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教授和几位将军之间在环球时报年会上罕见的因为“颜色革命”议题发生了争执，但这样的争议是很有必要的，是良性互动的，只是似乎稍稍演绎为双方社会身份的维护，略微携裹有情绪化言辞成分。
我们不妨先来探究一下“颜色革命”概念。确实，从学理上看，颜色革命是外来词，主要是指是指21世纪初期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的以一系列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近些年来，由于颜色革命在世界各大地区锋芒毕露，来势汹汹，大有亨廷顿所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于是，“颜色革命”这个概念被频频套用于我国，单纯从商论上讲，这并不影响概念的适用，并不需要对其进行重新界定，因为“颜色革命”的本质是不变的，即是以美国为主导的针对发展模式与其不同国家政权的颠覆，这是无需辩驳的。
具体于我国来讲，由于快速改革随之带来的“阵痛”，加之没有有效解决，积聚了大量社会问题，各种问题交织摻杂积重为社会矛盾，譬如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固化严重、社会正义的缺失，腐败风气蔓延等等一系列矛盾。近几年更是群体性事件频发，所以相当一部分学者专家认为我国已形成敌对势力策动“颜色革命”的社会土壤，《环球时报》在今年7月30日就刊文坦称“我国对‘颜色革命’的警惕性不足”。诚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冷战时期一直坚持和平演变战略，直到今日仍旧没有放缓该战略，而“颜色革命”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作是和平演变战略的延伸，西方的新一种颠覆手段。需要注意的是，“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一些国家发生，外来干扰因素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国家的自身弊端是主因，正是这些国家自身的过多问题，致使外界力量有了可趁之机，从而推波助澜，添油加柴，导致政权的颠覆。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格鲁吉亚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评论“格鲁吉亚多年来在内政、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政权更迭是‘必然结果”。
依照笔者看来，我国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大的方面问题，但仍不具有“颜色革命”的大规模民众市场。首先，比照已经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我国的政治生态已有着多次大的骚动，民众们深受政治不稳定之苦，对政治运动有着本能的拒斥;2.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更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改革红利仍有着海量的释放空间，这使得民众仍对国家发展有着许多的期待; 3 .我国是大政府模式。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一书中创始性提出民主制度始终只不过是政治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错误的情况下，民主制度也可能成为引发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福山的观点针对的是那些已经走上民主道路的国家或者具备成熟民主体制的主流国家而言。纵观这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弱势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形成成熟的民主体制反而强行推行民主，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崩盘。4.我国是牢牢的党指挥枪，军队听党指挥，军队等强力部门不具备着中立条件，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放松对“颜色革命”的警惕，但不能是单纯为了防“颜色革命”而去防，倘若不能够良性治理，空置发展中的问题不去处理，只会造成失控的局面，而这些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反腐。看似反腐似乎和“颜色革命”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诚然，除去党内的极个别野心家，大部分官员本身根本不具备改旗易帜的心思，因为激进革命往往伴随着无序与混乱，到时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官员，所以，他们只会在体制下安稳过活。但官员的群体性腐败风气对民众心理有着极为恶浊的影响，正如一篇报道上所讲述的：“不排除一些外资企业的行贿是‘为更方便地获得利益’，但亦不可排除某些企业行贿中国官员是完成‘政治任务’，故意‘拉中国官员下水’，让官员失去民众信任。”
如实直言，我国的安全形势很是严峻，西方势力﹑疆独﹑藏独，一些所谓的海外民运分子等均虎视眈眈，企图借助我国的民众不满情绪，推动街头政治，继而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所以，颜色革命必须予以警惕，它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这是最为基本的认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反腐和“颜色革命”之间不是大相悖离的，相反是具有着合理的逻辑衍伸关系，腐败风气的肆意蔓延，只会导致民怨的不断增加，当怨气聚集到一个临限点，就会爆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时，外界势力不可避免趁虚而入。王占阳教授的“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清明了，政治平等了，大家都富裕了，你怕什么颜色革命?”观点很值得商榷，毕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尚不完善，所以才要警惕“颜色革命”，逻辑因果不能颠倒。
当然，“颜色革命”的预防不单单只是反腐，但一切有效的问题处理改革推行都建立在反腐基础之上，将反腐工作做好是预防“颜色革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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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牛乐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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