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肩负起社会担当 警惕沦为既得利益代言人

　　27日,在山东博物馆,著名学者雷颐做客齐鲁大讲坛。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知识分子的定义和群体结构是具体的、历史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时代使命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在当前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舞台很大,肩上的担子也很重。雷颐认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而且要有独立精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以自己的学识推动社会进步向善。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杜凯华　　　　　　　　　　　　　　　　　　　　　

　　群体结构　从研习孔孟的“士”,到现代技术人才

　　雷颐说,关于知识分子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从西欧回来的留学生不满沙皇统治,批判沙俄的政治社会体制,这些文化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另一个是左拉写了一封名为《我控诉》的公开信,为犹太人德雷福斯喊冤,其他知识分子也参与到其中。

　　雷颐认为,无论是知识分子最早产生于哪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一群受过教育、有启蒙思想,有对当时现状采取合理性批评的态度和反抗精神,渐渐在社会形成了的一个独特阶层。

　　中国传统以学历划分知识分子,雷颐则从其产生的视角给出了新的答案。

　　雷颐认为,我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开始转型一点点产生的。而在此前,一个很类似的阶层是“士”,那时没有具体的专业,主要研习孔孟之道,做社会评论,参与政治,从事技术的人员如医生等的社会地位则较低。

　　可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转型,逐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知识分子,如出现了工程师、现代医生、律师、报人等职业分工,专门研究技术。雷颐认为,有了这个基础,才为知识分子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一些人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外,对社会投以关怀,关注公共事务,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

　　评判标准　不仅要有知识,更得有独立精神

　　“所谓知识分子就是读书比别人多,既然是这样,更应该回馈社会,回馈大众。”雷颐认为,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只能把握宏观面,很多边边角角的事物是政府无法触及的,同时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利益多元化,治理方式也应发生变化,而这恰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空间。

　　比如很多人主动到北京的民工学校讲课,山东等地知识分子正在致力于的乡村建设等,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雷颐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标准,首先要有独立性、超越性”,“从历史来看,知识分子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有独立精神,是强调社会关怀的人。”

　　他说,所谓的超越性指的是两方面,首先,知识分子不仅是传统认为的文化人,或者有知识的人,而是要有公共关怀,就是超越自己的专业、职业,超越自己的利益。“比如你是医生,但在治病救人之外,还对医患、医德等都予以关注。”雷颐说,否则就只是一名技术人才。

　　而另一点,就是要做到“超然物外”,警惕沦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