助下,济南国棉二厂的结构调整和脱困方案得到落实。压缩落后棉纺锭14.13万枚,利用腾出的空闲厂房,兴建了仓储超市和玻璃瓷器市场,实现了“腾笼换业”,使职工就业和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1999年9月11日,我第四次来到济南国棉二厂。看到原有的车间改建成超市后,有800多名职工重新上岗,我很高兴。2001年1月,新建的职工住宅楼竣工,500多户职工搬进新居。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地致信该厂全体职工:“得知你们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解决了生产生活问题,特别是同志们即将乔迁新居,我十分高兴,分享你们的喜悦。”后来,还收到该厂几位职工的回信,叙说了全厂干部职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走出困境的喜悦、感激之情。我看了很受感动。那年的大年初三,我应邀到国棉二厂看了改建而成的妇女儿童用品市场、食品厂等项目。看到职工们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调整,开辟了新的生产门路；看到随着商业开发项目的陆续启动,全厂1100余名下岗职工基本得到安置,我由衷地赞扬他们了不起!
　　济南国棉一厂与省直机关签订了物业管理合同,承担了省直机关和各宿舍区的物业管理项目,数百名职工有了新岗位。济南国棉六厂也利用闲置厂房建起了鞋业批发市场,近千名职工得到安置。我对这几家厂子的做法给予赞赏。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怀着深厚感情关心职工生活,广开就业门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下岗职工有活干、有稳定的收入。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做好再就业工作的十项措施。1998年全省国有和县以上集体企业普遍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初步形成了齐抓共管、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帮助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局面。在这年5月25日召开的全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我强调:解决当前国有企业失业下岗职工问题,要立足于三个基本着眼点:一要确保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让每一个下岗职工都有饭吃；二要多渠道、多形式帮助职工转岗和分流安置,千方百计实现下岗职工再就业；三要把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分析研究,统筹考虑,采取综合措施。1999—2002年,全省累计筹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31亿元,省里拿出11.4亿元用于困难地区职工的生活救助,累计有98.6万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在我批阅的群众来信中,也有贫困学生反映上学难、复退军人反映待遇不落实等问题,我同样给予重视,提出不让一个学生因贫辍学,对在部队有突出贡献、转业后有特殊困难的复退军人采取特殊办法解决等措施。1997年8月12日,我到省总工会调研,听完汇报后说,拜托你们两件事:第一件,我们省职工子女今年考取大专院校的,如果家庭困难,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报到入学,工会要给予帮助,企业要给予帮助,绝不能出现一个子女因家庭困难而不能入学。这部分子女将来大学毕业了,相信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报效国家。第二件,凡是因工伤亡的职工,其家庭生活有困难,工会一定要关心帮助。工资问题、住房问题、再就业问题,对职工来说都是大事。工会干部要做职工的贴心人,为他们排忧解难。在省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的动员组织下,当年夏天各地筹集救助资金近百万元,557名特困职工子女按时报到进了大学校门。有的地区和大企业还制定了有关制度,确定每年都对考入大学的困难职工子女实施救助,直到学生毕业或家庭脱贫为止。
　　1998年年底,我嘱省委办公厅对全省高校贫困生做了一次摸底。据调查,当时的贫困生约占学生总数的25%,其中特别困难的占10%。12月16日,我在省委办公厅的《督查专报》上批示:“桂芳同志:可否请教委、工会、团委、财政、银行、民政、经委、农委等部门有关同志商量一下,千方百计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1999年年初,省政府为此拨出专项经费,同时安排了1000万元低息贷款。许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也通过各种形式帮助高校贫困生。各高校普遍做出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承诺,多渠道、全方位开展救助工作。1999年秋天,我从来信中了解到惠民一中有的孩子因家庭困难想退学,心中很不安,寄了点儿钱,还把友人送我的一台电脑转送过去,并附了一封给县委书记祁维华、县长刘启盛同志的信。2001年4月,我就贷款上学学生的还贷问题,到省属16所高校调研,要求学校多搞点儿助学金,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2002年是全省工会组织开展资助特困职工子女上大学活动的第六个年头。据统计,六年间各级工会累计筹集助学资金1664.15万元,资助11612名特困职工子女上了大学。我从内心里感谢山东各级工会的同志,对他们的觉悟和工作感到钦佩。
　　山东是兵员大省,优抚任务相当繁重。我们在不突破大的政策界限的前提下,尽力解决了一些复员退伍军人的特殊困难和问题。许多优秀军转干部的事迹很令我感动和钦佩,如身残志坚的朱彦夫同志。在山东那几年,我每年都专程或到淄博调研时去看望他。朱彦夫是特等伤残军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被敌人的炮弹夺去了双手、双脚和一只眼睛,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在以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以一个革命军人特有的惊人毅力,不仅重新学会了自理,而且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致富之路,用自己残缺的躯体实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完美的人格。我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嘱咐齐鲁医院的同志定期为他查体,安排当地政府为他翻建了房子,积极推动在全省开展学习朱彦夫同志的活动。再如失业不失志的刘坤洲同志。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在部队服役十几年,1980年以正连职转业。1997年所在单位潍坊市的一家肉鸡公司倒闭,刘坤洲和公司职工全部失业。他一家四口,上有八十多岁瘫痪在床的老母,下有一个读中专的孩子,老伴也早他几年下了岗,生活陷入困顿。他带领37名下岗职工承包了30亩荒地,建成了远近闻名的中草药种植示范园,并带动周围上百个村发展中草药。我几次看望过刘坤洲同志,请他在全省再就业职工代表座谈会上介绍经验,嘱有关部门和潍坊市帮他解决困难。2002年7月,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向全省发出向刘坤洲同志学习的号召。次年,他被授予“全国模范军转干部”称号。
建立公开接访制度
　　如何提高各级干部对信访工作的认识,切实转变作风,是我当时思考较多、着力较多的一个方面。我认为根本的还是个发展观、政绩观问题。有些干部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集资干点儿“大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事业发展”需要的时候向群众伸手摊派,也在情理之中。遇到群众抵制就认为群众觉悟不高,甚至把抗拒不交的视为“钉子户”、“刁民”。
　　1997年5月,我到临沂调研。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请我看新建的公路,骄傲地说:“我们修这条公路,国家没有拿一分钱,都是我们集资修建的。”并让我看路边石碑上密密麻麻写着的每个乡镇的集资数额。我问:“老百姓愿意交这个钱吗?”县委书记拍着胸脯说:“我们这里是老区,老百姓觉悟高得很。听说修公路,大家都争着捐钱,路通过谁家的果园,老百姓就自己主动地把果树刨了。”其实,前不久还有老百姓为此到省里上访。我听后语气沉重地说,我们做计划、办事情,还是要坚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充分考虑本地的条件和群众的承受能力。要关心群众疾苦,千万不能做违背群众意愿的事情。要使老百姓日子过得去,努力把好事办好。
　　我在各种会议和不同场合,反反复复地讲群众观点,讲转变作风。
　　1998年7月13日,我在全省第二期县市委书记、县市长培训班上说,今年上半年到省委集体上访的共463起,其中反映集资摊派、加重农民负担的占58.8%。去年有的县群众到省集体上访超过30起。我们要深思,如果群众无冤屈、无困难,谁冒着酷暑严寒跑几百里路到省里来?有的早上三四点钟就到了省委门口。要设身处地为群众想一想。什么是政绩?搞项目是政绩,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更是政绩。封建时代的多少高官重臣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政声,而郑板桥这个小小的县令却名垂史册,还不是因为他关心百姓疾苦?他写的那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更是广为人知,久传于世。我在培训班上提了两点要求:第一,希望每个市地委书记、市长专员,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每人每月亲自处理一个人民群众关心的信访问题。我想,这个要求不过分,工作再忙,每月处理一个总是可以办到的吧。我建议把这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第二,减少信访量、控制上访,要标本兼治。最根本的是切切实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群众日子过不下去,信访怎么能控制住啊?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话有处讲,理有处说,冤有处诉,事有处办。
　　1998年7月,《大众日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我的重视。我就此写了《致全省市(县、区)委书记、市(县、区)长的一封信》:
　　今天,我仔细阅读了7月5日《大众日报》刊登的《胶南领导公开接访制度化》的报道。读后很受启发,感到这确是一个好办法。恳请你们都认真读一读,想一想。胶南市能办到的,你们那里能不能办到?中央要求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困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讲政治的具体体现。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有爱民、为民、富民、安民的思想,满腔热情,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像胶南市那样建立公开接访制度,让群众倾吐心声,把大量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把我省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大有帮助。胶南市通过公开接访,促进了干部作风好转,改善了干群关系。去年以来,没发生一起越级集体上访案件。我想胶南市委、市政府的公开接访,一定是分级负责,责任到人,各乡镇及有关部门都是认真负责地解决好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的。如果我们各市(县、区)主要领导都带头这样做,我们的干群关系一定会明显改善,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一定会更加高涨,我们的工作一定会更加符合民意,就一定能够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克服前进中的任何困难。以上意见,请同志们研酌。
　　也许是我的信起了点促进作用吧,领导干部公开接访随之在全省推开。经过各级干部的努力,到2000年上半年,进京、到省上访的明显减少,全省总的信访量也大幅度降了下来。(选自《闲来笔潭》,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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