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雨: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

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 白春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需解决知识与信仰、主体与对象、体与用、理与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的展开为知识分子飘落的灵魂找到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反思与批判意识，为知识分子确立了安身立命之本并为其发展提供无限的动力。这种动力表现为“体”与“用”两个方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理论而完成的对国民经济学体系的批判中提出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这一理想与信念为马克思主义的“体”所在，它为知识分子理想状态；马克思主义的“用”的方面表现为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阐发，“现实的个人是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其本质是生产，其交往形式形成了人的社会性”[5]79。

　　在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中需要明确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建设是中国当下历史性的实践，现代化的社会实践内容明确了我们的时代特征。而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和法制建设为社会内容的现代化进程，是以遵循市场经济、技术理性、法的形而上学、民主政治等普遍性原则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19。因此，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主体——知识分子的考察需要落实在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上。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主体，追求和完善现代化是历史赋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那么如何完成这一责任呢？首先需要知识分子先行澄明自身主体的历史性，领悟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根本历史特征和必然走向，从而使自己的思考和全部行为方式自觉的建立在这一历史特征的基础上。

　　如果把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形态理解为一种歧出，那么，如何不把这种命运演绎为中国知识分子生命的未来，还需要我们对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判断。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向度，是在科学、工业与人的生活的三个维度中建构起来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科学——工业——生活”的表述值得借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7]307资本形成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即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任何一个民族现代化崛起中不可逃避的历史内容，同时它决定了科学、工业、生活的历史同一，它不仅是我们集体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方式，也是我们作为个体生存于其中的东西，它既是个人之间的一套历史特定的社会关系，它也以某种限定的形式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再造。

　　现在我们需要探讨一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的彰显。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考察有些激进和冒险，因为中国还处在现代化的求索之中。可以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生命形态都不符合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形态，我们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事实，一方面对儒家学说创造性的历史转换有助于中国学人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针对国内学人对西方思潮的无批判的追逐，防止把现代西方主体置入中国现代化主体以混淆视听。因此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历史境遇中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界定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的彰显表现为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自尊的观念以及尊重规律、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独立人格恰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而独立人格获取的手段就是教育，教育一方面作为人的内在性的东西，它促进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另一方面教育作为外在性手段，又造成知识的工具化。而这里我所强调的知识的工具化是想说明它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所促成的以对规则的尊重而形成的普遍交往，因为从事这种交往活动的主体——知识分子对这种客观交往关系具有自觉意识。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追寻的历史时期，我们应重视教育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与结合，强调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和谐性与统一性。

　　通过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张扬主体性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的普遍在场，知识分子的奋发图强，情系中国现代化的生命冲动为中国历史加注无限的动力，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不同的生命形态。牟宗三先生的一段话很好地表现了这种生命品质，“ 学术生命之畅通，象征文化生命之顺适；文化生命之顺适，象征民族生命之健旺；民族生命之健旺，象征民族磨难之化解。”[8]3对学术事业的执着，对文化生命的感通，对民族精神的挺举就成为澄明知识分子生命形态的绿色通道。通过破除主体与对象、体与用、事和理的内在分裂，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完善着自己的生命形态。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