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制定1965年维也纳会议的议程，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执行局于1963年在波兰的华沙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前任主席富提埃尔、第一副主席古贝尔、第二副主席李特尔、秘书长弗朗索瓦、司库荣诺德和卡兰德、哈辛、沙弗尔等执委，负责承办大会的奥地利国家史学会也派了代表恩格尔-雅诺西教授出席。
1965年的维也纳大会分了4个讨论组：第一组是6大专题：文化史、近代史上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异端、19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从古代到近代的统治阶级、19和20世纪的社会结构和文学、1816年的世界；第二组是各大洲的历史；第三组是各专门委员会的论文；第四组是方法论和编年史。这次大会的论文一律在会前印出，第一组每篇100页，第二组每篇约33页，其余两组每篇10页。会议还收了论文费，正式注册的历史学家每人15美元，家属7.5美元，在校大学生每人10美元。
大会对欧洲以外历史的讨论有所增加，设立了一个研究“大陆历史”的专门小组，它包括中国现代化之前的历史、非殖民化运动、中美洲古代文明、黑非洲的史料、西班牙模式下的拉美各国等方面的论文。一位蒙古历史学家的论文涉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本国的历史编纂工作和苏联历史学家提交的有关非殖民化运动的论文引起了强烈的政治论争：但是他们一致认为，全球化的进程需要对世界范围内历史学的相互联系进行重新评估。
与组织者的预设相反，真正引起与会者广泛兴趣的是世界史编纂议题。在1976年，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时，他有一节是专门介绍世界史的，其中一半以上的材料就是来自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反映的世界史进展，尤以第12届大会的材料为多。第 1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作了“世界历史分期”的报告，在第12届大会，戈特沙尔克作了“20世纪世界史的计划和观念”的报告。巴勒克拉夫从这两届大会的印象判断说”至今，试图撰写世界史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对此，大家的看法似乎是一致的。”
对于撰写世界史的目标和方法意见就很不统一。集体编写的世界史代表作有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10卷本，还有196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人类史》第一卷。这些编写者之间的意见也不统一，没有一个明晰的叙述模式。反倒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个人写的世界史著作因体例和观点相对完整而更为成功。
在第1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波兰历史学家H.卡兹批评了现有的世界史编纂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集体写作的多卷本不如单卷本，二是以零碎资料汇编成的世界史既不如论文，也不如工具书。这样，世界史著作就成了“鸡肋”。
但单个历史学家在写作世界史时，任何一个杰出的学者也难以在充分驾驭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文字和史料的基础之上再进行著述，这样就不得不大量使用二手资料，罗列杂乱而无内在联系的相关或无关史实。也在这届大会上，有论者称世界史的写作要么是“折衷得黯淡无光”，要么是“一元论的伪善”。
世界史写作的另外一个难点是叙述的中心是什么？以哪个地区或者文明为中心展开论述?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苏联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欧洲中心论者。近代500年欧洲的崛起是一个事实，但是在5000年文明史中呢?在300万年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呢?显然欧洲不是中心。在第1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茹可夫在谈到世界历史分期时，说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水岭。这些论点对中国读者来说都很熟悉。
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说他是很客观地从月球上观察地球，但这本书说人类历史基本等于欧亚文明的历史。在第1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也有学者说世界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欧洲近500年的历史。对于这样一些看法，在史学大会上几乎没有人质疑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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