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村秋色如画，又到了冬小麦将播种的季节。滕州市级索村的退休老支书王其金，情绪低落地站在田间旁望着远处。他不是担心来年收成，而是在悲伤老朋友余松烈的离去。二十年前，余松烈曾在这里向他和村民传授栽培技术，使他们喜获丰收。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余松烈，今年4月在泰安逝世，享年95岁。作为中国现代小麦栽培学的奠基人，他研究创立的“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冬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栽培技术”，多次刷新全国冬小麦单产纪录，惠及山东、河北、江苏、河南、安徽、山西等地累计3亿多亩麦田，实现小麦增产130多亿公斤。他将毕生精力和心血献给麦田，直到病倒在医院。

　　一定要把小麦单产搞上去 

　　“我没有高学历，没有出国留过学，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我所搞的小麦研究算不上是门高精尖的学科，自己也没有高深的理论水平。”余松烈曾说，“我的成长，是向实践学习，向农民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老老实实地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干的结果。”

　　1974年春，54岁的余松烈教授带领工农兵学员到滕县(今滕州市)龙阳公社生产实习，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麦收的时候，余老师就和我们一起割麦子、捆(麦秸)个子，凌晨三点钟又要准时起床写试验笔记、做论文。”原滕县“五七”农大小麦培训班学员、现任滕州市政协副主席刘希运动情地回忆，“看到农民的干粮和稀饭都是地瓜，容易生胃病，余老师就下决心说，‘我一定要把小麦的单产搞上去!’”实习结束，余松烈主动要求下放劳动，留在滕县农村搞小麦栽培。

　　第二年夏收后，余松烈向滕县农业局提出办22个标点(生产)大队科技队长参加的小麦培训班，并主动承担了教学工作。“余老师在各个大队都布置了田间试验，由同学回队试验，并进行总结。”余松烈的科研助手董庆裕说，“有一次，余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也是他的办公室。我第一次进了那间土房子，一张简易床和一张三屉桌，还有洗脸盆和自行车，而麦穗却占了半间房。余老师让我协助他数麦穗麦粒、退化的小穗和小花的数量，每个小穗都分开数，要求基本数据必须准确。我当时刚高中毕业，不懂也没问，整整搞了十多天。

　　后来，我才明白他在给‘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找数据支撑。”农村青年董庆裕，因为做事认真被余教授看中，成为其科研助手。在余教授当选院士后，他又成为其工作助手和生活秘书，“余老的教诲和帮助，改变了我甚至我家人的一生，他是我的恩人!”董庆裕说。

　　在余松烈眼里，他的研究课题必须结合生产实际，解决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后的三年中，余松烈进行了20多项试验，形成科研成果项目15个之多，最终形成综合创新成果“小麦高产栽培的理论与实际”，带动滕县80万亩小麦连年丰产，使滕县成为全国小麦高产典型，这项成果也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此后，他主持的“山东省黄淮海中低产地区夏秋粮均衡增产栽培技术研究”以及“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的理论与实践”，分别获1987年、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9年，88岁高龄的余松烈带领小麦栽培科研团队，用“冬小麦宽幅精播高产栽培技术”，在滕州创出了3.42亩亩产789.9公斤的黄淮冬麦区和北部冬麦区最高单产。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前，山东省小麦平均亩产只有41.2公斤。

　　余松烈获得过无数的荣誉，但他最看重的，是1996年6月，喜获丰收的120万滕州农民自发为他颁发的金质“丰收”勋章，上面写着“科技兴农、功勋卓著”。他认为，农民的夸奖是最高的褒奖。

　　我的阵地在农田 

　　我的伙伴是农民 

　　1978年3月，余松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1980年，59岁的他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

　　余松烈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山东农大副校长王振林说，余教授50年代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几十年来，他质朴厚德，爱党爱国爱校，信念坚定，不忘初心，即使在“文革”动荡的年代，受了那么多批斗和委屈，他仍然坚信党的领导，矢志不渝。入党后，他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位共产党员的誓言。

　　余松烈是农业部小麦顾问组成员，又是山东省小麦技术顾问团团长。“余先生工作经常通宵达旦，每年有180天左右在各地奔波，忙完了校内忙校外，忙完了省内忙省外，节假日很少有在家的时候。”余松烈教授的学生陈雨海说，令人们尊敬的是，他在年逾九旬时还坚持到高产试验田实地考察小麦的长势。

　　在小麦高产攻关试验过程中，余松烈身体力行，不管是骄阳似火的6月，还是北风凛冽的寒冬，他深入田间地头，解答农民的疑难，亲自向农民示范。“余教授给农民学员讲课，常常是讲得嗓子哑了，让农民兄弟很感动。干活也是好把式，累得汗流浃背，我夺他的锄头，可他就是不放，对我说‘搞科研来不得半点马虎，能干的必须亲自干，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你要知道梨子是啥滋味，必须亲口尝尝’。”级索镇原副镇长孔德贵回忆，“后来余教授当了院士，仍没有架子。我们给他准备的招待所套间，他硬逼着退掉。他说，‘我是来搞科研的，不是来参观旅游的，我的阵地在农田，我的伙伴是农民，研究农业的，不能与农村、农民隔绝。’最后住进了农技站，吃饭在镇伙房；到田间做科研、讲课，吃饭时多是两个烧饼一碗汤。”

　　山东农业大学小麦栽培生理研究室副主任、常年跟随余院士一起搞科研的田奇卓教授说，余老在生活上一分钱当两分花，当时铅印讲义的背面，他也要对折过来用来写论文，但在科研上，他却从不吝惜他的财物。董庆裕提到，“余老师对科研经费的使用十分慎重，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公私分明，从不乱用。但我们的项目缺经费时，他就毫不犹豫地从工资或院士活动费中拿钱支持，有时还买农用机械送给农民用。”

　　在党组织生活中，余松烈也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余老师很忙，但他反复和我说，党支部组织学习活动务必要通知他，不要顾忌他的年龄和身体，如果能参加，一定要来；如果不能参加，也一定要把学习材料给他看。”余松烈所在党支部书记李向东说，“余老师在生病住院时，还经常催问身边人，是否及时代他交纳了党费。”

　　身后惟留麦浪滚滚桃李芬芳 

　　在山东农业大学校史馆，一张该校师生两代院士的图片给人印象深刻，它留住了那个令人动容的瞬间:2007年12月29日，在山东农大教授于振文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当天，63岁的他手捧鲜花走进了余松烈的家中，向培养和教育自己的恩师表达感激之情。

　　“我的成绩离不开余老师的教育指导。”提起老师，于振文满怀敬重，“我不仅从余先生那里学到了基础理论，更重要的是他严谨治学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对我影响特别大。”

　　余松烈重视“实践第一”，“实践先于理论”，特别重视对农村科技人员的教育和培养。自1980年以来，在省内外示范推广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的过程中，他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田间课堂”遍地生花。在教学、科研实践当中，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农学专业人才，现已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已经成长为教学、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的骨干力量，其中不乏著名的院士、专家、教授和研究员。

　　余松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我第一次见余老师，是他和我们学生一起排队打饭，后来上他的专业课《作物栽培学》，余老师带着家乡口音，但思维活跃，板书清晰。”甘薯专家史春余说。余松烈为了完善和发展作物栽培学学科理论，笔耕不辍，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教材、讲义、专著和论文。“2003年，余先生已经83岁，他爱人也刚去世不久，他提出要写书，总结小麦栽培生理研究室的研究过程和成果，经过大家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47万字的《现代小麦栽培科学及其发展展望》。”田奇卓教授介绍，“余老师住院后，在病床上还念叨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弥留之际，还向身边的女儿要教材，说要给学员讲课。”

　　本报评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孙秀岭

　　余松烈院士，一生从事作物栽培学教学和科研，年逾九旬还深入麦田一线，把毕生精力和心血献给了“冬小麦”，生动体现了当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科学研究要解决生产问题，搞农业科研离不开农田农民。余松烈常以“老农民”自居，扎根农村、情系农民，向农民学习，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题。实践证明，火热的土地，是科研工作的起始点，更是科技工作者的大课堂，脱离了大地滋养，创新创造就失去了土壤和源泉。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是科技工作者的应有追求。科技工作者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各种证书与奖励上，更刻在老百姓的心坎上。回首余松烈的一生，农民的需要就是他的科研方向。余松烈获过很多奖励和荣誉，最看重的是农民自发定制的“科技兴农”勋章。余松烈为农民搞科研，农民为余松烈出传纪、建“余松烈小麦科技馆”。余松烈逝世后，枣庄、德州以及河南、山西等地的农民自发前来送行。一位科技工作者，得到这么多百姓厚爱和褒奖，还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吗?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科研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科技工作者，唯有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探究更多未知，才能获得更多真理，也才能为国家、社会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以余松烈为榜样，就要像他那样坚持追求真理、服务国家、造福人民，顺应时代要求，聚焦群众所想、所忧、所扰、所盼，深入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用心血智慧谱写新的科技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