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庚

　　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我党形成了“两个务必”、“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制度优先,建设廉政文化”和“党纪严于国法,纪在法前”等五种廉政教育资源。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廉政教育和反腐败斗争,从意识形态的战略高度建构廉政教育,边实践边总结,注重以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导廉政教育和反腐败的实践,在反腐倡廉理论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形成了丰富的廉政教育资源。

　　“两个务必”思想。廉洁自律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从政之本,更是关系政权巩固、国家兴衰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可能使共产党员的思想由“善”变“恶”,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则可以使他们的思想由“恶”变“善”。这是毛泽东注意廉政教育的深层认识根源,为我党反腐倡廉教育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他认为,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和政府内的反映,反腐败关系着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在怎样反腐倡廉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一个长期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要始终重视道德劝诫方式,认为对党员干部的许多原则性要求和规范都必须依赖于党员干部的觉悟,强调要从思想上建党,努力从人的内心深处解决好反腐败的认识问题。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上蔓延着急功近利的风气。针对这些现实向理想发出的挑战,邓小平同志认为,要以预防为主,加强思想教育乃行动之先导,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牢靠。他提出,解决腐败问题“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打击经济领域里的严重犯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指出凡是能够通过教育解决的都要教育,对那些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要先采用教育的方法,但他又认为,还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980年12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采取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来对全党同志进行教育、引导,要使全党充分发扬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服务大局等精神,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1983年10月在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在新时期加强思想工作,防止出现埋头经济工作,而忽视思想工作的现象。此外,他还强调要进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尤其是艰苦奋斗教育。1989年3月,他在《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的讲话中说:　“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抵抗腐败现象”。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思想。20世纪末,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如何惩治腐败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在我国,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党员干部中发生了大量的腐败事件,在1996年前后思想上出现了道德“滑坡论”和“爬坡论”的争论,江泽民同志为了防止和惩治党员干部中的道德滑坡以及腐败堕落现象,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标本兼治”的反腐败斗争方针,要求构筑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他认为,反腐败不仅要“治标”,即同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积极的斗争,更要“治本”,即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土壤。他认为,忽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是导致腐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特别重视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让他们加强学习。他在第十五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不断提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治本”就是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治标”就是取得阶段性胜利,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要把这两方面“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当中”。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地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随后,党和政府将反腐败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治本”,彰显了党和政府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决心。

　　“制度优先,建设廉政文化”思想。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社会中多元主体权益、主体层次的存在使人们认识到,道德理想主义难以摆脱道德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二元对立的“怪圈”。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官僚主义、铺张浪费、贪图享受、骄奢淫逸等问题,胡锦涛同志认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廉政法治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完善防治腐败体制机制”,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内容之一。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提出,廉政文化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廉洁、勤政、诚信、自律为主要思想内涵,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拒腐防变教育的“长效机制”,要把“查办各类违纪违法案件,惩处腐败分子,严肃党的纪律”看成让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教育,进一步“治本”的“前提条件”。

　　“党纪严于国法,纪在法前”思想。习近平同志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全面系统整体建构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鲜明地提出:　“党纪严于国法”,“把纪律挺在前面”。关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他认为,两者无论在理论还是实务中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它们在价值取向、功能发挥等方面是一致的,但对党员和普通公民教育来说,对党员和领导干部在纪律上要求要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对其纪律标准当然要更高,要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用纪律管住中国人口中的这个多数,必然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风气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