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卢毅
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海外人士通过各种途径来到了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经过实地采访或考察，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和解放区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在访问期间或结束后，他们纷纷用笔忠实地写下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观感，具体生动地展现了中共的执政理念、执政行为、执政绩效和精神面貌，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真实形象。
一、“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
由于国民党长期实施新闻封锁，并宣传“所谓八路军与新四军均抗而不战，游而不击”，因此海外人士到解放区后首先关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否真正坚持抗战。1944年，在经过几番力争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成行，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访问归来后，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立即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的擦拭着自己的眼睛。”1945年回国后，他又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并在书中列出专章“中共作战努力目击记”，从不同方面引证了大量材料，证明中共部队“在不断地战斗”。他还澄清：“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
在这次采访活动中，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曾经近距离观看了晋绥军区第八分区的一场战斗，深受鼓舞。他在庆功会上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回国后，福尔曼又写出《北行漫记》一书，他这样写道：“从我两月中和八路军在敌后一起活动中所见到的事实——真的从事参加于这种坚强据点与碉堡的占领与毁坏——我才相信共产党的说话并无夸张之处。”
美国记者武道是国民党中宣部顾问，但延安之行改变了他对中共的态度。回到重庆后，他在新闻界联席会议上坦言：他过去对八路军共产党是反对的，可是这次到了延安和晋西北，证明他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八路军真是能打仗。他在为重庆《大美晚报》撰写《我从陕北回来》一文时，从8个方面谈到边区的所见所闻，包括老百姓生活进步、人民都有选举权、强烈的抗战意志、言论出版自由、我看见了战斗，等等。
继中外记者团之后，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特派员艾金山也进入边区访问。他后来也指出：“随共军进入战地的外国记者都认为中共军队的确竭力抗击日寇。有许多在沦陷区跳伞降落的美国航空队多由中共游击队营救出险，对中共尤为感激与赞扬。……去年三月每次日本广播与华军接触，事如属实，什九是与共军的冲突。”
与此同时，美国还曾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和晋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他们看到八路军在前线英勇作战、战绩辉煌，绝非国民党所诬蔑的‘游而不击’”。于是，他们向国内报告：“最最重要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共产党军队，从抗日战争开始几乎一无所有，在华北、华中一个很大地区里，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在那些地区里他们正继续牵制着大量日军。”今天看来，这些对中共抗战的记录和报道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毫无保留地奋战在抗日的第一线。
二、“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非常简陋，却屡屡打败强大的日军。其中究竟有何奥秘？这自然引起了许多海外人士的兴趣。1937年11月至1938年8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罗斯福总统密使卡尔逊上校在两度考察华北敌后战场后终于发现：八路军游击战是使日军装备优势得不到发挥的最有效作战方式，“八路军深入敌人的后方发挥游击战争，到处予敌人以重大威胁，这是争取胜利的最大条件”。
除了游击战术外，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也给卡尔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支军队力量的源泉在于道德灌输”，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教育军队和人民了解他们为什么而战”，并且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约束部队的行动，决不允许像旧军阀军队那样践踏人民的权利。卡尔逊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这种肯定，得到了其他海外人士的印证。美国记者和作家斯特朗便说：“（八路军）军队同人民紧密相连，发挥着人民战争的作用。”美联社记者贝尔登也写道：“农民经常告诉我：‘八路军就像我们的亲爹娘一样。’共产党反过来则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们的爹娘。’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性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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