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玛丽与王成汉见面时，两个人激动地抱在了一起。（亓翔 摄）

　　大众网特派记者 樊思思 亓翔

　　他是上世纪40年代考入四川大学的高材生，他91岁高龄却依然耳聪目明、身体硬朗，是个“乐天派”，他是曾被关押在潍县集中营的欧美侨民心目中“最后一位英雄”……他叫王成汉。71年前，作为美军救援小组7名成员中唯一的中国人，他从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市区）上空一跃而下，和6位战友一起解救了被日军关押在潍县集中营的欧美侨民，其中包括一个名叫玛丽的美国小姑娘。2016年7月27日，已经83岁的玛丽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终于见到了王成汉。时隔71年，两位老人终于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在与玛丽见面的前一天，记者在王成汉老人贵阳的家中专访了他，听他讲述生命中那极为特殊的1945年，讲述他亲身参与的那场“从天而降”的大营救。

　　一、投笔从戎

　　19岁辍学从军参加抗战，入选7人特别行动组

　　记者：1944年您还是一名19岁的大二学生，是什么激发了您中断学业去参军的呢？

　　王成汉：1944年的12月，当时我在四川大学物理系读二年级，日本人已经打到独山了，正好那年冯玉祥到我们学校去演讲，劝我们去参军。我和学校里的二十几个同学，另外还有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的大学生，就一起从成都到泸州去参军（国民革命军青年军）。加起来有一百多人，就成立了一个连，叫二〇三师搜索连。

　　后来重庆有一个电讯大队，是专门学拍电报的，到各个部队去抽调人员，我就被调到重庆去了。我在电讯大队待了二十几天，就已经一分钟能发一百多个字了，快可以毕业了。这时美国军队需要中文翻译官，国民党外事局又办了一个专门培训翻译的班，我就从电讯大队跳出来，报考了翻译员训练班。

　　一开始我不敢去考，因为我的英语不行，那时候我的英文是高中程度，很多报考的学生都是教会学校的，英文很好，他们好多人都考上了。我觉得我高中时候的英语还是可以的，我也考一考吧。考试的时候，考官说得非常快，我就说了一句英语：take it easy，我说你别那么着急，慢慢说。他看我英语还可以，就收了。

　　我在那儿学了25天，1945年的5月25日毕业。我们这些学员分别被送到昆明的译员人才库等单位。我被美国战略情报局选中，分在了7个人的一个特殊行动组。之后，我所在的行动组被派到湖南芷江的前敌指挥所，准备去衡山跟中国抗日游击队取得联系，在敌人后方袭击。再往后，我又到云南开远受训，在那儿学习跳伞和使用武器。学跳伞是在地面模拟学习，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跳过。当年8月初，在开远的训练结束后，我被重新分配到了特别情报组。

　　二、鸭子行动

　　1.飞机下降到500英尺，看到了下面欢呼的侨民

　　记者：您参与了1945年8月17日对潍县集中营的营救行动，也是救援队现在唯一健在的成员，您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王成汉：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宣布投降。8月16日，我们这个组就向潍县集中营出发了。同时出发的有4个组，每个组都是以鸟的名字命名。我们组叫“鸭子行动队”，另外3个组分别去了北京、沈阳和海南。

　　8月16日，我们先到了西安一个前敌指挥所，在那里待了一晚上。8月17日早晨7点多钟，到了飞机场，队长才正式宣布了当时美国的战区总司令韦德麦的命令，让我们到山东潍县集中营解救外侨。那时候日本刚宣布投降，还不知道在山东潍坊的日本人是否接到命令，情况不明朗，所以我们不能坐飞机直接降落到地面。当天上午九点半左右，我们乘坐的B-24轰炸机飞到了潍县上空，潍县集中营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并不知道。飞机在潍县上空盘旋，看哪个地方是大院、哪个像集中营。一开始飞的高度是2000英尺，看不见下面的东西，就降到1000英尺，还是不行，又降到500英尺，这才基本上能看到下面的情况了。

　　等盘旋到一个大院的上空时，我们看到下面有人在挥手，有人脱了衣服在甩，就觉得潍县集中营有可能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又看到周围有围墙，围墙上有电网，下边还有深沟，肯定这就是集中营了。我们又降到450英尺，大概离地面不到140米这么高，我都害怕飞机蹭到地面的树尖。里面的人们也看到了美国的飞机，都跑出来了。日本看守是不准他们跑的，但是这一千多人一下就把他们冲开了，日本人都吓傻了。后来我才知道，潍县集中营里的这些外侨也有情报。他们通过一个叫张兴泰的拉粪车的中国工人传递情报，只有张兴泰可以进出潍县集中营，他进来掏粪运出去，同时也把情报带出去，把情报送给抗日游击队十四纵队，把有用的情报带回来。所以，那时侨民已经知道，欧洲战场上德国在5月初就投降了，战争接近日本领土了，日军大概也快完蛋了。

　　2.空降到高粱地仅用9秒，侨民奏响四国歌曲编成的欢迎曲

　　记者：您还记得跳伞和降落后的情形吗？

　　王成汉：队长命令跳伞。按照次序：第一个是队长，少校，Stanley Staiger；第二个是日本翻译；第三个是情报官；第四个是报务员，叫Peter Orlich；第五个就是我；我后面，第六个叫Hannon，他是从德国的集中营里跑出来的，跑回美国，才参加行动组的，他也是搞情报的。最后，也就是第七个跳的是医生Hanchulak。

　　当时的降落伞是自动开伞，该我下的时候，我还是停了一下，后面第六个跳的人推了我一下，我就跳下去了。后来想想，还是挺后怕的，我落地后看了看表，一共就9秒钟。我们降落到离集中营大概五百米的地方，一片高粱地里。一会儿，这些冲出来的外国侨民就跑到高粱地来了，把我们抬了起来，抬到肩膀上，把我们抬进集中营了。抬进集中营以后，侨民自己组织的一个救世军的乐队就奏乐欢迎我们。

　　他们演奏的那首乐曲，是之前就已经多次练习准备的。这首乐曲是将中、美、英、苏四国歌曲编在一起的。他们之前练习时怕被日本人发现，就在曲子中间夹杂了一些《圣经》里的诗，编在了一起，就这样他们才把日本人糊弄过去，每个礼拜都要练习。

　　3.集中营里面英美人最多，尤其是孩子特别多

　　记者：当时集中营里面的侨民是个什么情况？

　　王成汉：这个集中营里面英美人最多，里面孩子特别多，1500人里头有327个孩子。玛丽是被日本人从烟台那边转过来的。烟台有个学校叫芝罘学校，就是玛丽的曾祖父利用庚子赔款开办的，专门教育在中国的外国人子女。当时，玛丽和她的哥哥、弟弟、姐姐，他们四个再加上他们的祖父，五个人被关在集中营里。

　　我们接管集中营后，找到了负责的日本司令官，他已经知道日本投降了。我们经过谈判，确定了两条：第一，日本人首先得缴械，日本人就把枪和刀都缴了，但集中营的安全问题暂时还让他们负责。第二，集中营里一千多人的生活用品问题，日本人还得暂时负责。后来，我们又相继接管了机场、医院、学校、食堂以及办公场所。安排完之后，我们开始登记被关在集中营的外国人的名字、国籍、工作。在所有的工作结束后，我们7个人中有6个被派到了青岛，建立一个办事机构，以便把这些外国侨民都送到青岛，再从青岛送到香港、澳门，然后从澳门再回到英国、美国等国家。

　　4.我和玛丽一起吃饭、打球、做礼拜，我还记得9月7日是她的生日

　　记者：在潍县集中营的时候，您跟玛丽相处了大概多长时间，平时交流多吗？

　　王成汉：我们到了集中营以后，有的孩子说我们是“天上下来的英雄”。我在那儿的工作，主要就是和当地的游击队打交道。我那时候也就20岁，平时喜欢跟这些小孩子一起玩。玛丽跟我特别要好，她当时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满13岁了，我还记得她是9月7日的生日。

　　刚见到玛丽的时候，她瘦得很，短头发，连鞋子都没有穿。当时，集中营里的物资供应匮乏，欧美侨民不仅缺少衣服穿，还长期饿肚子，很多人都瘦了几十磅。玛丽和很多孩子还吃过炒鸡蛋壳，因为营养不良要用这个给他们补钙，先把鸡蛋壳晾干，再烤焦，然后碾成粉。玛丽说难吃，就跟吃沙子似的。我们到了集中营后，当年的8月20日，美军就占领了琉球（据王成汉记忆），就是现在的冲绳，美军在冲绳岛有个基地，就从冲绳岛上来了10架B-29大型轰炸机，运送物资，主要是食物、医药品，还有穿的。

　　我和玛丽在一起大概有三个星期，每天我们吃完晚饭后一起打垒球、打乒乓球，周末的时候一起做礼拜、唱歌。当年的9月10日，玛丽就乘飞机离开集中营，去和她的父母团聚。玛丽兄妹四人都被送走了，先到西安，然后到陕西凤翔，因为她的父母在凤翔办了一个圣经学校。玛丽的父母没有被关进集中营受罪，因为他们没让日本人抓到。玛丽他们从潍坊到西安，在西安住了一晚上，然后就到了凤翔，跟她父母见面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他们坐的骡车，从西安到凤翔，走了很久。

　　9月下旬，我们也走了。我到了西安，再转到昆明，从昆明又回成都，9月底到成都，10月1号我回了学校，继续读大学二年级，直到1948年毕业。

　　三、71年后的重逢

　　1.玛丽当上议员后开始寻找当年的营救小分队，环游美国挨个找他们表示感谢

　　记者：据说玛丽找您找了很多年，那她跟您最后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王成汉：1997年，玛丽当上新泽西州议员后，在美国有一个叫做中印缅老兵协会要聚会，玛丽的同事负责这方面的事务，但因为临时有事，就委托玛丽代为参加。后来，玛丽告诉我，她为什么答应参加这个会呢？第一，她没听说过这个协会，不知道什么叫中印缅老兵协会，想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第二，她听说协会里面有很多是在中国打了仗回来的老兵。她就突然想去找找，看有没有我们这7个人，于是，她就带着资料去了。

　　开会的时候，她就把这个经过一讲，说出了我们7个人的名字。当时有一二百个老兵参加，正好其中有一个是搞情报的，他说只要这些人在美国，他就都能找到。这里面还有个有趣的事，当这个人按照这些名字找到7个人以后，玛丽一看，其中光叫James Moore的就有160个重名的。这时，一位在印度当过护士的美国人听说玛丽在找我们，她有个姐姐正好在潍县待过，她就找她的姐姐联系，结果一下就找到了Hanchulak医生。玛丽给Hanchulak家里打电话，Hanchulak的妻子说Hanchulak已去世了。玛丽第二个找到的是当年那个报务员Peter Orlich，结果他也早已去世了。

　　玛丽第三个找到的是行动队里做日语翻译的Nagaki，他开了个农场，他还活着。玛丽很高兴，因为终于找到一个了。Nagaki又跟情报官James Moore联系，就这样，玛丽打电话找到了James Moore。结果James Moore说，其余那两个他也知道，就这样，小分队里面的6个人玛丽都找到了，其中两个死了，4个还活着。她就环游美国，亲自到他们家里一个一个表示感谢。后来，玛丽觉得6个都找到了，还有一个没找到，这个人是Eddie Wang，我当时用的英文名字就是Eddie Wang。

　　2.玛丽在美国与我通话，连问了16个问题确认身份

　　2005年8月17号，潍县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纪念日，玛丽到山东来了，有一个人答应帮她找我，结果后来没有消息。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美国时代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写汶川大地震的事情，署名就叫Eddie Wang，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玛丽就打电话问，结果也不是。

　　一晃十年过去了，到了2015年3月29号，当时我孙子在美国。我孙子曾经说，以后有机会的话，他会帮我找到当年行动组里的战友。当年在潍县集中营里的一个4岁的孩子长大后办了一个网站，就是潍县集中营网站，这个网站把难友们以前收集的一些资料汇总起来，玛丽便经常在这个网站上面发表文章。2015年，她有一篇文章刚好让我孙子看到了，我孙子心想：我爷爷就在这儿呀！

　　然后我孙子就问我，我就把其他人的情况也告诉他了，他就写邮件给玛丽，说你要找的人是我爷爷，我爷爷现在身体很好。他把相片寄给了玛丽。玛丽想落实是真的假的，怕像汶川地震那次找错了人。她就问我孙子很多问题，我孙子也不太清楚，他就打电话回来、微信跟我聊，我回答后他再转告玛丽。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

　　最后，玛丽从美国给我打电话过来，而且约好了时间，时间一定要在美国早晨9点钟打电话过来，这时候中国大概是晚上9点钟，我还没睡觉。约好以后，玛丽就到当地中国朋友的家里去打，因为如果语言上有问题的话，他们可以帮忙翻译一下。玛丽怕我把英文忘了，因为几十年没用过了。5月3号，打电话过来了，晚上9点我接电话，她好高兴。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提了16个问题，她就像考我一样，我全都答对了。我俩在电话里聊哭了，太不容易了！

　　3.我们能够相见真的是缘分！陆续有集中营的人给我写信表示感谢

　　玛丽还有个中文名字叫戴爱美，去年，潍县集中营解放70周年在潍坊开会，她希望我去，我也希望她去，我们可以见面。结果，她到澳大利亚去了，就没见到我。今年6月，她侄子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说他姑妈玛丽要来看我。玛丽今年83岁了，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这7个人个个都要见到，现在6个人都死了，就差我这最后一个没见到……

　　这次能见面完全是缘分，真的是缘分！去年，我跟玛丽联系上以后，陆续有其他当年在集中营的人给我写信。有从加拿大写来的，说他现在家里一共有64口人，他比玛丽小1岁，当时11岁。他发来的相片上，他们家里四五十口人，他说，当年没有你们来救的话，我们家里起码要少好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