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记者 于岸青
2009年4月23日上午，北京小雨，气温骤降。我与刘潜一起如约来到位于崇文门东花市大街的刘承塾老人家里。
老人坐在灯下正在看报，灯光桔黄，窗外碧绿，伴着雨声。刘承塾今年已经91岁了，头脑清晰，身体不错，就是耳朵背的厉害。70多岁的刘潜是刘承塾的侄子，是当年大众日报子弟中最大的一个。当刘潜告诉二叔，同为大众日报老职工的高克辛身体还好，就是听力下降时，刘承塾半掩着耳朵听懂了这句话，笑说：“噢，和我一样。”
“大众日报筹备处”
想起来，大众日报真是不容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点点地成长壮大起来。老人感慨地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1938年那时，别说是报社，党组织要在沂蒙山区建立根据地，也是白手起家啊。那时叫“苏鲁豫皖抗敌指挥部”，没有自己的队伍，负责人黎玉跟战士们一起站岗值班。
沂水县做为山东当时的大县，文化基础要好于其他地区，抗日战争爆发后，相当一批赴外乡求学的知识青年返乡，刘承塾与哥哥刘力子、弟弟刘承远分别从北京青岛等地返回沂水。很快，一批志同道合的抗日青年聚集在一起，商量着为抗日做些事情。1938年春，借着沂水岳庄村的小学校，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青年：李戴、安然、刘力子、张惠、马民……办起了宣传抗战的《青年报》。利用收音机抄录下国民党中央电台新闻，再用油印机印几百份，分送县里和士绅。李戴当时已婚，有几亩地和房子，是同仁中最“阔”的，他负担了所有人的吃饭，于是，他是社长。刘承塾说，我本来不算他们中的人，但我会修收音机，所以常到报社去。
由于当时信息闭塞，思想进步的青年报很快就在当地小有影响了。城里的商铺捐钱，纸坊捐纸和油墨，于是，印量扩大，影响也越来越大。
当中共山东省委决定要办一张报时，负责此事的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孙陶林，兵无一个，地无一垄，他想到了青年报。他亲自到青年报联系动员，前后去了两三次，双方一拍即合，甚是投机。孙陶林把共产党的主张告诉大家，大家很受鼓舞，盼着快些能加入到队伍中去。
1938年10月，期盼已久的通知来了。孙陶林派卢石流到岳庄村通知大家，“你们可以到王庄报到了！”李戴、刘力子、安然、张惠、马民、刘承塾、张喜修，还有一个姓牛的和一个记不得姓名的送报的，共10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载着全部家当：白连纸、油墨、油印机、收音机……高高兴兴地向王庄走去。
刘承塾说，我记得很清楚，到了王庄，一间房子外挂着一个木牌子——“大众日报筹备处”，白底黑字。里面没几个人，有社长刘导生、总编辑匡亚明，编辑李辛夫、卢石流，还有女编辑何浩。都是宣传部从各单位搜罗来的。大众日报队伍一下子壮大到20几个人。马上，我们就被分配下去。我和安然、张惠被分配到电务室做抄收记录新闻工作。
从电务室到新闻台
那时的电务室只有一台收报机和一台直流收音机，6名报务员，3名译电员，再加我们三个收音员，共12人。收报机和6名报务员是山东纵队通信科陆续派来的，其实也是刚从报训班毕业的新手。三个女译电员是省妇联推荐来的高小毕业生，从未接触过报务工作。
刘承塾算稀有人才，高中毕业而且懂无线电，而且年龄最大，因此，他被指定为临时负责人，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室头儿”。
1938年11月，电务室开始收报工作。当时因延安新华社电力小，讯号很弱，他们接收不到，只能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报。那边是老油条式的老手，发得快，手法也随便，而这边是缺乏培训的新手，更是收不下来。于是，收的断断续续，形不成完整的新闻。译电员也都是新手，一手拿铅笔，一手翻电码本，文化水平低，有些常用字还不认识，速度慢，效率低。加上材料奇缺，电码本要两三个人合用，收报机的“A”、“B”电池经常断顿。取暖用的是半干的高粱秸，干叶子很快烧完了，剩下的湿杆光冒烟不起火，呛得值机人员又流泪又咳嗽。
但是，大家信心十足，热情高涨。特别是1939年元旦，创刊号如期出版，更是激发了大家的干劲。这里也有电务室的一份功劳，因为这时的新闻来源主要是靠安然、张惠同志从重庆广播电台抄录的。
1939年春天的王庄，和平安定，给电务室锻炼提高提供了难得的时机。刘承塾将收报机做了改进，使其更便于操作，并千方百计保证了收报收音机“A”“B”电源供应。收译报的同志自发地开展了大练基本功的活动，几个月后，李川、逯克就能比较完整地抄收中央社新闻电报了，很快陈铁、田培恒、于皿、叶丰川都能上岗了。译报的三位女同志从背诵电码开始，每天念念叨叨，像“0022”是“中”，“0048”是“国”，大家的干劲都很高。到1939年5月份，电务室工作已经逐渐走上了正轨，但随后的6月日本鬼子开始了第一次大扫荡。
两个月的反扫荡结束后，山东分局给报社增加了专收新华社消息的第二台收报机，不久又配备了一整套发报设备及手摇发电机，由此记录新闻取消。电务室从此不仅能接收新闻，还可以对外发送新闻了。同时，延安新华总社，通过分局机要电台，为这部发报台规定了呼号“CSR8”，波长50米及联络时间。之后的10月“大众通讯社”成立了，新闻台的成员也发展到30人左右。
李竹如两批刘力子
刘承塾说，在报社期间，李竹如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报社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竹如的工作作风很深入，要求严格，赏罚分明。正是他的严格要求，培养了大报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那时，大家都是门外汉，一进报社的门是从三个W四个W开始学起，教的人也不是很明白，全靠自己体会，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锻炼。李竹如在这方面对编辑记者要求很严，发现问题马上狠狠批评。吴建任编辑时，国民党军在对日做战时，因阎锡山向西退却，造成损失，吴建对此消息做了一个标题，语气上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李竹如立刻召开大会，严肃地说：“这叫什么？这叫不懂统一战线！国民党也是中国人啊。标题要讲政治，要有立场！这是什么立场？”然后对吴建撤职，去做校对，3个月后才又调回来。
1940年夏，报社很多员工拉肚子，李竹如找来秘书处主任仲星帆，说：“生活是怎么搞的？工作人员都搭拉脑袋了，夏天连点绿豆汤都不给喝？要改善生活，否则会影响办报！”
新闻台的工作，主要是抄报，开始几乎没有发报，工作单调，工作量大紧张，很艰苦。李竹如并不因为这些就放松对他们的要求，他找我们谈话说，你们记的翻不出来，这样不行。正是因为他的严格要求，使新闻台后来人人技术都是顶尖的，同行内公认的要想学技术就要去报社。
刘潜插话说，“李竹如曾经狠狠批评过我爸爸两次，就是因为这两次批评，让我爸爸更加佩服他。”刘承塾说，是的，这两次批评你爸爸多次给我讲过。
李竹如一到报社，就非常重视发行。他沿着当时的发行路线：鲁中——蒙山——费县——泰山亲自走了一趟后，找到负责发行的刘力子说，为什么一个礼拜还到不了泰山，报纸在路上要走20天，这不成了历史了吗？刘力子说，我们一天也没耽搁，那也得一个礼拜。李竹如摊开地图，说用不了一个礼拜，两天就够了。然后，拿尺子一量说，用尺子量也用不了一个礼拜，两天就够了，发行贵在速度。刘力子还想辩解，李竹如说，我已经走过了，两天是完全可以的。原来，他要求的两天是24小时连续走，歇人不歇报。而刘力子说的一个礼拜，是按部就班地晓宿夜行。李竹如的批评让心高气傲的刘力子心服口报，马上去落实李竹如的要求。
1940年春，李竹如向山东分局申请了30万元北海币，这是报社一年的费用。刘力子派会计贺林立刻出发到80里外的北海银行去取，过了夜也许北海银行就转移了。晚上开会，李竹如问刘力子“钱取了吗？”刘力子说：“才去取。”“几个人？”“一个人。”李竹如一拍桌子，说：“你好大胆子，这么大一笔钱一个人取放心吗？你别开会啦，快去！”刘力子哑口无言，拿起匣枪，连夜追去，时值冬天，农村的夜晚真正是伸手不见五指，半夜还是迷了路，也实在走不动了，就找了一个看瓜的窝棚蹲了几个时辰，到天明，终于追上贺林。钱取回后，二人马上找李竹如汇报。事后，李竹如说：“不是不相信同志，现在敌我交叉，碰上敌人怎么办，两人好商量；再一个，万一这人政治上不可靠，卷款跑了怎么办。战争环境万一出问题，你也说不清。”
跟李竹如参加鲁南巡视团
1941年日军向沂蒙山区发起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派兵五万对根据地实行所谓的“铁壁合围”。 当时，山东分局驻在青驼寺，扫荡前据情报，周围的济南、泰安和日照敌军都增了兵。
此时，山东分局书记已由朱瑞接任。留田突围后，山东分局带着报社编辑部和新闻电台，实行进一步精简措施，将编辑部和电台分为三个新闻小组，分别随从有关领导进行反扫荡斗争。
刘承塾被分在第一新闻小组。由副总编白汝瑷牵头，带着电台全体，包括译报员和摇机班，以及部分编辑记者和油印人员，约30多人，跟随李竹如去鲁南根据地执行新任务。
当时正值鲁南区党委机关前不久遭受顽军袭击，区委书记赵博牺牲，人心惶惶形势危急。根据地受南北顽敌两面夹击蚕食，已经缩小成只有南北十余里，东西五十里，十几个村子的狭窄长条。时兼任分局宣传部长的李竹如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恢复士气，二是进行鲁南干部安排。
11月7日晚，在115师钢八连的护送下我们连夜急行军，越过费县城西，临滋公路及敌碉堡区，拂晓到达天宝山区，休息一天，继续夜行军，最后到达抱犊崮山区西白彦村，这里是鲁南区党委驻地。我们到达以后，尽管区党委全力保护，但仍需经常夜行军变换驻地，黎明早开饭，睡觉不脱衣，时刻防备敌人的袭击。生活条件很困难吃梨干、豆饼、黑豆面窝头，吃一回高梁煎饼就算解大馋。老百姓只能吃地瓜叶或只喝薯秧子汤。村小房屋少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拥挤不堪。御寒的棉衣尚未发全，一身棉衣两人穿，穿棉袄的没棉裤，穿棉裤的没棉袄，都冻得发抖。
收发译报必需用的桌子板凳也困难。就在这样艰险的环境里，第一新闻小组仍然坚持工作。发报台利用一切驻军时间与延安新华总及胶东、清河、鲁中、滨海等地区保持着联系。以新华社山东分社名义不断地对外发送沂蒙反扫荡胜利的消息。同时利用另一部收报机收取新华社、中央社、伪中华社的国内外新闻，为编辑出版油印“大众电讯”提供稿件。
当时经常行军，刘承塾就把收报机挂在马驮子上，随时可以打开，挂着耳机收听。1941年12月8日清晨，在行军休息时，刘承塾打开收报机，听到了马尼拉美国华语广播电台正播放日军突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的消息。他立刻抄下来，向李竹如汇报。李竹如一看：“哟，这是大事，你再听，看还有什么内容。”晚上刘承塾又特别注意听，补充了一些数字和细节。李竹如连夜准备发言稿，第二天向鲁南区党委、党政干部及工作团全体人员做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时势形势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形势，指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自掘坟墓，必然失败，这对中国抗战有利，我们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会加速到来。他的报告使全体与会都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不久后的元旦，他们在驻地召开了庆祝大众日报创刊三周年大会，李竹如在会着重表扬发报台的对外联络工作。他们就是在鲁南过的春节，过年的饺子是当地百姓募集的，少的给三五个，多的给一碗，有荞麦的，有高梁面的，每人能吃两三个，主食是高粱面的煎饼，那也算改善生活，平时吃不到。
1943年秋季扫荡时，根据1941年的经验，罗荣桓同志再派“鲁南巡视团”，由陈沂同志率队。这次行动是在敌扫荡开始之前，有主力部队护送，既主动又从容，这时鲁南根据地已是兵强马壮，地域宽广，生活改善许多，不再吃豆饼和黑豆了。11月中旬，鲁南我军为配合鲁中反扫荡，对费南敌据点发起攻势。连续战斗三昼夜，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击毙其师长大土匪头子刘桂棠（刘黑七），震动全鲁南地区，大快人心。陈沂同志带领编辑记者亲临前线，组织领导了这次战斗全过程的报道。新闻台与译报组竭尽全力，将这些突然涌来的新闻稿及时发了出去。由于这次歼灭刘黑七的胜利影响深远，报道充分及时，受到了延安新华总社及解放日报的重视，也得到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领导的表扬。1944年1月，新闻台随陈沂同志载誉而归。
1945年刘承塾与哥哥刘力子一起赴东北工作。
不知不觉，我跟刘承塾老人谈了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我主动提出先谈到这里吧，老人说你还有没有想问的，我一定尽力回答。我说，我想问的还有很多呢，但谈了一上午，您一定很累了。
分别时，老人握着我的手说，你一定转告报社领导，感谢报社领导还惦记着我们这些老人。报社需要我做的，一定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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