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大师崔如琢：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7月15日，一场艺术研讨会在国家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

　　“在座的有很多理论家，今天我们提出一个命题，现在中国的经济逐渐强大，我们如何面对中国画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先生首先发问。

　　台上，与会嘉宾发言踊跃。台下，一位老者认真聆听——他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角，著名书画家、鉴赏家崔如琢。

　　“作为一个艺术家，得到大家这么多的肯定，我受到鼓舞。在艺术创作中，我应该更加努力，争取在今后的展览中有新作品向大家‘交作业’。”崔如琢的话简单而朴实，却又不失风趣。

　　一袭黑色中式外套，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面前的这位艺术家，一直以中国传统写意绘画为依归，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以坚持文化传承、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维护民族尊严作为其人生信念。

　　“中国的墨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清香，这种清香，能禅助画家驰骋文思”

　　崔如琢1944年生于北京，曾执教于中央工艺美院，1984年获美国纽约杜威大学荣誉艺术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从艺逾五十载，他早年作画取法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傅抱石等先贤大师。书法承袭碑派书法家郑诵先，绘画为李苦禅入室高足。

　　今年7月1日，“太璞如琢——崔如琢指墨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拉开帷幕。四个展厅，共展出作品180件。“这次展览，是崔如琢多年精心创作特别是指墨书画探索的一次系统梳理、总结和展示。”吕章申如是说。

　　走进展厅，大幅指墨山水作品真力弥漫，气势撼人，尤其是雪景山水把北国风光描绘得美轮美奂，境界高洁奇雅。

　　纸墨书画是中国书画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据文献记载，唐代就有画家论及指墨画，而清代的二高（高其佩、高凤翰）使指墨得以独树一帜。近代，真正将指墨画推向高峰的是潘天寿。

　　崔如琢誓愿宏深，绍续前贤，希望在今天将纸墨书画振兴。

　　2011年1月，崔如琢的巨幅画作《荷风盛世》在人民大会堂揭幕，这幅作品长18米，高2.8米，悬挂于人民大会堂二楼回廊北侧。

　　“听说他要为人民大会堂画一张关于荷花的巨制，我简直不能相信，不相信他怎么能在十二丈纸面前，画出我无法想象的画来。所以我排出时间，我要看一看，他到底怎么画!”回忆往事，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谢春彦感慨万千。

　　目睹了一个多星期没有草稿的作画，谢春彦竟放心了：“我感到高兴，我相信了！我用眼睛看到了崔如琢作画，他最大的一片荷叶我量了一下，有两米之巨。”

　　钻研指墨书画十余年，崔如琢可谓成就斐然。国博展厅里，悬挂着一幅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对其指墨画的评价，称其为“继往开来一大家”。

　　崔如琢深爱中国画，在他看来，“中国画的美感，源发于一个大有深意的‘写’字。‘写’，不仅仅是一个笔墨技法的问题，其中包含了力度、速度、激情、悟性、灵气、学养；一个‘写’字，包含了绘画这一灵智活动的全部内质。”

　　2007年10月，“崔如琢美术馆”在北京静清苑开馆，展出其16岁至今创作的书画作品百余幅。画了大半辈子中国画，崔如琢仍保持着一份初心。

　　“他对中国传统的看法，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有点固执。”谢春彦说，“举一个形而下的例子，他在人民大会堂画《荷风盛世》的时候，对方拿出了很多墨汁和大盘子，他拒绝画，他说我从来不用墨汁画画，我得研墨。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他对传统中国画的这种认真。”

　　“中国画讲究墨韵，故如何研磨，也大有讲究。”在崔如琢《研边之悟》一文中，他曾写道：磨墨时，要随顺时针方向重按轻推，远行近折，指力平衡，用力均匀，在这个过程，看着墨色，闻着墨香，自会进入古人所谓“古墨轻磨满几香，研池新浴灿生光”的美妙境界。

　　从师苦禅先生，他始终不忘恩师教诲：“人品不高，落墨无法。”在中国传统写意绘画创作上，崔如琢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执着。

　　他以先生的作为为榜样：“当年苦老画画不但研磨，且惜墨如金。画完画以后的水盂里头，可以游鱼，清澈见底。那墨在纸上的运用，可以说到达了一个顶峰。”却对现实的浮躁嗤之以鼻：“时下的一些画家，基于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只求尽快‘出活’，尽快地‘出售’，作画时将墨汁一倒，随手就画，如同写大字报一般，未入其室，已有一股臭墨味扑鼻而来。其实，中国的墨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清香；这种清香，颇能禅助画家驰骋文思。”

　　“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对当下的文化处境有清醒的认识”

　　崔如琢曾有过长期在海外生活的经历。他说，正是这种“漂泊”，使他发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激发了他对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作更加深入的思考。

　　“我很早就出国定居，在美国、欧洲的各大博物馆都参观过。可绕了一圈以后，我发现我的最爱还是祖国的写意绘画，根还在水墨之中。”

　　总有些画家问他：“你到美国那么多年，画的东西一看还是中国的，太纯了。”可崔如琢不以为然，“实际上，与传统相比，我的画风还是有很大变化的，但主体没变，也不能变，如果连主体都变了，还能叫中国画吗？”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崔如琢看来，中国画不是只从技巧层面理解如何用笔用墨，更多的是在传达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哲学意蕴。

　　“我对中国文化是充满自信的，这种文化自信源自我对传统的研究，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和悠久的绘画史。人们从中国画‘笔墨’中所能感悟到的那种‘技进乎道’的东西，西方人未必能够深刻感悟。”崔如琢说。

　　一种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背景，对于一个画家的成长，无疑是天赐的裨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沐受着这种“根文化”的艺术工作者，都会由此产生出秉承这份丰富馈赠的幸运感和自豪感。

　　西方艺术在国际市场上占主流地位，这对中国艺术领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崔如琢忧虑：“对于外来文化，中华民族从来都有着一种兼容并蓄的雍容大度。可时至今日，这种恢弘气度与开放精神，正日益弱化。不少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冲击，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是一种虚无主义态度，因为他们觉得中国落后、西方先进，故一味地盲目崇拜，盲目向往。”

　　“外来艺术我们可以从事和发展，但是我们的艺术定位，我们现在到什么高度，我们自己应该清楚。这一点，我们的很多学者，包括美术青年、我们的后辈不见得很清楚。”学习西方的东西，能不能学好，学到超越西方？崔如琢认为，这里需要打个大问号。

　　他曾游历世界各国，眼中所及便会觉得目前中国的很多洋式建筑，往往只是学了人家的皮毛而未得精髓，难免效颦之讥，绘画亦是如此。

　　“东西方绘画在文化精神上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对中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和基本脉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当下的文化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唯有如此，才不会被趋之若鹜的潮流和时尚所左右。”

　　崔如琢还记得从苦禅先生游，最大的启发不仅在绘画技法，还有他对传统文化那种深刻的理解。“我跟他学画的时候，他说，白石老人讲，‘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即不要表面上去学老师，要学传统，学中国历史。”

　　“我觉得我所有的智慧，都缘于强大的传统文化背景。”崔如琢说：“从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来讲，不管民族的历史悠久与否，不管民族强大与否，都必须弘扬自己的主流文化，主流艺术。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自尊，一个国家的灵魂。”

　　“崔如琢先生有‘气’，有担当，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谢春彦强调。的确如此，崔如琢讲中西方历史文化差异，讲艺术大师的阙如，讲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及中西“杂交”文化等等，往往一语道破，旗帜鲜明。

　　“现在很多时候是用西方科学思维来改造中国哲学思维，培养的是美术工作者，不是艺术大师。”

　　“所谓的正本清源，是把中国丢失的东西，慢慢捡回来，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展现在世界面前。”

　　“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其后果是相当可怕的。不认同民族文化焉能自信？不自信何谈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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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想”，崔如琢陷入沉思，“如果在今后的十年，我们的每一个艺术家，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我们就不只是GDP快速发展，更会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要实现这一目标，尚有诸多困难。但只要每一个人为此不懈努力，我想这个理想是能够实现的。”

　　“传统就像人的遗传基因，营养可以加强，基因不能改变”

　　崔如琢美术馆，位于北京东北之郊的静清苑。走入苑内，不论是门前挂的匾额，前边的灵璧石，三百米的长廊，十六棵五百年的古树，还是室内历代名家的收藏，都体现出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至爱。

　　客人在美术馆里楼上楼下三层看个遍，往往能得出一个直观感受：崔如琢的作品，最大特点是传承之中追求突破与超升。

　　百余幅作品看下来，你不觉得疲劳，因为，你绝难看到重复的东西，无论创作内容还是创作手法，各有特色。要说作品没有共性那绝不可信，共性是什么？是作品气势浩大、气韵灵动。

　　“传统就像人的遗传基因，营养可以加强，基因是不能改变的。”崔如琢说，如果单纯去绘画，就像诗中求诗一样，终究只会成为画匠、诗奴，一个优秀的画家，必须深刻洞悉中国艺术的底蕴——包括哲学、历史、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否则，只能“止于技”，而不能“近乎道”。

　　“传统的核心是什么？传统的核心是发展。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力。而这个发展的模式就是传承，传下去承下来。中国文化是讲传承的，没有传就没有承，没有你就没有我。”

　　艺术界常用“打进去”和“打出来”形容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源于著名画家李可染自励二语，一曰：用最大功力打进去，二曰：用最大勇气打出来……。

　　吕章申曾感叹，自己写字三十多年，要实现上述想法谈何容易，“能写出来挂墙上一看是传统都不容易，你再出来，出来就是你自己的风格，有几个人能出来，没几个人能出来。”

　　而崔如琢做到了，他的大写意荷花，完全是尊重传统的水墨一路，有青藤、石涛的笔意，有李苦禅、潘天寿的影子，但面貌上、气势上，甚至内中的精神上都只是他自己了。而他的山水画是同样的，借鉴了古往今来许多大家的东西，却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搞艺术，贵就贵在大胆，不落前人窠臼，要师古而又不能泥古，下笔要‘我行我法，毁誉由他！’”崔如琢说。

　　正是因为这些艺术特质，他的作品在海内外艺术品市场上颇受欢迎。2006年5月，他的作品《千山飞雪图》在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以1500万港元成交，创当代国画家单一作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成交价的最高纪录。今年4月，他的作品《丹枫白雪》又以1.84亿港元高价成交，创下他个人作品新的最高拍卖纪录。

　　“艺术市场上的价格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其内在价值的重视与认可。”崔如琢说。一次拍卖至今仍让他印象深刻，英国拍卖行以1.4亿美元拍出一张毕加索的画。“这让我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艺术大师，包括我们近百年的艺术大师，他们作品的价位从1980年到1990年涨了一千到两千倍，到2000年最高涨到一万倍，虽然涨幅如此之高，但是和西方艺术大师的拍卖价格比，仍相距甚远。”

　　“中国的市场目前还很年轻，充满活力。当代艺术家应当与时俱进，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市场，而不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年逾七十，崔如琢说自己有三个梦想：第一个梦是艺术梦，希望在艺术上超越历史；第二个梦是民族梦，希望作品在国际市场上能够超越西方的艺术大师，在价值的点上，给民族艺术重新定位；第三个梦是慈善梦，希望成立世界性的“如琢艺术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很多人说你这些梦太过了，你这些梦能否实现？不管实现不实现，我要为这些梦来奋斗。让我们的民族艺术在世界上开花，让全世界对中国艺术重新认识！”

　　业界之人往往这样评价崔如琢：“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具有爱国情怀的艺术家，具备一个中国画家极为可贵的一种精神，而这正是我们现在很多同行所缺少或者说不够的。”

　　崔老不负此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