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革命史：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从沂蒙根据地看党群鱼水情是怎样形成的(上)

　　沂蒙革命史是一部厚重辉煌的壮阔画卷,更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一个时期以来,红色沂蒙热在不断升温。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来到这片红色的土地,追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重新审视历史留下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寻找革命胜利之源。

　　正是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赋予了沂蒙革命史新的现实意义,也使我们对它的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升华。

　　在这面历史的镜鉴前,我们回眸凝思:为什么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物质基础极端薄弱,政治环境极端险恶,而党群血肉联系和军民鱼水关系却如此牢固、坚不可摧?我们党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赢得了民心、在八百里沂蒙扎下深根?我们党靠什么做到与群众共命运、同生死?

　　穿越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让我们重温那段荡气回肠的革命历史,探寻个中答案。

　　把党的主张晓喻大众

　　山东,历代兵家争雄角逐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抗日战争时期,它是联结华北、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枢纽。解放战争时期,它是争夺东北的跳板。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成为全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完整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注着山东。毛泽东说: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1938年,他作出派兵到山东的决定,徐向前、罗荣桓等先后来到山东；1940年元旦,《大众日报》创刊1周年,他亲自题词鼓励；1942年,中央又派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工作。这一系列举措,贯穿一条清晰的主线:发动和动员群众。沂蒙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中共中央把沂蒙山区作为根据地,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的党组织发展早。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王大耳”的王尽美就在这里播下过革命的种子。蒙阴县垛庄镇垛庄村大户“燕翼堂”的后代刘晓浦,1922年就由王尽美介绍入党,他的侄子刘一梦也紧随其后入党。叔侄二人在上海上学,假期回乡,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他们像盗火者,虔诚地、不遗余力地播撒着微弱的火种,让党的亮光在血雨腥风中一点点蔓延着。1931年4月5日凌晨,28岁的刘晓浦与26岁的刘一梦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

　　在沂蒙大地,拥护党的主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仅是“燕翼堂”的优秀儿女,在山地,在平原,在沟坎,在河边,在崮顶,在地窖,印册子、贴布告、发传单,真理在秘密传播着……

　　正是对丑恶旧世界的痛恨,使这些仁人志士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惜以流血的方式,不顾一切地宣传我们党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主张。他们就是要以自己决绝的态度警醒世人,誓当旧世界的掘墓人,甘做“新主义”的殉道者。

　　党的力量在于组织。随着党的主张的传播,沂蒙大地各级党组织悄然成立着:1927年春,沂蒙山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沂水支部建立；1928年10月,沂南第一个党小组——依汶镇朱家里庄党小组成立；12月,沂南南乡区委成立……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发动了沂水、苍山、龙须崮等几次较大的武装暴动,进行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尝试。

　　1937年秋,山东人民以悲愤的眼光看着韩复榘率部逃出了山东。日寇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系列惨案,有记载的就达200多次,其中1938年4月,日军连续10天屠洗临沂城,被杀害的群众达3000多人。

　　在这危急时刻,是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的气概,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哪里的群众有危险,哪里就会有八路军的身影。人民军队时刻为人民而战,始终与群众生死相依。

　　把党的主张晓喻群众,不只是用嘴传,而且是用生命来“说”。1941年12月19日,上午8点多,日伪军1000余人分两路包围了沭水县渊子崖村(现属莒南县),村民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有147人牺牲。战斗持续到黄昏时分,八路军山纵二旅五团和县大队、区中队赶来增援。为解群众之围,部队将日军引向村外,在村东的小岭上与之激战。板泉区委书记刘新一、区长冯干三等40多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冯干三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展开肉搏,连续砍死三个鬼子,自己的腹部被鬼子的刺刀戳穿,肠子流出体外,鲜血染红了他的全身。就在他用最后的力气举起手中的大刀之时,五六名凶残的日军将他团团围住,把罪恶的刺刀同时刺向了他。收殓战士遗体的时候,在场的群众无不放声痛哭。“冯干三他们是为了咱死的,要没有那些八路军,俺这个庄就没了。”渊子崖幸存者、92岁的林凡珍说。

　　在渊子崖村北矗立的烈士纪念塔虽已历70年风雨,但镌刻在红褐色石碑上的村民和八路军战士的英名历历在目。这座纪念塔,铭记着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血肉之情。

　　1944年8月,厉家寨上千名群众在大山一带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八路军115师686团第1营“何万祥英雄连”奉命救援。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英雄连”与20余倍于己的敌人血战了整整一天。群众安全转移了,但“英雄连”30多名干部、战士从此长眠于大山一带。其中五班的战士子弹打光后全部跳崖牺牲。

　　晓喻党的主张,想尽一切抓文化,办报纸,办学校。为用先进文化武装和建设部队,我们党创办了抗大一分校、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战士剧社等,办起《大众日报》、《前卫报》、《战士报》、《山东画报》等报刊。

　　在沂蒙老区采访,无论是在纪念馆、展览馆,还是教育基地、烈士陵园,到处都有《大众日报》的影子,或是泛黄的版面,或是珍贵的照片,或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编采人员留下的遗物。可以说,《大众日报》这张鲜血染红的报纸,是大众觉醒的“日记”。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尽快创办机关报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一天,在沂水王庄的一间土屋里,大家围坐在一张旧桌子旁,跟着唯一懂得编辑业务的匡亚明一起学习,有的编稿,有的画版样,有的拟标题。

　　匡亚明提议大家讨论一下报名,并率先发言。他说,我们报纸的宗旨是立足于大众,大众办,大众看。我看,就叫大众日报吧。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听后说:“很好,就叫大众日报吧,名副其实地为人民大众服务。”

　　自1939年1月1日创刊起,这张深镂“大众”印记的报纸,就永远与人民大众在一起,七十多年来,方向不改!

　　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庄严宣告了要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凝聚起统一抗日的伟大力量。开明绅士徐丁谊,原是老同盟会员,在儿子徐相南领导农民运动的同时,他也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在儿子牺牲后,他把儿子的遗体放在一个闲院子里不埋,并发下誓言,“共产党不胜利,就不给儿子出殡”。他先后把三个不满16岁的孙子送给八路军,并动员两个外甥参战。

　　沂南县朱家里庄开明绅士杨次章,坚信共产党走的是大道,坚信“大胡子”马克思。1938年12月,中共沂水五区区委在他家的柴园里成立,他的家成了区委活动中心。长子杨荫田、次子杨云田先后牺牲。沂南县政府在朱家里庄召开追悼大会,杨次章在会上说:“荫田、云田是为人民流的血,他们的死,是我和全家的光荣,也是大家的光荣。”

　　“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主张,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决不含糊其词。心系百姓安危,群众能不拥护?所以,在沂蒙根据地,人人坚信共产党能成大气候,无论是乡绅还是贫民,只要在心里扎下了根,九头牛也拉不回。”沂水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74岁的窦宪诺说。

　　给人民带来实在利益

　　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对记者说,沂蒙根据地12年,让我们党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巨大魅力,也让我们党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展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施政模式。虽然中央机关没有在这里,但是这个地方,一直处在艰难困苦战火连天的境遇中,通过我们党的群众工作,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使这里的老百姓认识了党、了解了军队,形成了勇往直前跟党走的精神,也就是沂蒙精神。而她的本质,是干群血肉联系,军民鱼水深情。

　　1940年7月26日,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召开了山东省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而山东参议会制定通过了《人权保障条例》,这个后来收入《世界人权约法总揽》的《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我党组织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

　　这个光辉文献,全文发表在1940年12月10日的《大众日报》上,1941年1月22日,《大众日报》又发表了《县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让群众享有的政治权利得到旗帜鲜明地宣示。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选举出的会长范明枢是党外人士,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李澄之是国民党抗协代表。“当时我们党在政权建设中普遍采用了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构成比例上实行共产党员、党外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三三制及三三制政权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运用,这是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创举,其意义不可低估。”临沂市委党史委原副主任刘兆东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意。

　　1941年前后,在山东根据地,有统计的71个县政府中,民选的县长占94%,在根据地村级政权中,大都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产生了一批庄户县长、长工村长、牛倌区长。“由于农民不识字,就创造了一些简单而有效的选举方法,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豆选’的办法。选民们对自己手中的那粒豆子看得非常神圣。他们说,‘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做好事,投到好人碗里头’。在今天看来,这种选举方法非常原始,但它却能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临沂市委党史委编审唐士文说。

　　历代王朝对老百姓都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广大穷苦百姓没机会读书,成了睁眼瞎。是中国共产党彻底打破了这一束缚,高度重视学校教育,让老百姓识字明理,提高觉悟。当时,实行的是干部教育、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战时教育体制。到1941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建有小学7000多所,学生41万余人。这些孩子回家后又当小先生,教他们父母识字。另外,在农村,广泛开展了冬学运动,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组织农民学文化,“白天划地皮,晚上划肚皮”的学风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1946年11月5日《大众日报》报道了根据地老百姓学文化的热潮:“费县、沂水、莒南等县已有四百余处学校转给农民自办,农民欢天喜地打锣鼓扭秧歌,赶着小毛驴到处争聘老师,求得文化翻身……”

　　先进分子的作用是巨大的,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存在于最大多数、最普通的人民大众之中。如何唤起广大民众?让他们得到实惠!这是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山东,经过调查后得出的结论。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作出减租减息、给雇工加薪决定。

　　刘兆东说,具体办法就是“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经过一系列工作,减租减息最后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以高粱为例,“双减”后根据地平均每亩交11斤,国统区每亩交84斤,敌占区每亩交100斤以上。这样以来,人心向背的问题就出来了,这就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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