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也要注意执法的成本和效益

　　岁末年初，查处假冒伪劣商品的新闻多起来。质监、工商、卫生、农业等部门各负其责，公安、监察、税务、财政、物价等部门相互配合，消协、行业协会大力监督……这是一种大规模的协同作战，声势浩大，但也存在缺陷——执法成本较高，难以长期维系。

　　此外，政府为体现打假决心，往往把战线拉得很长，既查是在哪里生产的，又查销到哪里，对提供场地、设备、仓储、运输、包装、展销等服务的环节也一查到底。这种“四面出击”的方式，高昂的执法成本也成为政府的负担。

　　我国立法机关向来比较关注法律的公平、正义之类抽象的价值目标，却忽视法律运行中的成本、收益之类具体的操作过程。成本高昂、效益低下的制度设计并不鲜见。如果法律的制度设计不能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率的配置，那么那些看起来很美的法律制度往往只能成为装饰性的“睡美人”条款。在立法设计中考虑执法成本和违法成本已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在美国，像波斯纳这样具有经济学倾向的法学家被任命为联邦法院的法官，比较注重法律的经济分析。前总统里根还签署总统令，要求在制定政府规章时，必须把制度设计的运行成本和预期收益纳入考量范围，这就提高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而新加坡打击盗版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较好地考虑了执法成本。警方考虑到盗版的生产、加工、运输、仓储都是秘密进行的，打击难度大，但无论盗版者多么隐秘，都得面对不特定的陌生人销售才能盈利，便衣警察在这环节介入较易成功。即是说，销售环节是以较低的执法成本完成打击的首选。同时，在处罚力度上也进行了科学的计算，而非拍脑袋规定罚3倍或10倍。假如统计数据表明，警察在销售环节成功抓获盗版的概率只有1%，那么一旦抓到一例，就按销售额处罚100倍，这样一来，商家即使99次躲过了查处，只要有1次没成功，他的利润就归于0，这样销售盗版就成为一种成本很高、收益很低的事情，理性的商家就会不做。“链条的强度是由其最薄弱的环节决定的”，不搞全面出击，而是集中击破最薄弱的环节，这样有限的司法资源就能发挥更大效益。

　　此外，节约政府执法成本，也可考虑利用社会力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惩罚性的双倍赔偿制度，由此引发了职业打假人——王海现象。但职业打假人往往得不到法院支持，理由是王海是为了索偿而购买，他不是消费者。对此我有不同看法，一个人购买商品的主观意图是难以证明的，也没必要证明，尤其重要的是，如果职业打假人的积极性被有效利用起来，可节省政府打假的执法成本。试想，一个普通消费者买到10元的假货，若诉讼维权，且不考虑时间损失、机会成本等，仅交通费、鉴定费、食宿费、案件受理费、执行费和律师费等，至少就要几千元，耗费一年多，经过两级法院审理，就算胜诉，也无非是判商家支付20元。这样的官司你会打下去吗？只有职业打假人才能使售假商家感到双倍赔偿的压力。而当市面假货被有效遏制时，“王海们”自然销声匿迹。（于海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