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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4日,余松烈(右二)在青岛疗养院与束怀瑞院士(左)亲切交谈。左二为刘观浦、右一为余亚勉。
2012年7月中下旬,余松烈院士在青岛八大关锦绣园疗养院度假。我和泰安电视台记者张军如约来到青岛,采集余老的学术成长资料,和余老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当年,余老91岁,腿有些不方便,但他思维敏捷,语言流畅,心态乐观,很愿意和我们交谈。我当时写了几篇日记,晒出来与读者分享。
7月18日
上午9时25分,我们从泰安高铁站乘徐州至青岛的动车。下午1时许,从火车站打车来到位于青岛八大关的黄海路锦绣园疗养院,余大姐早在5号楼门外等候,并为我们安排好了住宿。
余大姐叫余亚勉,是余老的女儿,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农学专业,她是陪伴父亲来青岛疗养的。她忙着为我们安排住宿,联系膳食,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们住。
由于过了午餐时间,余大姐说:“沿着海边向东不远有几家小餐馆,先到那里吃点饭,我爸中午刚睡,等你们回来时他就睡醒了。”
下午3时许,在回疗养院的路上,在太平角公园路边的一颗松树下,我们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余老,余大姐陪着老人家在这里观海。看到我们,余老满面笑容,问吃的什么菜,吃海鲜了吗?我说没吃海鲜,不习惯,还是点了内地菜,就是量太少,花了不少钱。
余老关心地问学校现在的情况。他说,日前应邀到青岛农大参观,看到青岛农大城阳校区建得很有气派,担心山东农大发展落在后面。我对余老解释,咱们学校各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并且结合实际提出了内涵建设,学校财务运行状况良好。余老听了如释负重。
余老关切地问我:“你快到退休时间了吧?”我说:“还有一个学期就彻底退休了,不过有了您的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可能到明年10月才能彻底闲下来。明年10月15日是《山东农大报》创刊60周年,建议校报举办纪念创刊60周年的活动,届时请您这位老主编参加。”余老说:“好啊!不过,我可能等不到了!”我赶紧说:“没问题,您能长命百岁!”
我们推着余老的轮椅进了锦绣园,阳光不是太强,海风吹来,感到了一阵凉爽和惬意。疗养院的护栏内,面对着浩瀚的大海,享受着海边的清凉,我把整理好的放大到3号字的访谈提纲修改稿,交给余老,征求他对访谈的意见。
余老拿着放大镜,仔细翻阅访谈提纲。我对余老说,几个访谈的问题,分几次谈,顺序颠倒了也没关系。
余老同意访谈的安排,并对我说:“20日,几位山东省的小麦专家,在烟台农科院为徐沛然过90岁生日,邀请我前去见面,我已准备前去。”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喜出望外,采访徐沛然、吴敏楚,充实口述音像资料,充实余老学术成长资料中同行评价的内容,机会难得!听说我们陪同他一起去烟台,余老显得很高兴。
5时30分,我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余老去用晚餐。余大姐为我们点了一份蘑菇炒鱼丸、一份辣椒炒鸡蛋,每人一个小馒头,一小碗打卤面。余老只吃了一小碗面,余大姐吃了一个小馒头,一小碗粥。余老说:“在这里,吃多少,要多少,一家一个餐桌,明天我们还在这个桌上用餐。”我说:“这样好!既节俭,又温馨,有家的感觉!”
7月19日
早晨6时50分,余大姐敲门叫我们用早餐。开了门见到一件喜事,余老没有坐轮椅,而是在余大姐的搀扶下走出了5号楼。我走上前去向余老问好,余大姐让我们先去餐厅。
到了餐厅,余大姐说:“你们先吃,我去给老人弄饭!”不长时间,余大姐用一个盘子给余老盛来了油条、蔬菜等食物,明显比晚饭多了不少。余大姐说:“老人早饭吃得多些,相比较晚饭吃得少些,这样对健康有利!”
上午8时40分许,我们推着余老来到黄海路对面的临淮关路公园,这是余大姐几天前就看好的地方。在我们选好位置,准备采访时,远处传来剪草机的轰鸣声。经过几次交涉,剪草机也没有停下来,噪声太大,余老也有些累了,我们就推着余老回到了锦绣园,不久余老就躺下休息了。
下午2时35分,余大姐来敲门,说:“老人因为上午休息了,中午没有睡觉,咱提前开始吧!”
我们赶紧取设备,来到5号楼与康复部楼中间的道路上,选准位置开始了访谈。坐在康复部楼的阴凉地里,聆听着拍岸的海浪声,沐浴着凉爽的海风,余老精神饱满,回答问题时思维敏捷,语言流畅,有时夹杂着宁波方言,当听不清楚时,余大姐就当起了“翻译”。
从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到师承关系,余老谈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五岁读小学,后来读初中、读大学,抗战胜利之后回到上海创办新农出版社,1949年9月来到山东解放区工作的经历;谈了与赵仁镕、汤文通、郑广华、邵霖生、裴继臣的关系,这些人对自己学术成长和人生生活的深刻影响;谈了父亲、叔父、哥哥的经商情况;谈了抗战时期逃到上海租界,然后辗转到福建求学、工作的情况。本来计划访谈一个问题,在谈了第一个问题后,看到余老意犹未尽,接着访谈了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待到收工时,已经到了4时40分。
没想到91岁的老人,还有如此的精力和记忆力。余大姐说:“老爸喜欢怀旧,对过去的事时常谈起。”这次访谈,为余老回忆过去的人和事提供了机会,所以,老人很配合采访。
7月20日
早晨6时45分,听到门外有动静,张军赶紧开门,推着余老前去餐厅用餐。我出门看到余老的房门敞着,余大姐从里面出来,头上挂着汗珠。她说:“差点儿出了大事,难以到烟台赴会!”我问:“发生什么事了?”余大姐说:“夜间两点钟,我爸自己起来,磕倒了,我听到动静,赶紧起床,一看爸不在床上,在地上发现了摔倒的老爸,幸亏房间的地毯厚,才避免了摔伤,要不麻烦就大了!”
8时40分许,烟台农科院副院长姜洪明带车来到楼前,我们扶着余老上车,赴烟台农科院看望90岁的小麦专家徐沛然。
徐沛然与余老相识几十年,特别是在退休之后,参加了余老主持的山东省农业良种产业化开发项目小麦课题(“三零工程”),专门负责指导小麦育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与余老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次,余老在身体行动不便的情况下,坚持赴烟台参加徐老的90岁寿辰纪念活动,足见两人交情之深。
中午时分,面包车来到烟台农科院职工宿舍院内。徐老住在二楼,正当我们要上楼时,徐老已经走下楼来迎接。徐老来到车门傍边,余老正要起身,徐老急着上车紧握着余老的手,顿时,两位九旬老人老泪纵横,他们的双手紧握着,抖动着,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情绪稍微稳定之后,余老哽咽着对徐沛然说:“你90寿辰,我从青岛赶过来相见,这可能是我们这些老人最后一次见面……”说着,泪水又不由自主地流出来。
7月21日
早6时40分,余大姐从房间打来电话,协商尽早启程返回青岛的事宜。随后,工作人员将早餐送到余老房间。
8时,我们从福山酒店出发,11时30分到达青岛鳌山卫黄金海岸农家饭店吃海鲜,余大姐代表余老宴请了司机师傅和青岛农大的同行人员,下午1时50分回到锦绣园。
7月22日
早6时50分,余大姐敲门,我们赶紧出门,这时她已经推着余老到了楼门口。帮着余老走下台阶,坐上轮椅,余大姐说:“昨天去烟台累坏了,老爸昨天晚上八点就睡了,一直睡到早上六点,不让他步行去餐厅了。”
上午8时30分,我来到101房间帮助余大姐,准备把余老推出房间,到院子里接受访谈。我在展开轮椅,余大姐给余老倒水服药,这时余老自己从沙发上站起来,想赶过来坐轮椅,我们说:“不要动,不要动!”只见他腿打软,身子斜着倒下来,余老下意识地去扶床沿,倒在了床上。我们从床上把余老扶正,余老笑着说:“我老了!”我说:“幸亏倒在了床上,要是碰到了硬东西很容易骨折!”余大姐说:“爸,你自己不要乱动,要真是有什么意外,你自己受罪,就麻烦了!”
从8时30分到10时,楼前不断有车来往,树上的知了叫声不停,我们不得不更换访谈位置,避免噪声的干扰。还好,余老谈起1957年反右、1958年农业上的浮夸风、谈到文革中遭受冲击,谈到1978年科学大会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科研工作,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大背景下的无奈和精神解放的心路历程。
下午2时50分,余大姐敲门,我们认为要安排访谈,但是,她说余老还未睡醒,自己觉得昨天不应该去烟台,我爸总是说不行了,老了,饭量也不如原来,接受访谈有压力,老是考虑访谈的问题,影响到了老人的休息。她提议,缩短访谈日程,精简访谈内容。我说:“余老觉得累,可以明天再安排访谈,把学术交往、同行评价部分合并,只安排最后一次访谈,尽快减轻余老的精神压力。”
4时,余大姐说,可以访谈了,我们就来到第一天下午访谈的地方,用40分钟结束了对余老的口述访谈。
之后,我来到余老的房间,与余老和余大姐聊天,缓解余老的情绪和压力,一边为余老捶腿,一边与他闲聊,聊学校,聊人生。不知不觉间过了吃饭时间,餐厅打来电话询问为什么没来用餐,我们抓紧出门,嘱咐余老坐在沙发上等候,由余大姐去取饭回房。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洗了手,不放心余老,就推开余老的房门,只见余老自己从沙发上站起来,拄着拐杖已经走到了房中央,我赶紧来扶余老,问他说:“您是不是想上洗手间?”余老说:“是,我老了!”我说:“老了都需要人照顾。”我扶着余老来到洗手间,帮着他把裤子褪下来,坐在座便器上,关上门对余老说:“余老师,完了事叫我!”
这时,余大姐和张军在楼门外等急了,返回来找我,才知道房间里的情况。余大姐赶紧帮老人处理好一切,重新安排余老坐定,才去餐厅取饭。
7月23日
上午9时,我们在香港西路中华总工会疗养院的对面,找到了火车票预售点,预定了25日下午1时14分青岛至泰安的动车票,9时20分回到锦绣园,轻轻敲余老的房门,余大姐从房间里出来,来到102,我们说了订票的情况。
我问:“余老师早饭吃得多吗?”余大姐说:“吃了两片面包,喝了一小碗稀饭,现在睡了。昨天晚上九点又拉肚子,叫了大夫,服用了黄连素,服用了钾盐水等药剂,我一晚上也没有睡好!”我说:“让余老恢复恢复,这几天他太辛苦了,从烟台到青岛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我们都受不了,何况是90多岁的老人!”余大姐说:“那天早晨,我们坚持从烟台返回的决定是正确的,不然,可真够老人家受的。”
下午6时30分许,在锦绣园疗养院度假的束怀瑞院士,特意请我和张军到临淮关路右边一个院内的餐馆用餐。
7月24日
早6时50分,余大姐按时敲门,在门外高声说:“我扶着爸先去餐厅了,走得慢,你们跟来吧!”我们答应着:“好!”
我心中一阵欢喜,余老能步行去餐厅用餐,说明前几天的疲劳得到恢复了。过了一会儿,当我们走出楼外,余大姐右手搀着余老的左臂,左手拿着淡绿色的塑料方凳,随时放下让老人休息。我和张军赶上来,帮着余大姐搀扶余老。
余大姐问:“昨天你们什么时间回来的,吃得怎样?”没等回答,她接着说:“今天杨宇他们来,你们明天走,老爸的意见来个迎来送往,要是地方行的话,叫上束老师,我们今天晚上再到那里吃一顿,为你们送行!”
从5号楼到餐厅不足300米,我们和余老歇了四次,用了一刻钟才到餐厅。余老吃了两片面包、一个油煎鸡蛋,一小碗豆腐脑。
晚餐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余松烈、束怀瑞两位院士与两个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项目组的骨干人员,在青岛八大关的一家餐馆,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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