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乡村现代化要靠“微生物”力量

　　1944年,卢作孚在北碚

　　20世纪40年代的北碚

　　20世纪40年代的北碚街景

　　西部科学院主楼旧影

　　　今北碚公园中的作孚园一景　　卢昱　摄

　　□　本报记者　卢　昱

　　处暑刚过一周,在濡湿的重庆市区,无论在大街上游走,还是在小巷里盘桓,依然难寻清凉。逃离这个繁华的都市,钻进60里外的北碚城,感觉别有洞天。
　　北碚城小,在缙云山下南部小盆地铺开,从东端嘉陵江边算起,往西5公里即出城了。整个城市几乎被西南大学“占领”,从东端到西端,纵横也不过十几平方公里的面积。在它的每个角落里,却充满着生气,百姓慢悠悠地享受着小城生活。
　　如果给北碚寻根,有一个人是最好的向导,这人就是卢作孚。他用“微生物”式的力量,为北碚这个曾经的偏僻穷乡村注入生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贼窝窝”里来一场乡村实验
　　“没有卢作孚,就没有北碚城。”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刘重来如是评价。
　　北碚与卢作孚结缘,还要归于他1925年的那次“下海”。那一年,他从游走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书生,转变成怀揣兴办实业梦想的商人。他的好友恽代英找他,希望一起去黄埔军校从事革命。卢作孚拒绝了,理由是:“我的事业已经开始,不能半途而废,今后你革命我建设,将来我们是殊途同归。”
　　当时从合川沿嘉陵江而下到重庆,从未有轮船通行。瞅准商机,卢作孚决定开辟这条短途航线。经过东拼西凑、苦心准备,1926年6月10日,他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告成立。7月23日,公司从上海订购的第一艘轮船——“民生”满载乘客,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从重庆起航,当天下午到达合川,完成65公里的处女航。
　　自此,两地奔波的时间被民生公司开辟的航线大大缩短,旅客称便,营业兴旺。可短短65公里的航程,横跨合川陈书农、重庆刘湘两个军阀的防区,两区交界的北碚镇,更是天高皇帝远,匪盗横行,无人过问。
　　“老人们讲,北碚是个有名的‘贼窝窝’。一年粮食只够吃三个月的,其他时间不少人就在嘉陵江两岸打劫,当土匪混口饭吃。”在北碚文星湾隧道北的百年老树下,86岁的李兆德老人回忆道。
　　北碚这个骨节若不打通,民生公司无法前行。拿“买路钱”疏通陈书农倒容易,刘湘这一关却处处为难。卢作孚从侧面迂回,重金收买刘湘所敬奉的算命先生刘从云。刘从云劝说刘湘,民生公司利于他的风水五行。刘湘才转而支持卢作孚,甚至对他越发器重。
　　1927年,卢作孚被刘湘任命为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到任后,训练士兵,三个月就肃清匪患。看到峡区山多田少,他提出‘化匪为民,寓兵于工’的方案,发起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初步目标是将乡村现代化起来,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守广介绍道。
　　北碚乡村实验的念头,自此横空出世!
　　借民生公司之翼,他的实业救国梦开始腾飞。而他人生另外一翼——“北碚实验”,也自此舒展开来。他要把这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当作“试验田”:“试作一种乡村运动,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国家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
青岛模型下的花园小镇
　　“什么是救国的最佳方式?”
　　“炸弹!”
　　“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看得见的不是力量,看不见的才是力量。”
　　这一问一答一辩驳,是1922年卢作孚与好友恽代英的对话。
　　“微生物”的力量足以救国,听起来似天方夜谭,卢作孚却笃定这一信念。本以为改造一个地方相当容易的他,初到北碚,就让封闭落后保守的现状,给他好好上了一课。当时还有人问:“现在是宣统几年?”
　　乡村陋习更是浮云难散,嫖赌、抽鸦片、抢劫、迷信乱象横生。百姓要么在愚昧地做梦,要么明知时局之坏,却甘为摆布,皆苟安于当下。“那时候北碚街上房屋低矮,400多户人家挤在一起。街道窄得很,骑个马就过不去,连个下水道都没有,一下大雨,垃圾、臭水到处都是。在街口埋一口大缸,上面搁两块木板,找个篾席围起来就当厕所。北碚大大小小的这种缸得有上百口。主街上还摆了九口大缸,臭气熏天。”李兆德老人说。
　　对此,卢作孚提出,要随时随地转移社会,不为社会所转移,改造社会环境从身边做起。进驻破败不堪的北碚后,他先领着青年学生去砸缸。居民们纷纷出来阻拦,嚷嚷着“从有北碚场,就有九口缸；砸了九口缸,粪便朝哪装”。其中有一位历经清末民国9个年号的“九条命”老人,带头制止。“砸缸”行动暂告中止。
　　三天后的拂晓,早起的“九条命”却发现在北碚街最南口隐隐约约多了栋小平房,雪白的板壁、青砖瓦顶。左右等分的平房各开一小门,门上挂白布门帘,仔细一瞅,各书“男”“女”字样,门帘当中还有一行字——“公共厕所”。
　　“九条命”第一个钻进男厕所,感受到干净卫生之后,又主使居民和学生砸缸。不破不立,卢作孚还请丹麦工程师守尔慈规划北碚的街道布局,并发动峡防局的官兵清扫街道、清除垃圾、疏通水沟、整装商店门面等。
　　“1930年,卢作孚到青岛考察,对城市建设和布局十分赞赏。”刘重来介绍道,卢作孚看到青岛是一个被森林围绕着的美丽城市,一切建筑依山起伏,起落有致,道路两旁都有树木,绿荫中衬出黄墙红瓦,数十里外便可望见,惊异于德国人不过十几年时间,便把荒岛变成美丽的城市。
　　眼馋不如实践。卢作孚以青岛为模型,为北碚规划出蓝图——建成一个大花园,进而把整个嘉陵江三峡布置成美丽的游览区。自此,在偏安一隅的北碚,凡有隙地必冒出街心花园,数万余株树木为街道添绿,平民公园也依嘉陵江畔的荒山“火焰山”上展开,山脚下是公共体育场,花园城市的雏形已然显现。
　　至今,北碚城的居民们仍在享受当年的余泽,没有高楼大厦的压迫,小城的建筑在地势的起伏中优雅地散开,老人们在街心花园围坐着搓麻将、摆龙门阵,小孩们在树荫下玩耍、嬉戏。夜幕降临,商铺早早打烊,平民公园有数处广场舞爱好者集结,体育场亦是热闹非凡,生活慢而闲适。
让这死的乡村活起来
　　硬件继成,软件不能缺失。以北碚为圆心,文气也逐渐氤氲。
　　“1927年,北碚全乡有两所小学,37所私塾。到了1936年,小学发展到18所,私塾66所。”刘重来介绍道,卢作孚认为训练学生最紧要的有两点,一是“训练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再就是训练“他们随时随地有艺术的欣赏”。
　　“我小时候上学,有头脑和身体训练,还有唱歌、国乐、话剧、壁报、演讲、川剧、球队等活动。寒暑假还要在家坚持锻炼,有的同学在学校勤工俭学。”李兆德回忆道。
　　学校教育如春风化雨,而民众教育却令人颇费脑筋。在由关帝庙改造的图书馆中,卢作孚让人在墙上写下“若要今年收成好,请到图书馆去看做庄稼的书”的标语。
　　“如今关帝庙了无痕迹,北碚图书馆也搬走了,但北碚人仍喜欢沿用它‘红楼图书馆’的旧名。我小时候一直猜想,那里肯定藏着宝贝。”在北碚长大的青年吴华伟介绍道。
　　“北碚图书馆一直保存着1928年3月4日创刊,到1949年12月15日停刊的《嘉陵江日报》,内容和印刷谈不上丰富精美,可真是宝贝,是研究卢作孚和北碚地方史的重要文献。”刘重来曾在20年前,仔细抄录过大部分泛黄、薄脆的老报纸。卢作孚在《嘉陵江日报》的发刊词中写道——
　　“这个小《嘉陵江》,身体虽小,肚皮却大,大到可以把五洲吞了。各位朋友,不要见笑,不信试看一看,简直可以从这个小《嘉陵江》里,看穿四川,中国乃至五大洲全世界……我们很关心各位朋友家庭好吗?职业好吗?居住的地方好吗?身体上健康?精神上快乐吗?却苦不能一个一个地来与各位朋友闲谈闲谈,谈些好的生活方法,只好请这位小《嘉陵江》当代表登门拜访。”
　　这份以现代国防、交通、经济、文化四大问题为中心的小报纸,被免费发放到民众手里,还被张贴到读报栏中。为鼓励群众学习,卢作孚挖空心思,除行挨户教育、场期教育,办力夫、船夫、妇女学校,设民众问事处、职业介绍所,建书报阅览室、民众娱乐场外,还推出种种优惠政策:参加图书馆读书会,有奖品发放,冬天还放置火盆；参加学习后,在地方医院看病,不收取挂号费；在三峡染织厂扯布,再打折扣。
　　“1933年,北碚民众剧场第一次放电影。峡防局规定,电影免费看,但必须交一根老鼠尾巴或10只苍蝇才能换一张入场券；要么在入场口考认字,合格者才能进。这招很管用,一时间,老鼠几乎被打绝,苍蝇明显减少,识字班的人更多了。”刘重来讲述这段趣事。
　　费力是为讨好,这个“好”就是让民众的头脑现代化起来,使民众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让这死的乡村活起来”。现代生活运动、识字运动、职业运动和社会工作运动逐步得到推行,北碚地区读书学习蔚然成风,社会风气也随之嬗变。
　　譬如,当时北碚东临嘉陵江,后面被一条溪流环绕,中央高而周围低,每遇洪水暴涨,或被水淹没,或成孤岛,市民无法逃避。卢作孚决定发动群众将溪流填平,一是作人们逃避的道路,二来增加市场面积。
　　这一倡议得到全体市民赞同。北碚850余户人家,全部参加了运石、运泥、挖土等工作。各种营业的人,不问卖米的、卖肉的,都出钱。每天加以数百市民在那里工作,狂呼歌唱,非常热闹。每夜必开会一次,都列席,列席的人都发言。“谁说中国人无办法?最有办法的乃是老百姓!谁说公众的事情做不好?你看这一群老百姓把他们公众的事情做得何等好?!”卢作孚在与会后感叹道。
　　“卢作孚是想让大众关注公共问题,不但是大家出力,大众出钱,而且是大众主持,以训练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完成地方自治的组织,进入现代的经营。”刘重来分析道。
“交通是城乡发展的命脉”
　　再浓的文气都得有稻粮支撑,“吃饱”才是乡村的头等大事。“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必须增进人民的富力。”张守广介绍道,卢作孚紧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牛鼻子不放,“政治应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自应先致全力于经济建设的运动,广大乡村的建设尤为如此。”
　　“在北碚建气象站、农事试验场、苗圃、农村银行,提倡合作社,指导农民改良副业,地方医院为乡民免费治病,还专门救济农村的老弱病残。这一系列发展乡村经济的措施,为百姓带来不少福利。”张守广分析道。
　　彼时,北碚的经济支柱是工业,尤以煤炭业为核心。“1928年,卢作孚在《三峡可以经营的地方产业》一文中,开篇第一项产业就是煤矿。”刘重来解释道,北碚的煤炭资源极为丰富,但卢作孚来之前,只有几家散乱的小煤矿,手工作业,地表煤层挖尽后便陷入绝境。
　　卢作孚亲自出面与几家小煤矿矿主商谈,最后达成协议:将其中6个煤矿合并,成立“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并进行管理制度、技术设备等方面改革,使峡区煤业迅速改观。
　　抗战爆发后,不少工业企业内迁,为天府煤炭带来技术和管理上的提升。“向矿井深处钻采,使煤矿的年产量达50万吨,占重庆地区全年煤产量的一半左右,满足了工业、交通和市民用煤需求,有力支援了抗战大业。”刘重来分析道,到1940年,北碚的煤矿工人有8000多人,并带动了炼焦厂、水泥厂、竹林造纸厂、发电厂等一系列产业,使北碚单一的农业人口改观巨大,为北碚地区工农业及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有产量还得有相匹的运量。1927年以前,北碚的深山老林里,有6000多名衣衫褴褛的挑夫每日挑着满载的煤筐,从大大小小煤矿出发,密密麻麻地在山间小道上奔行10公里,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长龙甩到嘉陵江边,将煤炭装运上船。
　　“交通是城乡发展的命脉。这一点,卢作孚早有体会。”刘重来分析,作为四川最早的铁路,北川铁路承载了他对乡村建设的交通梦。甫一到任,他就组建“北川民业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修建一条从矿区到嘉陵江边,以运煤为主、客运为辅的北川铁路。
　　1934年,北川铁路全线通车,日运煤量最高达到2000吨。“以前,运10吨煤到嘉陵江边上,20个人一天都难以完成。”刘重来说,北川铁路的建成,既解放了劳动力,也使铁路和煤矿的联系日益紧密。
形式主义应被剔除
　　生活、生产区之外,更不能少了游览区。江入三峡,乃极变幻之奇,卢作孚想充分发挥嘉陵江三峡地区的山川之美,修缮风景名胜,建设公园,开拓山间交通。北温泉公园即是得意之作。
　　“当时建北温泉公园很困难。卢先生在峡防局先支借40元,宴请地方乡绅求得帮助,这就花去20多块,只剩下10多块。”项锦熙介绍道,为筹集资金,卢作孚采取多种募捐方法,“在公园里的温泉寺,修庙宇佛像,找信佛的绅士；建亭台房舍,以出资人的名字命名,如郑东琴捐的楼就叫‘琴楼’……”
　　1927年到1937年,卢作孚先后为北温泉公园募得捐款近4万元,公园也蜕变成远近皆知的度假胜地。
　　如今的北温泉公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如镶嵌在嘉陵江峡谷中的一幅彩色画卷,翠竹万竿,柏树峥嵘,细流欵欵,秋桂暗香。只可惜,如今温泉被封闭成高档SPA,彻底与平民无缘,空余温泉寺免费对外开放。
　　在北温泉公园改造过程中,峡防局职员、士兵锄土砌石,筑路莳花,出了大力气。公园管理方为表谢意,特决定凡这些人来温泉沐浴,一概免费。卢作孚得知后,认为极其不妥,特告知全局人员,“凡到温泉洗澡,除大塘任人入浴,尚未卖票不计外,如到三角池或盆塘洗澡者,一律扯票”。他还率先垂范,专门到北温泉购票入浴。
　　那段时间,在北碚乡村建设和民生公司之间奔波,是卢作孚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候。而作为钢铁、机器制造、煤炭、纺织、食品、建筑、保险等数十家企事业的董事长、董事,他却穷得连只鸡都买不起。好友晏阳初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回忆卢作孚时说:“抗战时,有一次他病了,他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
　　事实上,除了民生公司总经理的薪俸外,卢作孚兼任董事长、董事的企业,每个月底还会送上一笔笔可观的“舆马费”和红酬。然而当这些装满钱的纸袋子送到办公桌上时,他连看都不看,在纸袋上大笔一挥:“捐中国西部科学院”、“捐兼善中学”、“捐峡区地方医院”……几十年来,他坚持只领一份薪酬,把其余的薪俸毫不保留地捐到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中。
　　可他的子女多,穷亲戚、穷朋友多,要接济的人也不少。因此,一家人的生活必须精打细算。“幼年时,不要说吃好,就是吃饱都很困难。夏天有一点炒泡豇豆、糖胡豆下饭吃,冬天有一点洋芋泥、炒莴苣下饭,就算不错。只有父亲在家时,包括招待客人,家里才会买些肉合着素菜一起炒,做成‘俏荤菜’,大荤大肉是没有的。”今年91岁的卢作孚次子卢国纪回忆道。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北碚划为迁建区,一大批文化名人寓居于此。郭沫若、老舍、梁漱溟、梁实秋、晏阳初,甚至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都欣然接受过卢作孚的豆花宴请。”刘重来介绍道,在卢作孚眼中,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都应该被剔除。
愿人人皆为园艺家
　　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自然》杂志发表《重庆的科学》一文中说:“无疑,此地最大的科学中心是在一个小镇上——北碚,它位于嘉陵江畔。这里有18所科学和教育机构,他们大多数都有极大的重要性。”
　　北碚这个中国西部的偏僻小镇,为何会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呢?这与抗战爆发后,全国不少科研团体纷纷迁来北碚安营扎寨有关,但更离不开卢作孚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筑巢引凤”的效应。
　　1930年3月,在赴江浙和东北考察中,卢作孚深感重庆科研气氛远远逊于江浙地区,还认识到日本“侵略满蒙,有两个更厉害的武器,为常人所忽视:一个是满蒙资源馆,一个是中央实验所”。
　　“这些见闻激发了他在四川创办西部科学院的决心。同年秋,卢作孚集资15万元,在重庆北碚建立中国西部科学院,院址设在火焰山东岳庙。”张守广介绍道,本着“立足四川,着眼社会”的宗旨,西部科学院在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其中,对乡村最实惠的当属农业科技推广,“西山坪西瓜”即为代表。1934年,西部科学院下设的兼善中学校长张博和,带领师生在西山坪上的荆棘丛中,开辟出大片土地,种上西瓜。当时,只结了几十个瓜,不能上市,分送有关单位品评。尝到的人交口称赞,认为可大力发展。
　　1935年,西部科学院又拿出90亩地,一下种了一万八千窝西瓜。成熟后,共收瓜十多万斤,卖了3514元。从此,西瓜在西山坪上安家落户。　　
　　之后,兼善中学师生依托西部科学院的技术,广泛搜罗国内各地西瓜良种。种瓜之初,农民感到稀奇,附近有个别不懂事的小孩,顺便摘几个尝尝。农场准备严防,张博和得知后,立即制止。
　　“张校长还定期请附近农民来品尝西瓜,还让农场帮助愿种西瓜的农友学习技术。于是,农场附近的农民向场部要种子、学技术,种出好瓜,逐年发展,收益增多,有些贫农也因而宽裕起来。”时任北碚图书馆馆长的罗中典曾如是回忆。
　　“皮薄、肉多、味甜、入口化渣”的西山坪西瓜,历经80年的培育,已成为北碚的一张名片。北碚城东、嘉陵江对岸的西山坪农场,也成为农业示范基地。酷暑时,北碚城里耐不住热气的人们,会选择去清凉的西山坪农田里抱个西瓜。
　　一个个翠绿皮、鲜红瓤的西瓜,成为乡村建设的活化石,被运往北碚的千家万户。“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人们建筑一间美丽的房子在一个极大的公共猪圈里,何如建筑一间小小的草房在一个极大的公共花园里!这便是一个顶好的盘算,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幸福,都在公共的经营里面。”卢作孚在1930年《四川人的大梦其醒》中如此痛快地陈词。
　　1952年,卢作孚溘然长逝。在北碚公园的作孚园中,沉睡着卢作孚及其夫人蒙淑仪。他们墓后一面深色大理石墙上,刻着卢作孚生前名言:“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北碚,这个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花园小城,用它沧桑的过去、美好的当下证明,在这块乡村建设的“试验田”里,卢作孚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