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早期历程

　　“国际历史学会”为联合国所属“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的简称，1926年5月15日在瑞士日内瓦正式成立，但此前欧洲历史学家已先后在欧洲各大城市组织了五次规模较大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在布鲁塞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议决设立常规机构，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这就是“国际历史学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由来。

　　中国对“国际历史学会”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几乎与“国际历史学会”的成长同步。1905年，著名报人和教育家黄节（1873-1935）在《黄史》的“总序”中说：

　　柏林史学大会宣言曰：“提倡民族帝国主义，造新国民，为历史家第一要义。否则外族入霸国恒亡。”

　　这是已知中国近代关于西方史学会最早的消息。由于第3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是三年后的1908年才在柏林举行，黄节先生很可能指德国本国史学会召开的大会。

　　1920年12月27日至30日, 美国史学协会在华盛顿纽威兰厅举行第35次年会，到会者360 余人，颇极一时之盛，Historical Out look杂志登载此事。历史学者陈训慈见到此文后，觉得可以“见彼邦史学研究进行之一斑焉”，遂将全文译出，以《美国史学协会年会纪》为题刊登在1921年11月出版的《史地学报》1卷1期上。在译文的“译者按”中，陈训慈感慨万分：“观上述之纪事，吾人可以想见美国对于史学研究之发达。一会如此，全国可想。而世界各国对于史学之公共研究，当亦莫不然。返观吾国，则安固自封，稀有专门学术研究团体之组织，而史学研究，愈为幼稚。观人例己，或亦使国人奋起之一助欤？”1922年，陈训慈又在《史地学报》1卷4期上发表《国际学术团体与吾国》一文，呼吁建立中国史学家组织参与国际史学活动，指出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国际性的集会日益增多，“吾国殊宜多派学者参与，以与各国学者相联络”，但政府派遣往往不周，根本之道还在于学者组织学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史学会可以发扬吾国之古文化，济世界学者之不及,实尤为切要之图也。”

　　1923年4月，经过10年中断之后，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这一国际史学盛事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注意。1923年3月的《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发文报道了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对中国不能出席本届大会表示了遗憾。文章说：“万国历史学会将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至十五日开大会于比京不鲁舍拉城。比国皇家学会已发通告邀请各国赴会……万国史学会成立于二十二年前。1900年，开第一次会于巴黎，1903年开第二次会于罗马，1908年开第三次会于柏林，1913年开第四次会于伦敦。其第五次会依规定当于1918年开会于俄京，适以大战初息，俄国变政，遂致迁延会期，未遑召集。今比利时既重振斯举，各国学者必将联袂偕来，讨论学术，互显国史。大会拟区分十三部，将来或尚不止是。美国史学协会对于此事于本年（1922）八九月间已从事筹备，其举定代表七人，皆为彼邦史家。返观我国，学术消沈，历史学者至今犹无团体之组织，恐届时终不能有代表出席，以各国绩学之士相见也。” 这是国内迄今所知最早介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历史的文章。同一期《史地学报》还刊发了陈训慈《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一文，文中批评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学术活动的漠然态度：“学术荒堕，甘自屏弃，替前哲之令业，贻并世之大讥；坐使公共之学术，只闻列邦之讨论研究，而吾国并分内之务，无人整理；世界学术上之集会，往往阒焉无吾族之迹，而中国遂以无学闻于世。斯则邦家之奇耻巨辱，庸非国人对于学术所负之大罪欤！”

　　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结束以后，时为东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向达翻译了出席大会的美国历史学家利兰（W.G.Leland）的一篇长达18页的文章，作为特稿发表在1923年《史地学报》第2卷第7期上，详细介绍了大会的盛况和各会场讨论的内容。译者向达在前言中写到：“万国历史学会于今年四月八日至十五日开于比京不鲁舍拉城消息，已志本报二卷三期。以劫后之名都，集万邦之耆彦。讨论学术，流连光景，吊荒丘之落日，怀往事于当年；—砖一瓦，莫不足以发思古之幽情。史家处此，感慨当更多也。斯会也，来赴者达七百人，以国计凡二十三，历时八日，论文至三百五十篇，亦云盛矣。结果则有万国史学委员会之成立，以从事筹备万国史学联合会，期成有日，威尔士有云：苟无公共之历史观念者，则公共和平与隆盛将无从也。则斯会之建议，吾亦造成公共历史观念之推轮也欤！此次大会，自以欧美诸国为其主干，而我邻邦日本亦有代表，参与其间。论文三百余篇中，讨论及于吾国者，亦复不少。顾吾国竟无一人往焉；本报之言,不幸中矣！窃尝谓一国万事蘦队，都不足悲，唯学不如人，斯乃大耻，矧吾国有四千余年之文化，而史学之兴，又远在遂古，顾今乃忽不之重，不亦重可悲乎！吾兹愿吾国学人之有以自勉焉。”

　　1928年8月，第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挪威政府在会前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派代表与会的邀请，被中国政府婉拒。1928年3月出版的第八十一期《外交公报》上刊登了中国政府《国际历史学委员会在那京召集第六次会议本国拟暂不派员出席复请查照函》（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函件中说：“迳启者，前准米公使来函，以贵国皇家大学召集国际历史学委员会在那京开第六次会议请派员参与等因，当经函达教育部核办去后茲准复称，本年八月在那威京城召集之国际历史学委员会议，现拟暂不派人出席，请转复并代谢等因，相应函复贵代办查照转达贵国政府为荷，顺颂日祉。” 大会结束后，陈训慈在1929年3月出版的《史学杂志》创刊号上进行了报道，然后在1929年5月出版的《史学杂志》第1卷第2期上专门从美国《史学杂志》译载了《国际历史学会第六次大会记》一文，认为“此次盛会，中国虽未有代表参与，然史学研究之国际合作近况，与各国研究之趋势，当为国内研治史学者所注意……吾人以中国人之地位而言，尤望国内学术界得循政治之渐趋安定，而有健实之进步，届时国内史学界再不致如此次之漠视此会，而能由学术团体与政府之合作，推定代表前往参与也”。

　　1933年，在波兰华沙举行了第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但由于中国尚未建立起全国性的史学家组织，依然没有派人参会。当时中外史学交流已比较频繁,一些中国学人如王国维和陈垣等人都取得了很高的国际声望。国际史学大会没有中国参加与中国史学大国的地位以及国际历史学会的全球代表性是极不相称的，因此第七届大会之后，国际历史学会便把动员中国出席下届大会作为重点工作之一。

　　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田波烈（Harold William Vazeille Temperley, 1879-1939，又译 “田波莱”，今译“泰姆普利”）应上海沪江大学教授康选宜的邀请来华，“康氏以中国至今无历史学会之成立，对于史学之研究亦不甚注意，故特约田氏来华讲学，以提高国人对史学之注意，并促进中国历史学会之成立” 。11月中旬，康选宜陪同田波烈由日本抵达北平，“田氏这次来中国的目的，除了游历和讲学外，还负有联络中国史学团体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的重大任务” 。

　　11月16日晚8点，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设宴招待田波烈会长并请他发表题为《国际历史学会经过及组织》的演讲，出席演讲会的有三学术团体的代表袁同礼（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姚士螯（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刘崇铉（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及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常务委员康选宜等40多人。 田氏在演讲中介绍了国际历史学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情况，指出各国要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应在国内组织全国性的史学会，其责任即推举最适宜的史学家代表本国，出席国际历史学会的事务会及大会，预备演讲及讨论，筹划组织本国代表团，推举国际各委员会的代表。各国史学会的组织，依据各国的情况，而与各国政府保持不同程度的关系。国际历史学会的最初目的，是使各国选出史学家在五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史学家演讲其本国史学的状况及目的。“而对于本会远东之演讲讨论，中国史学家向不能到会参加，余必以此为可注意而抱遗憾之事。其实除此之外，对于欧战以后之国际的共同事业，至今中国未尝参加任何部分也”。国际历史学会下属各委员会，负责预备各国工作的联合报告，各国代表分别负责本国部分，内容涉及各国的历史出版品、年代研究、历史教法、探险旅行、专家发明、地理沿革、图像艺术等类，皆甚重要。“在此类报告中，关于中国者竟无一种，而中国的重大贡献，最为欢迎，实甚显明也”。该会正在编辑关于各国宪法之著作及其注解、关于各国外交人才之记录、以及关于各国每年史学著作之编目。“以上各种工作，如有中国代表参加，则吾等之欢慰如何，自不待言。其实中国及其史学与国际的科学组织合作之利益，此不过表示其一端而已。自余游览中国以来，此为本会事务会各代表最注意之事也”。

　　田波烈还介绍，成为会员国须交纳会费，仿国际联盟办法，多少视国家大小轻重而异，欧美各大国每年各出300瑞士法郎，约合二十余英镑。他表示：“曾有人提议增加会费，但余意以为如中国入会,其每年会费亦不至多于此数。中国必被视为与法德及其他大国同等，固无可疑。凡在五年大会及事务会开会之期，其开会地点所在之国家，对于本会，无不表示优礼待遇，及供给费用。但此项开会地点，皆出于各关系国家之约请而定。然即如本会会员各国家,亦无自己必须约请在其本国开会之义务。若以个人意见言之，如有一日使本会开一次会议于中国，则所甚望也。” 田氏这段话表明了国际历史学会希望中国加入该会的意图，甚至期望有朝一日能在中国召开一次国际历史学会会议或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田波烈的期待得到了中国学人的积极响应。罗家伦在演讲现场当即应允回南京后与各团体接洽，使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尽早实现。 另一方面，学者们的筹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康氏抵平后，与平方历史学者研讨结果，认为确有从速组织中国历史学会之必要，并决定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姚士螯先生及清华大学历史系刘主任负责在平联络发起，中央大学罗校长负责在京联络发起，上海方面则由康氏南返后进行，务期赶速成立，并希望派代表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历史学大会。”

　　12月1日，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陶希圣前往田波烈下榻的北京饭店，就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一事作进一步商讨，由连士升记录。双方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1. 中国入会问题。拟由顾颉刚等人先与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法国第戎大学教授米切尔通信作初步联系，中国可以政府、国家研究院或代表全国的历史学者委员会名义参加国际历史学会。入会问题将在1938年8月苏黎世举行的国际历史学大会上决定。由于国际历史学会行政部将于1937年5月在巴黎召开会议，田波烈希望此前得到中国方面的申请，以便会议讨论。他表示将正式致函顾颉刚，以促请中国历史学者关注此事，并表示将前往南京拜会中国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及中英庚款委员会主席，争取他们对此事的支持。2. 经费问题。中国每年将交纳20—40磅会费及中国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每5年一届大会和每2年一届小会的费用，通常情况下这些费用由中国政府拨付。3. 中国历史学家将要着手的工作。田波烈表示顾颉刚及其同人可立即非正式地与米切尔教授通讯联系，商讨编撰1936年国际历史学书目举要(中国部分)、中国宪法史书目、组织大学历史委员会报告中国大学历史教育的状况、编制1873年以来中国外交史料等事宜，并将这些资料提交给国际历史学会的各委员会。

　　会谈最后田波烈称：“顾、陶二教授已将中国观点完全阐明。他深信中国的历史学术业已达到能和其他闰家相为媲美的阶段，目前极需要与他们作有计划或有系统的交往。似乎各方面都同意，除世界历史学会以外，更无较善的途径可循。该会顿然成为诸种历史观念的澄清所在，也即是在广大的国际范围内合作的历史事业中唯一的组织。”另外允诺凡中国学者或图书馆订购《国际历史学会公报》，优惠三分之一。

　　12月2日，根据前一天约定，田波烈正式致函顾颉刚：“你知我已经和许多中国历史学者讨论中国加入世界历史学会的事。直到现在并没有遇到一个人不赞成此举的。所以我想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敝会现已有四十二国为会员(日本在内)。为达此目的：第一步，先要组成一个中国历史学协会。中国入会可取三种方式：(一)由中国政府请求；(二)由一个公认的国家团体请求，如中央研究院之类；(三)由一个代表全国历史学者的委员会请求。无论如何，第三点总得成立。我愿意并且希望你能领袖着把它组织起来。我极诚挚地相信，中国本国历史和教育的发展，若不发生更多国际的关系，不会完善。并且在中国以外的学术界中也总不会被人认识——除非立即采取目前的步骤。贵国的加入，对贵国本身和敝会都具有最崇高的历史意义。我相信中国的史学业已达到一个可以与举世并立的阶段。我也相信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来辅助这件伟大的工作。”

　　除在欧美同学会的演讲外，田波烈还在北大、清华等处发表了多次演讲。据当时的一次笔录，田波烈在《致中国史学者》的演讲中说：“在我们的学会中，所有国家之间都是很友好的，我希望不久在这里能看到中国。她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我们学会的成员，但是我希望不久她就能在这里……《国际历史学会公告》刊发了很多国家关于历史出版物、历史章程、学校历史教育等方面的报告。在这些方面，中国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报导，但是我们没有从中国史学者那里得到片语只字，没有他们历史刊物的信息，也没有关于他们历史活动的任何记载。这些东西在哪里呢？不是我们西方史学者无知，我们非常想了解你们，我们愿意给你们提供出版的机会，但是我们找不到这些东西。“饥饿的羊抬着头看，但是没有人喂它食物”，当然，我们不能索求太多，但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相关历史活动，不用像宣传员，也不用像政治家，只要像一个专业的史学者……中国还能有另外一个贡献，她可以派一位或两位著名的史学者来西方展示自己并参与1938年在苏黎世进行的远东历史研讨会。我希望中国在会上的表现能和日本一样好。我调查得知，中国的史学者正在为提交加入会员国的申请做准备，如果能够得到他们史学代表的支持，就一定能成功。尽管要有超过40个国家的投票才能获准通过，不过如果中国敲了这扇门，我想她不用等太久就可以进来了。中国史学者兄弟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机遇啊！我将在苏黎世会议上继续担任主席，同时新的成员国提交申请也将在这个时候。中国这个当今最古老的历史国度要加入到我们这个拥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团体中来，如果能在我任上得以实现，那将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

　　结束在北京的访问后，田波烈又去了南京、上海等地。在南京其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与其就中国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田氏的诚挚热情令傅斯年及其同事颇为感动。12月11日下午4时，田波烈在上海青年会发表了题为《国际情势与国联》的演讲，由著名历史学家、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主持并致介绍词，当晚上海文化界设宴对田波烈教授夫妇来访表示感谢。12月14日，田波烈乘船离开上海返英，临行发表了《告中国历史学家书》，再次欢迎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

　　田波烈会长来访和中国即将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消息传遍了中国学界。《新北辰》杂志1936年第12期刊登了《我国史学团体将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的消息，此后《图书展望》、《月报》、《史学消息》、《上海青年》、《良友》、《礼拜六》、《考文学会杂报》、《教与学》、《文化批判》、《正风》、《外部周刊》、《国立中央大学日刊》、《时事月报》、《实报》等报刊纷纷予以报道。参与这次活动的学人连士升在《大众知识》1937年第5期和第6期连载了长篇纪实文章《记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莱教授》，详细生动地描述了他与田波烈交往的过程和田氏在华的活动。田氏在京关于国际历史学会的演讲也分别经康选宜、李东白翻译发表在《史地》1936年第4期上，经左秀芝翻译发表在《历史教育》1937年第1期上。《历史教育》1937年第1期还刊登了明史专家萧远健的文章《中国史学团体应加入国际历史学会》，文章说：“我们很希望他们赶快把史学团体成立起来，去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因为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国史学发达很早，而且可称相当的完备，这是中外学者一致承认的。但是，西洋的史学，自近百年来，经各学人的努力，突飞猛进，使史学已由附属的地位而进步到独立的科学。反顾我国，最近一二十年来，虽说慢慢地脱离旧史学的死圈而走向新史学的途径，然距我们的理想，还远得很哩！中国的史学为甚么不能有长足的进展？原因固然很多，而没有和国际学术机关取得联络，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一点。其次，凡是一国的文化，都应有民族的与国际的两方面，每个民族必有所贡献于世界，并有所获于此世界。因为如此，各个民族好比蜜蜂，由各方所得的贡献，以造成国际生活之蜜糖，集世界普遍科学之大成，每个民族都与国际社会发生极其密切的关系。中国在学术上，贡献于世界.的，诚然很多，但这还不够。我们应该很精审的勇敢地采取西方更进步的方法，来改造、充实我们固有的文化，使之发扬光大，成为世界学术的主力军。第三，国际历史学会，每年出版《世界历史学名著书名汇编》—册，其中关于中国书名部分，均由会中选定，大会因无中国会员，选择很不方便。同时该会的学报，发表多数国家之报告，类多关于新闻出版史，宪法史，与学校及大学之历史教学，中国也因无会员，丝毫没有表现。无疑的，现在中国的史学，已有相当进步，而且也有不少的发明。只因没有参加国际历史学会，使我们艰苦缔造的一点成绩，不能公表于世界。诚如田氏所说，这是中国史家的失败，而非无远识之西方史家的失败。我们为了补偿过去的损失，和发展将来学术大业，实在有从速组织史学团体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的必要。我们热烈的盼望各个学术机关和著名史家，注意此事！”

　　1936年12月17日，田波烈在回国途中自香港致函中央研究院，表示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时机已经成熟。信中写道：“中央研究院是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历史学会最合适的主体。中央研究院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不会妨碍中国历史学会的建立，国家科学院的申请常常在历史学会之前。以我国为例，英国科学院于1913年就在伦敦举办了每五年一次的大会，但英国历史学会直到一战后才得以成立。从所附会议纪要中能看到，如果在1937年4月底之前米切尔教授能够接到你们的申请，事情将会很顺利。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直接给我发电报，地址是英国剑桥大学彼得学院，我将在3月底到达那里。”这样，田波烈从原先希望由顾颉刚组织中国历史学会，以该会名义加入国际历史学会，转而希望由中央研究院代表加入，并以正式函件向中央研究院发出邀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将此函转交史语所办理。12月底，傅斯年趁赴北平之机，与顾颉刚、陶希圣等人就此事交换了意见。

　　从北平回京后，傅斯年即与教育部长王世杰就此事进行商谈。1937年1月23日，中央研究院致函教育部：“关于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事，前已由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所长前往贵部商洽。查该学会之设置历年甚久，中国为历史悠久、史学发达之国家，自有加入之必要，加入之方式，或由政府具名，或由中国之国立学院，或由政府派定之国家史学委员会具名，而私人之学会集合，转不能依法加入。据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第五条第二项，‘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本系该会职掌之一。兹特依照此项规定，参以各种事实，率拟办法三项,敬征贵部之同意：（一）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致函国际史学会，申请以该所名义加入。（二）每届出席该会之人选，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历史组推荐若干人于教育部选派之。（三）关于该会年费及每届出席该会人员之旅费，由教育部力予补助。”教育部很快于1月30日复函，表示同意中央研究院所拟办法。

　　1937年3月，国际历史学会正式致函中央研究院，请派代表参加1938年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同时,外交部致函教育部转呈瑞士公使馆寄来的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筹备委员会邀请中国政府参加函件。3月10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在给中央研究院的公函中称：“案准外交部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国26字第一八一一号公函，据驻瑞士公使馆呈以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将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在瑞士举行，该会筹备委员会函请中国政府派员参加，检同原附件，请查照办理见复。等由。查国际历史学会前经决定由贵院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名义申请加入，该会每届大会我国出席人选由贵院评议会历史组推荐若干人于本部选派之。该会第八届大会出席人选即希贵院查照推荐见复为荷。”

　　收到教育部公函后，傅斯年于3月16日以英文致函田波烈，信中说：“亲爱的田波烈教授：去年11月，您在南京短暂停留时，与您在很多问题上的交谈使我获益颇多，那是我经历的最快乐的时光。对于您鼓励中国参加国际历史学会，我和我的同事向您致以最真诚的感谢，这对北京和我们这里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我遇到的每一个同仁都很赞同您对于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看法。去年12月底，我去北京和胡适、陶先生等人谈了此事。回来以后，我又和王世杰部长讨论，他对此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部里和中央研究院已经初步达成一致：1.中央研究院代表中国申请加入。2.代表团参加的每一个会议都应在其他有关部门商议后由部里和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共同决定。3.费用由政府提供。中央研究院的正式申请将在4月初完成，希望能在您五月召开会议前送达巴黎(被提到的历史和文献学会是中央研究院下属十个学会之一)。同时我国政府会通过外交途径将我们的打算传递给委员会。”傅斯年还在信中提到：“我和王部长商谈，他也想让我去，但遗憾的是我的职责不允许我明年离开中国。我想中央研究院会选择蒋廷黻去介绍我们的国家，他目前是中国驻苏联大使，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外交史的领军人物。另外,他还是一个在我国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均有一席之地的历史学家。”

　　3月17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致信田波烈：“我很荣幸中国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并在会上介绍中国。中央研究院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全国最高科研机构，由中国政府直接掌管。中央研究院通过相关法规行使它的职能，要与政府部门磋商后，才能由委派的代表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中央研究院由十个学会组成，其中包含历史和文献学学会，该会自建立以来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上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始建于1934年，它现在的组成包括：1.由政府委任的30名顶尖科学家；2.主席和十个学术机构的主任，他们是非官方的成员。因为很多职能要由理事会承担，其中包括控制中国参与国际会议的方针。评议会将选派历史研究会长胡适参加。教育部长和中央研究院表示，在通过批准后中央研究院会派出中国史学者代表在大会上加以充分陈述。在现存的所有国家中，中国是拥有最长历史纪录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史学研究已经繁荣了几个世纪。我确信，在我们的陈述通过后，我们将来和大会其他成员国会有更长远、更广泛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这封信首次将胡适列为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重要人选之一。

　　1937年5月3?—4日，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对与教育部达成的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三项办法予以追认，代理翁文灏(未出席会议)任评议会秘书的傅斯年特别声明，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系以中央研究院名义，而非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名义。傅氏此举显然是为了避免给外界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包办的口实。

　　抗战爆发后，教育部于7月23日致函中央研究院,，转呈瑞士公使馆函送的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议事纲目，并请推荐出席代表人选。经与傅斯年商量，王世杰于10月25日致函田波烈：“中国期待按照约定的安排参加明年8月的史学会议。中央研究院正在为参加会议做筹备，这项工作不会因为战争的危机局势而受到任何影响。……我们以代表中对可国参加明年8月国际史学会议人员的范围和能力进行了选择，并做出了一个客观的决定，拟派出至少2名中国代表，人选暂定为胡适和蒋廷黻(中国驻莫斯科大使)。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变化，我们会非常慎重地抉择和选派中国史学研究代表。”。 此时，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正在迁往西南的途中。

　　由于战争和中国政府迁往重庆，中国学界与外界的联系受到了影响。1938年3月11日，田波烈致信傅斯年：“我发现与您联系非常困难，且不能确定您是否能够收到这封信，尽管我希望如此。战争爆发后，我无法与中国方面取得系，1937年10月25日教育部长曾来函，称参加国际历史学会议不会受到战争影响。此后，我没有再得到来自他或你的任何消息。我还得知驻莫斯科的蒋廷黻大使已被招回国。我认为中央研究院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的申请能够及时被接受。我还想知道您将派谁代表出席。最近,我得知日本冈副教授将参加会议。因此，中国代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参加。如果能收到您的来信，得知您身体健康并在继续工作，我将非常高兴。致以深切慰问和良好祝愿!”

　　这封信耽搁许久才转交到傅斯年手中，傅斯年在与评议会秘书翁文灏商量后,致电胡适，请其出席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历史学会第八届大会。此时蒋廷黻已被招回国，由战火纷飞的国内再派遣出国已不方便，而胡适正在美国，作为国民政府非正式代表游说美欧国家支持中国抗战，又将赴欧活动，成为最佳人选。6月14日，傅斯年致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信中说：“关于史学会议事，去年本院曾与大部接洽多次，其原委大略如下。先是国联中组织一史学委员会，此史学委员会主持每四年（应为五年——编者注）一开之国际史学会议。前年末，其会长Professor Harold Temperley 来华，并在北平小住，鼓动中国史学界加入。弟本早有加入之意，但中国史学界分门别类，欲组织一个National Committee 或引纠纷,如若以敝所加入，则又恐人以为包揽，故未决。照章，加入资格非一个，National Academy, National Committee即一个。及此公来国一鼓吹，所有惟物史观者、抱残守缺者大动兴奋，遂成不可不办之势。当时以求避免由惟物史观者作为中国史学正统起见，与教育部商洽，仍用本所名义（或本院名义,记不清矣）去请，该委员会已决定同情考虑，其最后决定权在本年八月底大会。此事本由该会会长来约，故无问题，本年大会必可决定中国加入也。惟请求加入时曾附一条件，即中国在此会中，必得最优待遇，即英法德意诸国之待遇是也。中国历史最长，不可在此会中仍为二等国，故必求其有此权利，该会会长业已口头允许矣。凡此经过，贵部均有案可稽，乞一检，敝所者在箱子中。该会会长非常热心，近日来信不断催我国派代表。于是有去年代表问题。此会乃初次加入，且须争权力，故其人选不能不慎重，必须在中国史学界有地位，在国际有声望，英国话(或法)说得好,然后可以胜任也。想来要备此资格，无过于胡适之先生，敢请大部惠予同意，派胡先生为代表，于本年八月前往出席，并争待遇，诸希夺复为幸。”傅斯年特别强调了参会的必要性：“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的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过也。”

　　6月20日，傅斯年致电田波烈会长，告知中国将派胡适为代表。6月22日，傅斯年再次致函教育部，催促教育部答复：“关于国际史学会议事，自去年该会会长田丕雷教授来华，敦请吾国加入后，当由贵部前王部长加以赞成，协商结果，以本院名义请求加入，并拟组织吾国史学委员会，以便决定赴会人选，又经本院评议会议决各项办法函达贵部。在案。旋以战事发生，全国史学委员会无法组织。兹以该会事关重要，尤与远东近代史事之流传及正确化有关，日本既对此事热心，吾国不可忽视，且该会长屡来函请，热诚可佩，事属国联主办，亦为不可忽视之一因。本年之会期为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在瑞士京城开会，即由瑞士政府为主人。此项大会四年一次，故甚属重要。惟此时政府经费困难，派员自国内前往殊为不易，适北京大学胡教授适于七月十三日自美赴英，拟请其代表吾国出席该会，并在该会力争最优待遇，因该会章程对会员有等差，而吾国之历史长久，史学发达，不能居第二流。至于胡教授之学术声望，担任此事理无更适宜之人。此意如荷贵部赞同，便乞电复，以便电知胡教授，并请以贵部名义将派胡教授代表中国出席一事分别电知：一、该会会长田丕雷教授；二、该会本年大会秘书，并请函知外交部，请其电知驻瑞士公使回复该国政府请求本国入会之请。”这次教育部未再耽搁，当日即回复傅斯年：“同意派适之先生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史学会议。”

　　直到1938年5月30日，胡适才得到翁文灏和傅斯年要其参加国际历史学大会的电报，于次日复电允肯。 6月20日，傅斯年在致电田波烈的同时也写信给胡适，信中说：“国际史学会VIII. Congres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于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在Zurich开会。此会是由国联文化合作部之Commite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所主持。本年之大会则由瑞士总统作主人。此会因其会长Prof. Horald Temperley，Peterhouse，Cambridge来华，运动我们加入。以雪艇（王世杰）诸人之热心，去年由本院以代表中国名义请求加入了，但形式的决定，应在本年大会。此次承先生允许去，感激之至，实在再好也没有了。我敬代表本院致极感谢之意。下列各点，分别奉陈：一、此会一切，请与其会长接洽Temperley，我已电告他了。二、到会费用，即由英至瑞士来回，及会期中各费，乞示知，由本院及教部分任，当即汇上（此数想来不多，因由英算起也，虽然研究院穷，亦无请先生枵腹从公之理，请开示，至感）。三、在会中，我们要求其最优待遇，此事请先与Temperley接洽。如此则我们也许要出最多会费也，也只得担任。在历史上我们总是头等国也。四、公事即由此径电该会。一切俟先生到英与Temperley面谈耳。五、先生能在会中谈谈论文，或报告国内史学情形最好，不然也就算了，无大关系。”

　　7月30日，胡适回函傅斯年：“因不知道行政院此时在何处,故此信先寄给你,你看了再寄给廷黻。……答廷黻此信颇重要，乞兄细看见复。……Zurich 我必须一去，已允读一论文，题为‘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注重中国史家如何运用此材料。” 此信一方面向已转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解释中央研究院改派其一人参加国际历史学会议的原因，另一方面向傅斯年表示一定参加会议，并提交题为《新发现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材料》的论文。

　　8月9日，田波烈教授的秘书麦克拉伦小姐接胡适到剑桥，在田波烈家中吃完午饭后，下午游剑桥，看了亨利六世时代所建的皇家学院小教堂，晚上在田波烈任院长的剑桥大学彼得学院餐厅接受宴请款待。10日上午，胡适参观了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中文图书，中午由麦克拉伦送回伦敦。8月24日，胡适与田波烈一起前往瑞士，经比利时、法国于25日到达苏黎世。26日中午，胡适在与田波烈夫妇一起就餐时见到了国际历史学会的秘书长、法国第戎大学教授米切尔。27日下午，胡适出席了国际历史学会远东委员会会议，遇已75岁高龄的德国历史学家、远东委员会委员弗兰克教授，此人曾推荐胡适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但两人从未谋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1938年8月28日上午，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瑞士苏黎世圣彼得教堂隆重召开，到会各国代表约900人，共安排六人大会发言。下午，国际历史学会理事会开会，正式接纳中国、梵蒂冈和爱尔兰为新的会员国，使国际历史学会的会员国增至45国。本届大会共收到论文321篇，学术讨论分史前学、考古学、历史学体系之案卷记录辅助学、钱币学、中世纪和拜占庭史、及至1914年的现代历史学、欧洲以外的国家历史、宗教教会历史、法

　　律与宪政史（中世纪及现代)、社会经济史（中世纪及现代）、军事史、思想与哲学趋势、科技史、历史学理论及教学等共14个组。

　　8月29日上午，胡适听了一两篇论文宣读，下午把自己论文剩下的部分赶写出来。30日上午，胡适等4人被安排大会发言，每人35至40分钟，胡适排在第四位，但由于第一人就占用了1小时15分钟，后面的人不得不压缩时间。胡适的论文将新发现的中国历史材料分为安阳殷商史迹；新出土金石及其新研究；敦煌卷子；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中国宫殿官署所出档案；禁书、逸书、忽视的书的钩沉六个部分叙述。由于时间不够，胡适着重介绍了前几种新材料，后几种新材料未能展开叙述。31日上午胡适继续到会听论文宣讲，对印度孟买赫拉斯神父的论文《根据莫亨谷-达罗铭文的弥勒陀的故事》很感兴趣。中午遇到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洛杉矶加州大学的韦斯特格尔德教授。下午与弗兰克教授同去游湖，大雨不止，稍减游兴，但路上与弗兰克、韦伯斯特、弗劳尔、阿戴尔、克拉弗姆等教授的交谈颇有所得。9月1日，胡适忙于处理来往函电。9月2日上午，胡适重点听了田波烈的论文《英国19世纪外交史上的维持土耳其独立完整》，下午听了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波斯坦和伦纳德关于经济史的论文。9月3日上午，胡适前往参观著名的兰迪斯博物馆；下午，大会闭幕，选举美国历史学会前任秘书长沃尔茲?G.利兰为新一届史学会会长，晚上观看马戏演出。9月4日上午，国际历史学会理事会开会，增设远东史、近东史、波罗的海史、教会史和军事史五个新委员会，宣布第九届国际历史学会大会将于1943年在意大利罗马召开。胡适也结束了苏黎世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之旅，成为有史以来中国学者出席顶级世界历史学会议的第一人。

　　此后数日，胡适继续留在瑞士游览。9月5日，胡适在游览因特拉肯少女山时赋诗一首：“万里来看少女峰，登高但见雪迷濛，只知雪密云深里，永保仙人万古容。”9月13日，重庆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战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20世纪中国政府申请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并派胡适参加苏黎世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页。从当年的史料来看，那时的中国学者之所以奔走呼号并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仍克服困难出席国际历史学会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甘在亚洲落在日本之后，要在国际史学的讲坛上与日本人一争高下。7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成功申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国家，令人感慨万千。几代历史学人的追求和梦想，最终得以实现。此时此刻，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中国历史学走向世界做出贡献的学者：陈训慈、向达、康选宜、袁同礼、姚士螯、刘崇铉、梅贻琦、罗家伦、沈兼士、潘光旦、顾颉刚、陶希圣、连士升、郑振铎、傅斯年、何炳松、李东白、左秀芝、萧远健、王世杰、蒋廷黻、蔡元培、翁文灏、胡适……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纪念碑上，将永远刻下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