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法论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史学重结构而忽视人、重分析而不用活泼的叙事形式等缺点也逐渐显示出来。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历史学出现了“人类学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把历史学重新拉回到人本身。劳伦斯·斯通发表了著名的《叙事的复兴》一文，指出了分析史学矫枉过正的缺点，新史学需要有传统的叙事成分。在1990年的马德里大会上，在德国的汉斯·梅迪克和美国的娜塔莉·戴维斯的倡议下，史学方法的讨论议题之一就是人类学“厚描述”方法对于小规模群体的微观研究。到1990年代，“叙事的复兴”作为一个事实被与会者普遍接受。
1975年8月22日至29日，第14届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与会的有75个国家的1450名学者。这是史学大会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举办，为了办好这次会议，1974年12月28日，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刘易斯·汉克于芝加哥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美国历史学家和今日的世界：责任和机遇》的长篇报告，为即将召开的本次大会作动员工作。
这次大会的议题特点是明显增加了与人、与国家有关的题目，大会议题有：历史与社会、人权、革命、少数族裔的问题——加拿大的经验、侨民、亚洲与非洲的传统与变革、18世纪的美俄关系、美国与欧洲国家外交的开始、德国早期宪政史、美国的雏形、两次大战之间的美国与欧洲、美国革命与斯拉夫民族、一战之前的中欧东部的民族运动等。不但有关民族国家类型的题目大增，而且传统的政治史和外交史的题目回归大会。
随着亚洲国家在世界政冶地图上力量的上升，有关亚洲的议题在增加。在旧金山大会上，一群日本学者向大会提交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即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从亚洲的角度描绘世界史。这篇报告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法国著名汉学家吕西安·毕仰高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将其列为“重要主题”。毕仰高以研究中国革命著名，在他的社会历史分析中，将民族革命和土地社会革命看作是革命运动的重要推动要素。其余9篇关于亚洲历史的论文分别涉及朝鲜、贵霜帝国、中国明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游牧民族的历史。另有几篇论文涉及游牧民族的历史。一个罗马尼亚学者全面地考察了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一个日本学者在讨论城市问题时联系到了游牧生活；一个蒙古学者在讨论封建主义问题时提及游牧生活；还有一个德国学者谈到了金帐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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