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届 1985年 德国斯图加特

　　1985年8月25日至9月1日，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联邦德国的斯图加特市召开。8月25日上午，大会举行开幕式，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魏茨泽克莅会发表了热情的贺词，强调历史学家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学术合作与繁荣中的作用。当晚，巴登·符腾堡州州长在斯图加特市音乐大厅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各国历史学家。

　　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在各国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历史背景召开的，与会代表3000多人，共提出论文238篇。这次大会是由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发起和主持的。大会的主要领导人是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波兰中世纪史专家、波兰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盖伊托尔教授，秘书长、法国拜占庭史教授、巴黎第一大学校长爱兰·阿维勒夫人，以及第一副主席美国的吉·艾·克里格教授和第二副主席意大利的迪·德马尔科教授。负责具体筹备本届大会工作的组织委员会主席是联邦德国历史协会主席麦耶尔教授等。

　　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西德历史学家埃德曼作了题为《历史学家的共同体》的长篇报告，他回顾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发展历程，肯定了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在反对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号召历史学家加强学术联系和团结。最后，为了呼吁人们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发展进步，大会还通过了与会者告一切善良的人民的号召书。此外，从本届大会可以我们理解历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趋势，各国具体研究的方向，各个历史学派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以及历史学家的国际联系正在加强和扩大。

　　大会主题有三个，其中之一便是讨论和总结反法西斯主义、反纳粹主义和反抗日本军国主义斗争的历史。会议的许多报告从不同角度紧扣这一主题。大会另外的两个主题是史学上的薄弱环节：印度洋和世界上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问题。与会者对历史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史学理论问题，也予以充分的注意，并列入讨论的重点。

　　大会的10个圆桌会议的主题是：1.生态、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2.历史期刊和新技术；3.心理历史学——方法上的一个新领域 4.历史学家与保卫和平的问题；5.近代殖民经验对土著社会的文化影响和心理影响；6.核时代的妇女和和平运动；7.历史上的家庭；8.历史的关系研究和一种建立在历史史料上的人类学；9.十九、二十世纪刊布史料的方法论；10.近代欧洲思想中的亚洲形象。

　　根据大会的安排，25日-27日，会议围绕三个主要课题和方法论问题宣读和讨论论文。从27日-31日，大会分组进行。在中心会场——斯图加特市音乐大厅仍然围绕主要课题继续宣读和讨论论文；而在斯图加特大学K1至K5共32个会场中，则分别举行断代史、专门史和专题的报告和讨论。各国学者根据个人的专长和兴趣，自由参加。

　　本次大会的议题反映出当时史学研究中的主要倾向。第一是“史学的碎片化”，即史学研究进一步走向专门化，研究主题呈现日益缩小的趋势，由此导致拥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越来越少。第二是史学研究更加注重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综合。当然这两种倾向的矛盾并不是首次出现在此次大会上，早在1928年在奥斯陆举行的第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法国史学家贝尔就认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应该多讨论一些史学家共同体感兴趣的综合性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如果与会学者研究的问题各不相同，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德国史学家汉绍夫虽然承认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研究历史事实更重要。而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很好地处理了上述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本次大会将大课题和方法论问题与一大批具体课题很好地统筹在一起。而且还特别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所属的约30个不同专业的组织提供两天的讨论时间。

　　第16届历史科学大会还反映了西方史学界出现的另一种研究趋势，即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考古与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考古与历史”是大会在方法论方面讨论的主要课题。长期以来在西方史学界考古与历史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考古学被看作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二战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质疑这种观点，企图在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重新寻找一种联系。通过此次大会，我们可以感受到国际史学界不仅高度重视方法论问题，而且在研究中日益重视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课题。

　　本届大会也使人们注意到，历史学在选题中越来越重视密切联系现实生活的课题。在大会选题上，反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课题固然因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充分注意，其他大会选题如“印度洋”、“种族或文化上的异质人”、“电影与历史”等等也无不密切联系现实。“印度洋”注意了当前的中东和海湾的局势，为了了解今天而提供历史背景；“种族或文化上的异质人”实际上是探讨从古到今各国社会对外来移民、少数民族、与本社会格格不入的不同政见分子或异端的看法及各阶层的相互关系。“电影和历史”的主题报告是从近五年来英、法、西德、意大利的最流行的故事片中分析各国的国民性的特点，从而促使历史家研究各国历史或政治家制定政策时充分重视不同国家的独特性。这对我们也很有借鉴意义，我们应当在认识西方的共性的同时充分估计西方不同国家的特性并相应地区别其优劣而做出有区别的汲取。

　　会议之外，主办方还组织与会代表到特里尔（包括马克思故居）、乌尔姆、波登湖和中世纪古城堡等地参观、访问。

　　9月1日上午，在大会闭幕式，会议主席作了总结发言；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先后致词；各国代表团还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举行赠书仪式。大会决定，五年后，即1990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第十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有关下届大会讨论的主题、内容和筹备工作，将由新执行局于1986年商定。

　　大会闭幕式上。各国与会代表讲话时，第一个被请上台致词的是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团长刘大年教授，许多国家的学者对中国代表较为注意。各国学者多半赞扬中国开放政策好。他们利用会议间隙，同中国频繁接触，并询问中国的有关情况，诸如：中国国内历史学科的学会组织有哪些？当前各个领域讨论的学术问题是什么？怎样才能参加中国的学术会议？等等。

　　德国学者还非常关心山东大学对德国史的研究现状。许多外国学者都以迄今尚未到过历史悠久的中国为憾事。他们希望不远的将来，能在中国开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希望扩大同我国的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