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的乡镇通讯员经历，杨永涛已成为能写会拍的“多面手”

　　大众网记者 韦辉

　　打开百度搜索，输入郯城县高峰头、李庄、红花、胜利等乡镇和杨永涛的名字，连篇累牍的新闻链接便会跃然屏上。今年46岁的杨永涛，是一个从事新闻工作20年，执着于乡镇对外宣传的草根文字工作者；一个徘徊在乡镇编外、流离在多个乡镇通讯员岗位间的职业新闻人。

　　小小临时工被挑中 从此踏上新闻路

　　简单的着装，平实的谈吐，开朗的谈笑间，依然散发着年轻人的朝气活力。初见杨永涛，感觉与46岁的实际年龄有一定的距离，“乡镇通讯员也是青春饭一类，平时领导活动都要跟着录像、拍照、搞服务，动作慢了，形象差了都不行。”虽已近小50岁的年龄，杨永涛尽量把自己打扮的青春点、精神点。

　　谈及新闻从业的经历，已做了20年“编外记者”的杨永涛说，“走上这个岗位只是偶然！”当时，镇党委从临时工队伍中挑人担任通讯员一职，一位党委副书记在计生办找到他说：“我看你很适合搞文字，你来党政办干通讯员吧！这差事我也干过，玩好‘笔杆子’有前途！”

　　作为一个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从来没有研究过新闻写作的门外汉，要想快速胜任这项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不知该写哪些事，不知该怎么写！每天关在办公室里，抄新闻，剪报纸，稿纸写了扔、扔了写，几乎每天都能捡一纸篓，几乎哪天都要熬到半夜！”

　　那时候机关还没有电脑，党委只有一台四通打字机，每一篇稿件都要用方格稿纸抄写工整，寄送到编辑部。为了能让字迹工整点，钢笔字基础很差的杨永涛，一篇稿件往往要抄3-5遍。即便这样，刚从事宣传那一年，他寄出的稿件几乎篇篇石沉大海，鲜有稿件能见诸报端。此时，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多：天天闭门造车，怎么能写出稿子来！有一次杨永涛还听到“不行叫他走人算了，小孩太懒了，一篇稿子也不写”的质疑。背负着吃闲饭的冷眼，那些日子，他都有了要逃的冲动。

　　“150块钱工资，当时拿着还觉得是别人的施舍，那感觉让人透不过气来！”提起这些往事，杨永涛不胜感慨。

　　“小杨，你的许多来稿我都看了，平铺直叙的稿子很难用，你要先学会写好新闻由头。吃新闻这碗饭很不容易，你有时间，我给你指点下！”有一次，到郯城报社送稿的杨永涛被一位姓徐的老编辑叫住了。在这位编辑老师的指导下，他逐渐掌握了新闻的五个W，弄清了什么是消息，什么是通讯。

　　有了“高人”指点，加上个人努力，杨永涛的业务能力逐渐提高，投稿的见报率也慢慢频繁起来，他也逐渐从写稿子中找到了成就感。这期间，杨永涛还到电视台接受培训，学会了新闻摄像和采访技巧，另外，他通过自我摸索学会了传统相机的基本使用技法。

　　为写一个稿走遍8个村庄 新闻永远在路上

　　虽然是最草根的新闻工作人员，杨永涛一样有上大报、上头条的冲动。他说，干新闻就是要挖空心思，把工作最出色的亮点奉献给读者。2014年记者节，杨永涛写的《李庄崛起家电园》稿件被县委宣传部一位部长作为精品进行点评。谈起岗位上曾经的风光，厚厚的镜片掩不住杨永涛眼里闪现的兴奋和自豪。

　　对新闻的执着，对社会的责任，让他不断在网络、报纸中推出力作。《十四岁女孩救起一个家》、《他把40万元苗木捐给了西部》、《好人宋保印》、《老区一农民个人开发风景区》、《肖宗阳 用爱唱红残缺的天空》、《女孩8岁撑起家 要饭10年养活妈》，一篇篇文章见报后，杨永涛笔下也涌现出了一个个新闻人物：临沂十大杰出青年沈玉梅、中国好人宋保印、当代愚公刘吉传、民间歌手肖宗阳、郯城好人高启彩。。。。。。他们相继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十里八乡热议的新闻人物。

　　看着自己的作品不断见报，杨永涛的干劲也越来越足，采访视角也越来越广。“搞新闻就是得不断下基层，不断积累”2011年以来，杨永涛他走遍乡镇的每个角落，写出了《乡下来了洋企业》、《家电园里的另类族》、《高峰头镇地质景观旅游呼之欲出》、《一夜春风 星镇蝶变》等一大批记录乡镇发展的代表性力作。

　　这些作品每一篇都是杨永涛用汗水和真诚的态度采访、写作完成。为了采写好《一夜春风 星镇蝶变》这个选题，杨永涛走遍了8个村庄，来来回回走了四五次，全部行程累计近200里地。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但一定会有收获，杨永涛写的这篇文章还被制作成专题纪录片，成为省验收的纪实材料。

　　一篇篇文字的见报，也让杨永涛在圈内渐渐小有名气，有人会戏谑的称他是“名（记）妓”，对此杨永涛一笑了之，因为他知道，干新闻必须脚踏实地不能偷懒，稍有松懈，写出的稿子就会像人一样轻飘飘，所以，“新闻永远在路上”。

　　20年为他人做“嫁衣” 尴尬的体制外身份

　　“有人赞美说记者职业是‘无冕之王’，其实乡镇通讯员就是为别人做‘嫁衣’的！”虽然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但最让杨永涛纠结和挣扎的是他尴尬的体制外身份。在20年乡镇通讯员生涯中，和杨永涛一起在办公室工作的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机关单位讲究的是编制和身份，通讯员没有编制，没有转正，只能永远的原地踏步走！”

　　20年来，杨永涛也曾挖空心思想摆脱临时工的身份，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编制。1997年，他托人买了城市户口，后来又费尽心思办了招工，成为基金会的一名正式工。但好景不长，2000年，一场下岗分流的体制改革，不但让他很快又成了没有编制的临时工，而且成了一名没有土地，没有医保、没有社保的“三无”人员。

　　看到身边一拨拨的年轻人走向仕途，而自己却成为单位最后一个没有人愿意给买保险的特聘人员时，这个沦落在基金会身份至今没有编制的“乡镇通讯员”只剩感慨！

　　“乡镇通讯员是这个时代的弃儿！外出的外出、改行的改行，能够撑到现在的老通讯员就那么几个人了，年轻人很少愿意在这个没有前途的岗位上坚守！”没有编制、没有转正、更别说提拔调动，甚至待遇标准都是根据时任领导重视程度而定。

　　这些残酷的现实让曾经豪情满怀的杨永涛几度挣扎和“抗争”。2005年，他放弃了单位460元每月的工资，回家开起了浴池；2008年，一年多不兑现新闻奖励，550元工资熬不下去的杨永涛也尝试过学电焊、包工地，“舟山、扬州、烟台、南京、蚌埠都干过，有一次实在没出路，俺一个人坐着火车就去了威海，为了学会二氧化碳保护焊给人家白干了10几天！”

　　不过，杨永涛的每一次“抗争”最终都没有禁得住同行的劝说，很快就被另一个乡镇抛来的橄榄枝吸引了回来，“怎么跳也跳不出新闻这个圈子，这也许就是宿命！”

　　也许是为了生活、也许是为了理想，也许是为了和命运抗争，最近的10多年来，杨永涛不断在新的岗位上游走，成为乡镇间“调动”频繁的过客。在尝遍了电焊工、安全员、现场经理、个体老板等诸多角色后，杨永涛终于向现实低下了头，“现在想跳也不敢跳了！年龄大了，干通讯员也有点老了！再三心二意没有人愿意要你！”

　　“干了20年体制外通讯员，你打算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干下去吗？”看着这位眼中写满经历和沧桑的老新闻工作者，大众网记者问出了这个本不该问的话题。

　　“40不惑，我们乡镇通讯员只能不断努力，莫问前途！”初冬的风有些寒，杨永涛拽了拽单薄的衣袖，脸上挤出了一丝牵强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