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胡其柱
“知识分子”原是一个译语，特指19世纪下半叶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他们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对沙皇专制统治强烈不满，具有十分突出的反传统的批判精神。现在，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已经大大扩展，凡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同时又能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人，都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至于中国，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多种多样，但是大体上接近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即拥有一定现代文化知识而又心怀天下的人，基本上都可以划归知识分子行列。
如果不那么严格地限定，中国古代最典型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持续存在两千年的士大夫阶层。士大夫既是知识分子，也是辅助皇帝管理国家的官僚。他们对自身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学而优则仕，最好能官拜丞相，以便得君行道。宋代儒家说得更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根据这个说法，士大夫甚至不是为皇帝服务的，而是为天地、生民和往圣服务的，他们不仅是社会的良心，也是天地的良心。其境界之高、胸怀之广，古今中外，极为少见。
落实到社会现实中，中国士大夫所从事的工作，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阶段。元代以前，皇帝尚有一点度量，士大夫似乎还有封官拜相、得君行道的机会，有志向者要么加入官僚集团，协助皇帝办理具体政务，要么笔耕不辍，为皇帝治理天下出谋划策。进入明代后，洪武皇帝喜欢大权独揽，干脆撤掉丞相职位，结果断绝了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机会。于是，有志向者目光下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改造民间社会、移风易俗上。他们的论说，也以普通百姓为对象，变得通俗而实用。这一传统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近代严复、梁启超的新民说，新文化运动的民众启蒙，国共两党知识分子的社会和国家改造，实际上都是承接明代士大夫传统而来。只不过，国共两党知识分子立意更高，不仅要启蒙民众，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
时至今日，民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已经初步实现。尽管中国崛起引起各方关注，甚至引起有些国家的警惕，但是中国影响力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的持续增长，应该是可以预期的。至于社会经济方面，虽然财富分配尚不均衡，但是其总量已令世界各国不敢小觑。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获得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之后，中国人下一个阶段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未来的责任是什么？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感觉或者没答案，富强就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幻像，它可以来得让人心花怒放，也可以消失得令人措手不及。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工业化和市场化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维持现代社会健康运转的动力，除了资源和市场，更重要的是思想、责任和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多数国人都进行深入思考。但是，有两个阶层是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是国家管理者，一个是知识分子。如何管理国家，保证国家健康、良性发展，是管理者的应尽职责；超越个人利益，代替社会各个阶层进行理性思考，向国家管理者提供长远而可行的建议，为普通民众提供睿智的思想资源，则是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现代国家与传统社会不同，它需要的是专业化的知识分子。这种专业化知识分子应该以生产和传播知识为己任，不必想着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实践自己的想法。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不能进入国家管理者行列，而是说只要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责，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
现代知识分子的核心责任，就是代替社会进行思考，然后把思考的结果提供给社会和政府。有人可能会说，知识分子必须走出象牙塔，我觉得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这里的知识分子指医生、记者、律师、工程师等社会工作者，那么他们本来就在象牙塔之外，不存在走出不走出的问题；如果这里的知识分子指高校中的学者，那么学者本来就应该身在书斋或实验室，也不存在走出不走出的问题。况且，目前中国学者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恰恰是心系社会和国家，身也在社会和国家，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个人只有与社会和国家保持一定距离，才能进行理性思考。所以，最起码就现阶段高校知识分子来说，核心的责任应该是回到书斋或实验室，潜心做研究，为社会和国家提供有用的知识。
高校知识分子应该是抱着出世的心态、入世的眼光，理性、超越、睿智地判定困扰我们的真问题，并提出专业性的思考答案。这就需要我们关怀这个社会，思考这个社会，把自己的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学者只有将问题意识扎根于社会之中，其研究才能获得生命力，才能与国家管理者达成理想的衔接。目前困扰中国的问题，包括改善民生、解决贫富分化、保持经济良性发展、抑制环境污染、防止权力腐败等，都应该进入学者研究的视野和关怀之中。当然，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比如，以笔者所从事的历史学研究来说，最好的切入点便是深入梳理和考察欧美国家在社会转型期内所遭遇的各种挑战，以及他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经验，同时结合近500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合理地定位中国目前所遭遇的矛盾和问题，为国家管理者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引导民众理性、长远地看待个人与国家目前所遭遇的困境。
当前，世界完全连接为一个整体，蝴蝶效应已经不是虚构出来的神话。同时，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必将担负一定的大国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不能画地为牢，目光仅仅局限于中国内部事务。100年前，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任上走出来的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带有理想色彩的十四点国际和平建议，曾经赢得世界尊敬。今天，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自己的社会和国家之余，恐怕也应该关注世界和人类，为解决世界和人类难题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总之，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专业化社会，知识分子应当认清自己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责任。在这个社会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研究切实的问题，传播睿智的思想。当然，知识分子能否履行职责，不仅仅是个人意识问题，也是一个工作环境问题。只有当他们不存在后顾之忧时，才有可能全身心投入到思考和研究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