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第三十一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本届奥运会将于8月5日至8月21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由711人组成，其中运动员416人。图为成立大会现场（7月18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晨摄

　　 新华社北京７月２４日体育专电(高鹏、李丽)一提到中国的奥运选拔机制，过往遭人诟病较多的是“不够公开透明”和“背后利益纠葛”。有关其公平性的讨论，一个往往被忽视的细节是，多数项目奥运选拔办法都规定：在现役国家队队员中展开。

　　 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制下，通过三级训练体系形成的国家队是“塔尖”，基本可以代表中国在某个项目上的最高水平。我们现在看到的奥运选拔办法，是各个项目直接面向奥运会的最终阶段选拔办法，从理论上来说，圈定在现役国家队范围内，或者制定明确的资格准入成绩标准，本无可厚非，也具有实操性。

　　 然而，从广义上来说，奥运选拔应是一个从最基层开始的竞技体育人才选拔体系。因此，如果国家队这个“塔尖”的取材范围有局限性或者形成过程不够公开公正，那么即便最后阶段的选拔办法能够做到公开、透明，也仅仅是实现局部意义上的公平，而非普遍意义上的公平。

　　 专家认为，一是在决定谁能进入国家队的过程中，同样可能存在“暗箱操作”，二是取材范围有局限的选拔体系，实际上从制度层面剥夺了广大非专业体系内运动员平等参与选拔的权利，是一种规则上的不公平。

　　 在绝大多数的非职业化运动项目上，目前的国家队人选基本都是从各地方专业队中选拔出来的。虽然一些项目在注册环节并没有对专业体系之外的运动员设置门槛，但全国比赛基本还是以各地方代表队为报名参赛单位，这就意味着业余运动员想要通往更上层几乎只有一条路，就是首先进入各地方的专业体系。

　　 体育社会学者卢元镇认为，无论是从选拔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角度看，还是从项目自身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华山一条路”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都是有问题的。曾被视为体教结合典范的清华跳水队就是这种保守体制的“牺牲品”。

　　 若干年前，清华跳水队曾培养出周吕鑫、劳丽诗等一批名将，成为中国竞技体育的一个独特存在。但后来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取消了专为清华跳水队而设的地方和清华“双注册制”，而全运会这样最重要最高水平的全国比赛只有省区市注册运动员才能参加，从而引发了大量注册纠纷，并导致周吕鑫、劳丽诗等人纷纷从清华出走，清华跳水队从此陷入困境。

　　 卢元镇强调，体育主管部门对运动员设定注册身份上的限制，实际上是把自己划定在了一个小圈子里，把体育变成极少数精英才能参与的活动，各项目的生存空间因此变得十分狭小。其后果是，兴衰全部系于体育主管部门一身。“赢了，是政府的光荣。输了，政府要为它背书，要承担巨大的代价。”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领域长期依靠国家拨款的专业运动队培养模式已经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而在游泳、田径、乒乓球、羽毛球等社会、校园里容易开展的项目上，也已经有越来越深厚、越来越广泛的民间基础。专业和业余的界限将无可避免地更加模糊，而人为设置的体制障碍也势必带来越来越突出的矛盾。

　　 在２０１５年初发布的《中共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中，针对运动员选拔不公开、不透明问题的改进办法中已经提到，“创新国家队管理办法，建立与完善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鼓励社会、企业、高校、个人在培养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方面的积极性，拓宽人才培养和成长的渠道”。

　　 从更深层次来说，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需要建立在深入改革体制机制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国家体育总局在协会实体化、管办分离等方面已迈出改革步伐，已有一些项目管理中心探索把赛事举办以及人才培养、选拔等职能交由单项协会和社会组织、社会资本。

　　 成立于２００６年的万国体育已在北京、深圳、广州、上海等地开设了８家击剑运动培训中心，目前拥有两万多名会员。据万国体育董事长王剑介绍，万国体育现在承担着国家男子重剑队的训练任务，教练场地、训练计划等都由万国体育负责，北京击剑队的二线队员也基本上都来自于万国体育。王剑认为，随着项目协会实体化不断推进，我国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也会发生变化，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优秀选手出自民间俱乐部。

　　 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深有同感。他说，随着时代发展，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渠道一定会越来越多样化，有的出自地方专业队，有的出自高校，有的出自民间俱乐部。打破专业体系的垄断，让不同培养模式下的人才都有进入奥运选拔体系的权利和机会，这样竞技体育才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形成百花齐放的新格局。

　　 “所谓公平，就是人人都有机会，给每个人参与的机会。”钟秉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