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节想到核心价值观建设

　　春节休假，有了静思一些问题的时光。读文汇时评一位中央文史馆馆员舒乙的文章，说过春节有三个原则，一是团聚，二是行礼和祝福，三是游戏不忘向善。文化学者钱文忠认为，春节崇尚的理念是：孝道、团聚、和谐；而作家冯骥才则把春节的价值取向看做两点：祈福和辟邪。当然“春节意义和内涵”还有多种说法。我以为，人类的核心理念往往透过重要的仪式表现出来，春节就是中国人新年之始的重要仪式，各位学者的解读，其实无非是对需要弘扬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的提炼和解读。由此，联想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重要和必要的问题。

　　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思想观念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社会制度的形成、影响着社会风气和人们的社会行为，历史上的先进阶级在革命中，都把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作为革命活动不可缺少的部分。共产党人一向重视培育、践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2006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并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改革精神、社会主义道德的四个层面的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并且，进一步指出，倡导“24个字”，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中央政治局宣传部近期又发出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通知。由此可见，认识、确定、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铸魂工程”。

　　市场经济发展亟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中国建国以后，颠覆了民国时期的经济结构和体制，选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曾经构建了中国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获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然而，计划经济体制所体现的弊端日益显露。新时期，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的优越性无可置疑，它所崇尚的创新、竞争、优胜劣汰、效率，使得社会成员活跃、积极性创造性迸发、财富极大涌流，国内外高度肯定。但是，市场机制是一柄“双刃剑”，市场机制的短处一面同样显露无疑，由西方经济学所概括的“三个假设、三个原则”（所谓“经济人假设”，引出“利益最大化原则”；“产权清晰假设”，引出“等价交换原则”；“资源稀缺假设”，引出的的“供求原则”），使我们领教了“双刃剑”正面的力量，也领教负面的残酷、厉害。市场的盲目性、无序性、对欲望的诱惑和私利的驱动，也滋生着个人主义、金钱主义、享乐主义。由这“三个主义”造成的各种社会消极面，诸如制假贩假、坑蒙拐骗、买官卖官、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一直滋生着、蔓延着，困扰社会的进步和正直人们的心绪。同样，全球化亦是“双刃剑”，它既打开了人们的视野，配置各种资源、市场，又有西方不良经济运行方式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入，挑战社会主义的健康秩序和价值观。

　　市场经济对价值观的影响是正负两方面的。从积极的方面看，市场经济所倡导的创新、竞争、争先、效率、效益、责任、担当，是鲜明而强烈的，而利己、享乐、拜金主义又是极大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因此，社会需要扬善抑恶，释放出正能量。

　　经济迅速发展、且转型的社会亟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央领导推荐读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海外评论说，中国现今发展状况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情况有相似之处。此书描绘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社会心态变化，托克维尔诘问：“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19页），他的著作成为分析转型社会心态变化的一部经典，以后的国际著名学者引用其论述、并有进一步的阐述，塞缪尔·亨廷顿就有系统的阐述，他分析说：“经济发展本身也是一个产生不安定的过程；为满足期望所需要的社会变革，实际上恰恰会提高人们的期望”。“有人曾指出，迅速的解决增长会（1）瓦解传统的社会群体（家族、阶级、种姓），而增加落魄者及处境使其容易参加革命抗议活动的人的数量（曼库尔·奥尔森《作为不稳定因素的迅速增长》）；（2）产生一些不完全适应和同化于既存秩序的暴发户，他们要求与新的经济地位相应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3）增加人口在地理上的流动性，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纽带，特别是刺激人们从农村向城市移居，这会带来离异情绪和极端主义；（4）使更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从而扩大了贫富间的差距”。亨廷顿还概括了投资消费矛盾、难以连续增加收入引起对现存制度不满、地区间民族间投资消费分配上的冲突、群体组织能量释放以后对政府的压力等，“增加人们的挫折感”。亨廷顿引了托克维尔的论述：“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史无前例的国家经济繁荣。”“这种不断增长的繁荣，未能安定民心，却到处激起了人们的不安情绪，”并且，“恰恰在法国经济状况改变最明显的地方，民众的不满达到顶峰”（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50-51页）。著名学者分析的“暴富者”、“落魄者”、“迁徙者”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有些冲突的情节，比小说的描写更为生动、离奇、曲折。比如，相当数量暴富者的炫耀性消费、犯罪性消费（黄赌毒行为）给社会带来奢靡之风和戾气，超出人们的预料，同样，铤而走险的“落魄者”频频出现无特定对象的反社会行为，闻所未闻，增加了社会戾气。深一步分析，这些社会现象是利他、利社会与利己的核心价值观的冲突、碰撞，是健康价值观的被扭曲。

　　经济高速增长且转型的社会，开放而呈勃勃生机，物质生活的日益丰裕，使人们追求更舒适、优雅、健康的精神生活，进取、开放的价值观深深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同时，由社会矛盾及一系列丑恶现象引出的焦虑、困惑、抱怨，也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

　　多元社会亟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国以后，我们曾经是一个“两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认同了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从价值观来说，变得异常之丰富，有先进分子所倡导的价值观，有一般社会成员能接受的有益无害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宽容、允许富裕阶层高消费的生活观价值观。在各种价值观的共融、共存、碰撞之中，负面的价值观还很有市场，那种由于利益驱动形成的不诚信价值观、丑恶的利己主义，也在各方面危害着社会经济生活、污染着我们的党风民风，都需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抑制、消解。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人们对世界、人生、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价值共识，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是人们思想上精神上的“魂”，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的一项基础工程。

　　多元之中有砥柱，多样之中有主导，多变之中有准绳。社会上“好人总是多于坏人”，遵纪守法的、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的、乐于在别人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的、积极进取的、想创出自己更好业绩的，总占社会的大多数，包括处于“上游”的人群和处于“中游”的人群。其中，处于“上游”、先进的、被鲁迅称为默默苦干的“中国的脊梁”，是社会的楷模，引领着我们民族的进步。这健康的大多数，构成社会的主要力量，主宰着社会的发展，他们所选择、践行的价值观，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党所倡导和须践行的价值观与这“大多数”所需要的理念联系在一起。由此，增添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三个自信”。

　　近年来，各方面普遍反映，应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概括，鲜明提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核心价值观。如今，十八大所概括的价值观方面的“三个倡导”、“24个字”，就是一种尝试和进步。

　　这“24个字”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中国人民目前的共同理想。各个阶层、群体都认同这一目标。这既是目标，也是价值理念。即“富裕起来”是价值取向，又是人民的权利；“民主”、“文明”、“和谐”，都是奋斗目标，又是人民的权利。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需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爱国，当然是爱社会主义中国。这，凝聚着人民的共识，成为人民价值观方面的“最大公约数”。

　　这“24个字”透露着中国优秀文化的传统又有借鉴这世界文明成果。价值观属于文化范畴，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一定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反映着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积淀、思想。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丰厚的民族，传统价值观中有丰富的财富，现今概括的24个字就烙上中华文化的精神印记。同时也吸取了世界文化文明成果中的养料。

　　这“24个字”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丰富内涵。以伦理学的角度来观察，“24个字”呈现三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对公民而言，前两个层面的理念和价值观，更多地表现着公民的权利，公民层面的理念和价值观更多地体现着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当然，这种划分和解读是相对的，比如，以民主来说，既是公民的权利，即享有各种民主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每个公民都得遵纪守法。

　　笔者认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言之，也可认为：就是弘扬生活中的“真善美”。无数社会事实证明，这类“真善美”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雷锋”式的人物，就是社会的先锋和楷模；普通人可能不经常的、但一旦有情况，也会做善事：紧急时刻会自然而本能地舍己救人、向需要帮助的人们伸出相助之手等，就是“真善美”的闪现，是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对此，我们应像爱护“幼苗”般地予以“捕捉”利他利于社会的好事，弘扬其中的价值观。多元社会的“铸魂工程”是系统工程，需要各行各业、各级组织单位、各级领导、各媒体网站共同努力，尤其需要公民人人参与，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如此，才有一个风清气正的美好社会。（周锦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