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如宏钟者——评张宏钟书法艺术

　　何绍基曾被他的好友曾国藩这样评价：“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诚如曾氏所预言，何绍基之书法对后世影响最大，他的篆隶行草都具有很深的造诣，尤其行草成就极高，为世所公认。但何绍基在他的晚年却专攻篆隶，“积晚之岁，草篆分行冶为一炉，神龙变化，不可测已”。何绍基的书法根源于篆隶，使得各种书体能沉著厚重，具有篆籀之气，格调高古、气息醇厚。

　　初见张宏钟先生的作品，一下子让我联想到何绍基的书法艺术。张宏钟是蒋维崧先生的弟子，以金文见长，近年却潜心在篆隶之间研墨不辍，汲取营养，寻求突破。汉字字体的演变经历过三个重要阶段，一是从商周甲骨文、金文变为小篆，二是从小篆变为隶书，三是从隶书变为楷书。其中小篆变为隶书是最大的一次变化，是汉字形态演变的关键时期。隶书的“破圆为方”，确立了汉字以水平垂直线条为基本元素的方形结构。“艺者道之形，”晚晴著名的艺术批评家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一书中写道：“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及于道。”“道”是“艺”的本质，“艺”是“道”的外形，“形”内在为“道”，“形”外在为“艺”。书法家通过他们的艺术呈现来寻求艺术的本质。书法艺术之道，是人，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中国人的哲学观念。要理解这些，就必须对艺术追根溯源，因此，历代书法家都试图从“由篆转隶”这一关键性转变中寻找艺术的哲学。

　　张宏钟试图通过他的书写之法，来体会中国书法艺术的精神气息。他在多年的研习中逐渐确立了“以篆入隶”的独特书写风格。这既得益于他对各种书体的融汇理解，更仰赖于他深厚的金文功底。金文，意即大篆，到了宋代逐渐成为文字学与书法学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到了清代金石考证学的兴起，随着出土的青铜器大量增多，金文研究更加便利，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但金文书法的发展则是在康乾之后兴起来的，首先以邓石如为代表的篆刻大家，在继承秦汉篆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开辟篆隶书法的一代新气象。但金文书法真正兴起是在清未以后，主要有吴大澂、黄牧甫、吴昌硕、罗振玉、丁佛言、邓尔雅、容庚、商承祚等人，他们在小篆书法基础上创了金文书法的新天地。蒋维崧先生作为一个修养全面的书法家，在古文字学、训诂学、古汉语、金石学、书画学诸方面均有贡献，开创了金文书法艺术的新局面。张宏钟作为蒋先生的弟子，承先生之训，以学御书，从古文字研究入手，说文解字，研文字源流，究字体演化，以其养书。看曾国藩对何绍基的评价也透露出何绍基的学养之高，书法居其末却是由学问养成。如蒋先生所教诲，张宏钟历数十年之浸淫，在金文的创作中，能够善于发挥毛笔书写灵动自然的特性，以笔之柔软和纸之宣染，运笔流畅，不假停滞，一气呵成，使线条圆润凝重、流转自然，能够体现出实与虚、方与圆、动与静、浓与淡的相辅相成，摒弃青铜铭文之刻铸呆板之气。不仅金文，对于隶楷行草，张宏钟也并不偏废，亦师著名书法家陈梗桥先生，既习陈先生之翰墨精华，也习陈先生之不问世事，低调做人。

　　正是这样的功底，让张宏钟能够在书法艺术实践中有所思考，并可能在书法艺术中树立起自己的独特风格。近年来张宏钟在书法创作中“以篆入隶”，风格渐现。刘熙载说：“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篆隶之变，隶形与篆相反,隶意却要与篆相用，既一脉相承，又全然相异。孙过庭《书谱》云:“篆尚婉而遇。"但“须婉而愈劲,遇而愈节”。（刘熙载）就是越婉转越要有劲道，越流畅越要有顿挫。否则，毫无个性可言，恐怕就是在描字了。在刘熙载看来，“故篆取力弇气长,隶取势险节短”，一个讲究力深气长，一个讲究势险节短，这样的运笔与奋笔之辨，要融汇统一起来，殊为不易。张宏钟在他的《论语》系列作品之中，既取隶书之体方，又取篆书之线圆，具“以峭激蕴纡余，以倔强寓款婉”之意，一改隶书之沉稳雄浑，透露出一种飘逸潇洒之气。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有不足，就是过于追求曲线的圆转，追求布局的秀丽，略显轻浮，这让人想到唐代的李阳冰，他就常以圆转线条书写出他著名的“玉莇篆”，粗细均匀，紧劲连绵，布局秀丽，只不过李阳冰之书太容易流于装饰性，缺乏笔势的提顿。张宏钟的作品又让我想到何绍基，“世咸知其行楷之妙，出于平原、兰台与《黑女志》，实则皆由篆分溯源，故气混而韵厚”，与之相较，张宏钟的作品中，尚缺乏书法境界中不拘一格的浑然之气。何氏之书“取笔于周金，因势于汉石”，未尝不是张宏钟所追求的目标。

　　明代李贽在《焚书?复焦弱侯》书中写道：“至其真洪钟大吕，大扣大鸣，小扣小应，俱系精神骨髓所在。” 洪钟，这种用青铜铸造的大钟，悬于架上，以槌叩击则其音广阔，嘹亮高亢，正大而庄严。而此洪钟，亦是金文之所承载，金文亦称钟鼎文，就是铭文铸刻于殷周青铜器而得名。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就成为青铜器的代名词。宏钟先生以金文而行于书法艺术之途，又以篆隶而独出书法艺术之风，这既是巧合也是祝愿。走对了路，就不怕路远，假以时日，宏钟之书法必有大成。郑孝胥说：“书法至南北朝，隶、楷、行、草体变以极，奇伟婉丽，意态毕至。乞于晋、唐，掇拾遗绪，不复能变，专讲结构，整齐过甚，浇醇散朴，古意已漓，书道至此，不复昔日之盛。”这里所讲的古意，就是“篆隶意”，他认为没有篆隶意，书法是无法昌盛。也借此希望书法界多一些如宏钟先生一样低调处事，勤于思考，潜心读书、书写的书法家。这也是当代书法艺术能够昌盛之根本。刘熙载给我们留下过这样的至理名言：“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概》）。书如宏钟者，既如洪钟蕴高贵之气，又若大吕含高妙之风。

　　谨此记之！ （李北山/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