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嵌在”、“民族”、“基因”，既是对真正“中国化”意义的判断，也是对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要求。“民族”针对转化前的资源指向、“嵌在”强调转化中的方式效果、“基因”突出转化后的存在状态。这是一个先肯定后否定，再否定之中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由潜在到自在，再到自为的理念发展阶段。从源始性资源到抽象性转承，再到生态性互动，则是过程中的进阶要素。

　　关键词：传统文化;转承;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1]数语间寄托了总书记对青年一代复兴传统文化的希冀。“嵌在”、“文化基因”等字眼突显“中国化”民族性的同时，也蕴含着对“内中国化”资源、方式及社会化贯通过程的探究深意。让“经典”成为“基因”，不是对所有传统文化的“包揽”与“囊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化的价值性课题，也是一个资源难题。难题之为难题，在于对象不清、方式不定、价值不明。这里传统文化作为对象，以转承体现方式，生态呈现价值，使青年一代发挥潜在的主体作用，在如何发掘文化对象中的源始性价值、体现转承方式中的抽象性结构、呈现互动现实中的生态理念问题中，思考“难题之难题”的理路取向。

　　源始性资源

　　所谓“源始性资源”，即元点的、原初的、根源性的文明资源和价值资源。[2]现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规定体现三种“呼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审视，与经济、法律、文化“相适应”、“相协调”、“相承接”的道德体系的建立必须在分享共同的价值资源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共同享有价值资源才能形成有机系统、形成良性呼应。这些共同的价值资源也必须是源头性的价值资源，因为只有源头性的价值资源才能为文明发展提供生发活力和价值动力。

　　那么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什么样的价值资源是“源始性资源”呢？它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最基本条件：一是逻辑且历史的作为民族传统的价值始点和价值根源，在漫长的中华文明进程中，直接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文明要素的共同价值资源。二是即使不能直接成为，也能够通过价值中介，至今能对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东南大学伦理学教授樊浩先生讲过：“家庭伦理和家庭伦理精神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和伦理精神的价值之始和人文之根”。[2]的确，以“五伦”为中国伦理范型的家庭伦理不仅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都与其形成的家庭伦理精神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并且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心理产生深刻影响，如：亲亲、孝悌、仁爱等。而源始性资源的价值彰显需要结合现实思考的精神哲学为基础，资源发掘和精神建构都存在难题。当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创新和传承，首先要分清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否则何谈“去”与“取”？这就在源始性价值资源难题之上，涉及转承方式的难题。

　　抽象性转承

　　就文化态度讲，自近代以来就大致存在“西化派”、“保守派”和“转化派”之争。“转化派”创造性转化的学理由张岱年先生提出，极具创新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转化派”呈现出新、旧之分，新转化派倡导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资源。经过历史与实践的洗涤，新转化派学理思想为我们对待精华和糟粕的态度和方法提供了诸多可借鉴意义。精华和糟粕的区分到底应该是抽象的还是历史而具体的？在具体而历史的条件下，主观的将区分绝对化的结果就是，诸多极具价值的文化传统被破坏和摧毁。因为此时的“闲置”不代表彼时的“无意义”，价值的意义不止于即时的效力，更在于恒久的呈现。欲实现此意义，抽象性传承的原则是关键。抽象性转承是一个由抽象继承到创新转化，再到结构传承的过程。其抽象性体现在：在源始性资源发掘的基础上，先对传统文化做一种先验性的结构分析，即整理出传统文化延续的合理框架，并对这种框架加以继承，这是一种自我肯定与确证的状态。再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加以创新转化。这里“旧瓶装新酒”的形式绝不是创新转化的方式，因为“旧瓶装新酒”体现的是对中国文化中去之不掉的价值始源的保护与继承，创新转化的方式实现的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从古至今一直发挥着的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心理的现实效力，这明显是一个在传统与现实关系中的自我否定状态。进阶的结构传承则是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开始的新一轮的抽象性转承。这种结构性分析衔接的创新转化不是旧有的具体而历史的继承，而是一种典型以时间为节点的集继承、转化、传承过程为一体的抽象性转承。作为过程与过程的衔接，它呈现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生态性互动

　　在理念中建立起源始性资源和抽象性转承之间的价值关联和进阶智慧，还没有最后完成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任务。因为无论是源始性资源的发掘还是抽象性转承的认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抽象必须复归于具体才能实现由潜在到自在，再到自为的辩证发展过程。而此时的具体已不再是理论的具体，而是现实的具体，是一种在现实关系中的自我复归。在源始性资源和抽象性转承上付诸的努力，实质上都是个体层面的提升，个体层面要想获得共体层面的形式普遍性，必须实现个体与共体的统一，这种内在统一具体表现为现实关系中的辩证互动。传统文化的转化目的是建立起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动力作用的文明体系，这种体系的价值意义体现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道德体系规定中。而道德体系如何与经济、文化、法律相“呼应”，从而构成辩证互动的合理生态，是促使合理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入自为形态的重要节点。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指出：“在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家族主义伦理传统之所以没有出现华人社会中的那些弊端，主要原因在于其他文化、政治乃至经济的要素与他的辩证互动。”[3]的确如此，韩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精神态度，使得家族主义伦理传统成为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资源。日本人的伦理精神也与日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成有机系统，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有效互动。由此生态系统良性互动呈现的现实积极效力可见一斑。那么，中国国民能否通过智慧启迪，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进行辩证否定和扬弃，从中提炼并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合理性价值资源，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合理价值生态，成为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的建设性思路，也是实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复兴的最佳存在状态。

　　源始性资源作为传统价值之始，是一种潜在的形态，对其先验性结构进行主观意义的转化创新和抽象意义的传承，则使其走向一种自在，而生态性的互动作为一种现实的系统运行，使抽象性和主观性得以在现实关系中得到扬弃，成为一种自为的形态。这就形成了一个“潜在—自在—自为”的发展过程。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4]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破解现代难题，才能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完美“超越式传承”。这般“血脉延续”、“超越式传承”和“现代难题破解”需要在与“潜在—自在—自为”理念发展的统一中完成。这也正是新一代青年接班人必须要经受的、从概念到理念的行动性转变。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不赞成课本去掉古诗词 应嵌在学生脑子里[EB/OL].(2014-09-10) [2016-06-05]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4-09/10/c_126969625.htm

　　[2]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49-50页

　　[3]【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李宛蓉译,远方出版社,1998:第91页

　　[4] 蔡闯.刘文嘉: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行[N].光明日报,2016-03-03（01）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杨伟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