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家世本是教化之源 两代终会双向学习

　　余世存

　　人物档案 

　　余世存，诗人，学者。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出版有《非常道》、《非常道》、《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等。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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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被一家内刊杂志的主编约写专栏时，余世存想也没想，就说写家世。

　　余世存曾经有个愿想，希望能像司马迁把孔子等人生的失败者、失意者列入“世家”那般，把当代人的风范写出来，为当代人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秩序。

　　他开始梳理百年来的中国家族。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十二家。开始有朋友提议，可以把这些个案拼成一个专题做出来；也有人说，在中国，像他所写的宋耀如、卢作孚、梁漱溟的名门望族毕竟是凤毛麟角，且与普通人关联不大，“还是写身边的人或朋友的故事比较好”。

　　重新拾起这个系列时，余世存决定“放开来写”。他写了蒋家，也写了老外罗斯柴尔德；写了朋友蔡文彬、杨志鹏，还写了自己的家世。

　　在他看来，家世本是教化之源，只要我们听闻，就能看见自己的位置和面貌。

　　如果说透过这些名流的个案，余世存感触颇深的是“对世界的敬畏和开放”的重要性，那么对普通家族的成员以及自己的人生经历做一个梳理，他觉着本身即是一 种提升，是对自己生活的加持。余世存说，希望后者能引起读者对自家探索、回顾的兴趣，“从目前的反应来看，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 

　　知识界和社会存在某种脱节 

　　南方日报：这本《家世》中的文章你最开始是以专栏的形式呈现的，当时没有集成书的想法吧？

　　余世存：当时是给杂志写专栏，而我本身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就这么写下来了。要现在的话就不该这么写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出专栏结集的书，而是出专题类的。

　　南方日报：为什么这么说？

　　余世存：这要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说起。多年前，我同《南风窗》编辑部主任陈初越聊过，中国市场化这么多年，在文化上的表现不是很如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但更加滞后的是，没有培养出知名优秀的图书作家。

　　图书作家与学院派知识分子是有差别的。这些年很多学院派知识分子在转换角色，在给报纸、杂志写作，但思路没转换过来，还是在向社会灌输学院的观念，没有 从社会本身的角度与读者分享观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知识分子对社会是欠债的，应该把学院思考和书斋里的思考做一种转化。说得难听一点，很多知识分子写文 章像在做作业，自己没去消化一遍。我们目前就面临这么一种转折，有这种动力的人又太少了。比较之下，《家世》关注的是社会话题，不是知识分子话题。

　　南方日报：这也是这本书的独特性所在吗？毕竟之前关于家族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余世存：是的。但我这代也好，50后知识分子也好，很少人做这种工作，觉得看不上，跌份儿。其实问题涉及到知识界和社会的某种脱节，没有换位思考。就像阿城在美国遇到一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对方问：“大陆人民生活怎样？”阿城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人民”。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是把自己摘出人民之外，摘出公众之外的，所以他的写作不是通俗的、公共知识的写作。我们所谓的公知，知识分子气还是太重，所涉及话题还是知识分子内部的话题。

　　《家世》面世后很多人感兴趣，因为它呼应了社会的需要。无论电视剧《老有所依》的热播，还是《爸爸去哪儿》电视栏目的火爆，说明社会对代际关系、宗亲伦 理和家庭教育是有需求的。无论我这本书还是之前的几本书，能够走出知识界之外，是因为我意识到中国需要进入这个阶段，但现在成绩太小了。

　　南方日报：《家世》序言里提到，当我们“回家”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否解答了“人类情感和认知的急迫性”。对于这个问题你自己有答案吗？

　　余世存：我们中国人和古典中国人的差别，远大于跟现代西方人的差别。我们其实都是现代文明下的亚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种群而已。但现代文化是“在路上”的 文化，至少目前没能看到能安顿我们灵魂的东西出现。所以在人类的情感上，和认知我们处于哪个位置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多人来投入做这项研究和分析。在这方 面我觉得中国知识人思考太少，还是美国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走得比较远，想得比较多一点。我们给大众提供的答案远远不够，包括通俗写作仍然停留在戏说的阶段。

　　2  

　　自我整理是必要的自我教育途径 

　　南方日报：《家世》中的十七个家族，你最开始写的是哪家？

　　余世存：是林同济家族。林家人在从传统家族向现代家族转化的意识很早，而且意识很到位。

　　南方日报：林家也是你最欣赏的一个。

　　余世存：对。在一二百年前，林家人就提出培养专业人才，要有专业精神。这是我认为中国社会很欠缺的。我们太容易跨界，本业都没有夯实就跨界。无论是知识分子的参与，时政评论的参与，还是对社会热点的研究，实证精神是不够的。

　　南方日报：书中你特地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并借用罗素的话指出了经济世袭的现象。你认为这种现象目前在中国也存在，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余世存：对。近些年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老百姓一直被灌输的理论是“经济人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整个社会拜金主义 横行，人情关系冷漠。但西方经济学已经意识到这点，用了新词叫“慈善经济”、“社会企业家”，并认为学习是一种价值，慈善公益是一种价值，安全是一种价 值。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社会的优先地位来考虑。

　　几年前，北京顺义有个中央别墅区的老板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些人富起来了，老百姓也富起来了，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彰显国力？我说肯定不是，按孔子的教导，就是要教育、要学习，互相学习。

　　南方日报：写完名门望族后，你“放开来写”了自己家以及几个普通家族。对此你强调说这等于是一种“自我整理”，为何对自我整理如何重视？

　　余世存：写的时候别人也说，我写的都是名门望族，中国名门望族毕竟太少，而且跟普通人没有太大关联，还是写一些身边的人或者朋友的故事比较好。

　　“自我整理”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自我教育的途径。像微信都快取代微博了， 大家可学习的资料那么庞杂，真正能打动自己的还是亲人。若你去回顾整理，所收获的东西的品质要高得多。我在假期时给大学的年轻人讲过关于“自我整理”的课 程，希望他们能回忆起童年的第一次疼痛感是怎么来的，自卑感、金钱意识是怎么来的，自己是怎么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的，男女性别的意识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你会发现你现在性格上的不够健康或是偏颇的东西，可能来自童年或少年时期某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必须勇敢面对它，才能超越和把握住它。我在讲课时觉得他们还 是挺受触动的，有的人讲父母当年声嘶力竭地吵架，他讲着讲着就痛哭，但他讲完后觉得把这个放下来了。

　　回到你的家庭本身，去整理你的家人，本身就是很好的自我教育的机会。我觉得比看微信上的心灵鸡汤可能更贴己。

　　南方日报：总的来说，透过这一个个家族的个案，你想告诉读者什么？

　　余世存：我从这些个案中感受比较强烈的是，对世界的敬畏和开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能把这两点身体力行地体现的话，肯定也能做出很多成绩。 比如我写蒋家是希望对大家讲明，中国国民政府最高领袖除了注重传统的仁义道德、忠孝节义外，他还对世界保持了最大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