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价标准

任何艺术都是有标准的。中国的油画如用西方油画的标准去衡量，是非常幼稚而肤浅的。无论是古典的徐悲鸿，还是刘海粟、林风眠，学的都只是西方的皮毛。文化艺术是讲传承、讲基因的，中国既没有塞尚，也没梵·高，因为我们没有油画的基因。

以论油画，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吴冠中虽不能说皆不入流，但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画的都很难说是真正的油画。任何艺术皆有渊源和土壤。西方的东西（当然包括油画）当然可以学，但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西方的油画变成我们中国的油画，这一点恐怕会有漫长的路要走。

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西方画家了解中国的艺术，也是很难的。比如说，郎世宁在清朝是乾隆非常重视的宫廷画家，但是没有一个中国画家认为郎世宁画的是中国画，因为他了解的都是中国绘画的表面、皮毛，没有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文化内涵。中国人看中国画和西方人看中国画，要同步，是不可能的。
关山月先生属岭南画派。因为岭南画派的祖师爷高剑父、高奇峰都是留日的。而日本文化早年学中国，学的是我们的皮毛；明治维新以后学西方，也都是表面的东西，浮光掠影，不能够代表我们中国绘画的文


化精神，你还向它学，能有深度？　　目前，颇为可虑的是，国内仍有不少民族虚无主义者无视延绵几千
年的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一味主张西化，总认为外来的东西比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好。我最近在北京看到一本画册，叫作《世界十大画家》，里面全是欧美画家。既然是世界十大画家，难道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一位画家能跻身世界十大画家之列吗？齐白石等不够资格吗？显然，这种崇洋倾向导致我们目前的价值体系十分紊乱。当代艺术若没有标准，长此以往，贻害无穷。


不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乃至当代，画家们为了养家，往往要卖画，这对艺术确有负面作用，主要是为了顾主之需。但是假如没有兴致也要画，不想画的也画，这就难免会出现气力疲乏、技巧不精和大量重复之作。因此，评论一个画家，必须着眼于他的综合成就，而不能仅仅拘执于某一件或几件作品便匆忙下结论。
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弊端，就是讨论花鸟画和山水画有没有阶级性、能不能为人民大众服务。这种观点本身就大有问题。不能把艺术层面的东西置于政治的视域来审度。


我常常慨叹，中国的文化太博大、太深奥了，就是用尽毕生精力，也不见得在哪些方面会有所突破，尽管如此，但标准却不能放低。无论如何，国家画院举的是黄宾虹的旗子，中国美院打的是潘天寿的旗子，北京画院打的是齐白石的旗子，这一点还是值得庆幸的。
因为有美国和苏联冷战的因素在内，所以，美国艺术中很多东西都是不自然的，是人为操作起来的，避免不了矫情造作。如“行为艺术”，在美国就有一对陌生青年男女，用一根绳子将自己拴起来，然后一起吃喝拉撒睡。按照常理来讲，这是非常不合适的，也是极不自然的，可他们却将此当作一件艺术作品。这种“作品”能是作品吗？能当作艺术吗？


西方艺术在国际市场上占主流地位，这对中国艺术领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中国许多年轻艺术家深受其影响后，急功近利，不遵循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推崇西方艺术，比如“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现代油画艺术等。曾经国内某美院毕业的一对夫妇，竟然以“行为艺术”的名义吃死去的婴儿。像这样的艺术作品是多么不可思议！
中国画看似不重透视，但却深谙透视之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入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


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足见李成并非不解透视之法，只是审美标准不同；易言之，中国画并不注重透视之真，但从创作的角度看，若真用透视，画家只能见一重山而不能重重皆见，苟如是，必不能成画。
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曾批评苏东坡不重形似之弊，可他谈起以形似见长的西画却别有胜解，他坦承“西方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馏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但他由此又看出西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这表明中西绘画审美标准各异，不可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