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评论：正确的道路 应有的担当

　　□　本报评论员

　　矗立在泗水乡间的尼山圣源书院,会集了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年富力强的大学教授和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是一座由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自发建立起来的文化大讲堂。他们不计报酬,扎根农村,用开坛讲学的方式把儒学教育带回孔子的诞生地,使当地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乡村儒学”的成功实践,让我们感受到了尼山乡间去而复归的道德与温情,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应有责任与担当。
　　一个国家的精神品格,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知识分子决定的。知识阶层秉承怎样的理念,采取怎样的行动,不仅关乎个人的职业伦理,更会对全社会的价值判断与文化生态产生重要影响。在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多样的今天,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也变得千差万别。有的人以社会批判者自居,对各种社会问题一味抨击,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有的人把学术操守抛到一边,用专家头衔寻租,热衷于为各类利益集团代言；有的人根系朝天,传递的思想观点与社会实际、人民需求相去甚远。如此种种,或许能带来些许懵懂掌声,或许能带来些个人名气和利益,但却与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担当背道而驰。
　　好的社会向来是靠积极的建设维护其存在的。知识分子的专业领域不一,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不同,但做一个正能量的传播者,做一个良善社会的建设者,应当成为全体知识人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的最终落脚点。乡村儒学的践行者们,面对社会转型对农村社会公序良俗的冲击,没有一味哀叹乡村文化传统的凋敝,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用一节节的儒学教育课重续优秀文化传承,用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村民传道解惑。媳妇变得孝顺了,邻里之间和睦了,偷鸡摸狗的少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得益于优秀传统文化对乡村文明的重塑,昭示着传统美德的滋长,是对这些扎根乡村的学者们最好的回报。
　　我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治平天下的理想情怀,有一种“弘道”的道德信念,而这种道德理想能否实现,既与所在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氛围相关,也取决于知识分子个体的选择。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与全社会普遍认同的理想信念紧密结合在一起,与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就能迸发出改变社会、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能量。不从现实出发,不去感知时代的脉动,不熟悉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理想情怀无论多么美好,也会因为缺乏现实基础而成为空中楼阁。乡村儒学的实践,正是由于立足于乡村的基本现实,从村民的日常生活出发,从孝老爱亲这类人们最为熟知的价值观念切入,才接地气,化风俗,入人心,成为学者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成功范例。
　　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出自哪里?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是最为重要的来源。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一切坚守、一切力量的精神源头。有没有文化自信,从根本上决定了如何看待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如何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对当代知识分子而言,这种文化自信,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自信,更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带着这样的自信前行,脚下的路会看得更清楚,未来的目标会更明确,把所学运用到社会实践的动力会更持久,为梦想奋斗的意愿会更强烈。当前,“乡村儒学”现象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胸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敬意,在乡村建起了更多的儒学讲堂,向全社会传递着向上向善的力量。放眼整个知识界,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依托,用智慧和学识促进社会进步,提升世道人心,激发全民力量,当代知识分子施展才华的舞台无比宽广,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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