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碎片的宏阔拼接

　　——中央电视台8集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观评

　　文/余彦隆

　　苍茫沉雄，繁复绵长，残阳映血，晓峰柱天。

　　——这是笔者观赏8集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浮现于脑海的一组意象。

　　长征，人类历史的奇绝之笔，伟大精神的巨幅抒展，总是这样令人百看不厌，常看常新。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军事纪实》团队，历时近两年，分赴12个国家和地区摄制的这部以国际化视野反映长征的纪录片，旨在通过众多人物、众多史料、众多思考，对红军长征的历史碎片予以时空联接和精神重塑，其《红色迷雾》《凤凰浴火》《艰难抉择》《伟大转折》《突出重围》《挑战极限》《坚定北上》《精神永存》8集400分钟的片长，把历史细节与宏大叙事相结合、个人命运与国家沉浮相勾连，立体地展现出一幅气势磅礴、宏阔辽远的历史长卷，把“红军万里长征”所蕴含的意义、价值，既韵味悠深又酣畅淋漓地展现给亿万观众，使人们在现实与历史的情感回路中，尽情享用饱经磨难的红军将士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探寻：旁观与当事的角度交汇，使历史的显影更为清晰

　　纪录片的魅力在于真实。

　　80载时光流转，关于长征那段红色记忆已渐渐被岁月淹没。在希望与死亡交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到底还隐藏着多少历史细节和故事？当年的亲历者已日渐稀少，面对长征，还能讲什么？

　　“重复是纪录片创作之大忌。数十年来，描写和歌颂红军长征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稍不用心就会步入老套。”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专题部主任魏纪奎介绍说，“一开始我们就把艺术创新作为本片的标高，采取最具开创性的新视角来讲述长征。此次，我们没有重复以往的任何讲述方式，而是以一种国际化视角与当事者视角交互印证，廓清历史迷雾，从而清晰地显影、解读‘长征’这一恢宏史诗。”

　　果不其然，从第1集《红色迷雾》开篇，创作者们就把观众的目光引向了德国柏林，像是寻找长江源一样寻找到长征鲜为人知的起源——汉斯·冯·西克特将军、奥托·布劳恩，这两个早已作古的德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分别加盟国共两党军队，前者是蒋介石专门请来的军事顾问，后者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分别参与策划、指导过国民党军队和中央红军的生死对决，结果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抛出这个引子，无疑高挑出一个悬念：长征怎么会与两个德国人密切相关呢？

　　就在观众思索的当口，镜头一下切换到美国。这回是两个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哈里森· 索尔兹伯里。在美国纽约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团——美国兰登书屋总部， 1938年1月，34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这里修订出版。此书在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发行，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呈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由于时间以及战争因素，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作者埃德加·斯诺却因终身没有写出一部记述长征全过程的专著而留下遗憾。50年后的1984年3月，75岁高龄且佩戴着心脏起搏器的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毅然携夫人夏洛特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他用实地探寻所著的30万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6年出版，作者以20世纪没有“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之喟叹，终于把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开篇语中提到的“他们怎样生活？怎样恋爱？怎样穿衣？怎样吃饭？”一连80个问号拉直。

　　接下来，全片以《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及作者重走长征路轶事为主线，从江西于都河畔的大转移出发，探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是如何被改写？编导将摄制组采访到的大批当年投身、着迷于中国长征事业的外国当事人及嫡系亲属，如加拿大科学家伊丽莎白，美国前情报副助理国务卿陶涵，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后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索尔兹伯里之子，美国资深外交官谢伟思之子，著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侄女，世界顶级专家学者等人对长征的观察、理解，与红军老战士、红军将士后代的回忆讲述，以及美、俄、英、法、德、澳、日、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档案史料（如首次曝光的李徳手稿、日本“极秘”文件、宋庆龄书信、薄复礼采访原音、斯诺原声录像等），相继呈现，互为印证。旁观者以外部视角客观而深入地解读“长征”对世界的影响，当事者则以自己和父辈的亲身经历真实地再现长征途中的种种风险和挑战。这些在对“湘江之战”“通道转兵”“遵义会议”等红军长征重大事件的揭秘、阐释上，都有多角度的观照和时空的回放。

　　在人物、故事、史料的有序交织中，长征讲述渐次推进，观众心中的悬念一一释然。如，关于两个德国人和长征的关联：德国著名军事家、一级上将西克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后升任国防军总司令，是改组德国陆军的中心人物，被誉为“二战德军之父”。1934年4月，担任蒋介石军事顾问团团长的西克特，指导蒋介石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专门针对红军的战术和赣南的地形进行野外演习训练。而“一战”时，在德国军队服役的李德还是一名下士，28岁那年在世界四大军事名校之一的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了正规而系统的军事理论教育。或许，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就因为这两个德国人走上前台预示了结局。面对强敌，李德主张“以火力对火力，以碉堡对碉堡”。国民党的碉堡是钢筋水泥，共产党的碉堡是泥土、木头。国民党的火力有大炮、有机枪，上面还有飞机，共产党的火力就只有轻机枪、步枪、手榴弹。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红军根本无法突破敌人的碉堡。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把这种固定在阵地上拼消耗的作战方式，比喻为“叫花子来跟龙王比宝”。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伤亡至3万余人。英雄的鲜血浇醒了迷茫中的红军将领，大家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红军只有死路一条。

　　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不久后就有人说，红34师全军覆没时发出的最后几阵震颤的枪声和红军辎重大队沿途百里散落装备的惨状，就已经宣告了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统治的结束。”

　　作为美国人，索尔兹伯里看待这场战争有他不同的视角。面对红军第34师的陨落，索尔兹伯里不仅看到了悲壮，更看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

　　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为何选择了主张游击战的毛泽东了。而后来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连串“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精彩运用，无疑对长征胜利作了最好的注脚。

　　检视：生动与精细的纪实叙述，使基因的脉络更加红艳

　　历史是安静的，同时也是火爆的。

　　二者之间的转换展现，需要纪录片创作者用专注的精细和激情的生动去实现，从而使红色基因的脉络呈现得更加红艳。

　　80年前的红军长征，在历时两年的奔波征战中，可以想象，这样极度艰难的环境下，能多少史料需要“留存于世”。当年的红军将士为了理想和信念，走上了一条不知道是死是活却坦然走下去的征程，80年光阴过去，他们本应被今天的人们更好地铭记。于是，军中电视人，进行了一次电视纪录片创作史上的“长征”：国外姑且不说，国内据统计，截至到2016年6月，仍然健在的老红军共有33位，其中，最年轻的92岁，最年长的108岁。摄制组历时两年，采访了数十位健在老红军，真实记录了一段段鲜活的历史。

　　在8集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中，首次披露大量一手素材，揭秘一段段鲜为人知的跨越国界与时空的感人故事，从而搭建出一部全球范围内的——红军长征影像志。

　　质朴的史料，如绵密的针脚，而又分明是历史的印迹，点缀在富含激情与力量的娓娓讲述之中。最终呈现的，是“长征”中所蕴含的足以震撼世界、让全人类普遍认可的信仰的力量。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最辉煌的历史，总是在逆境和绝境当中创造出来的。”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主任唐水福说，“通过今天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我们可以感知长征的巨大影响，如果没有长征，没有中共这一次成功的战略大转移，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一切。这就意味着：从长征胜利的那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基因上的改造，中国今天的命运就已经决定。那么，今天还在继续长征的中国人最需要继承和破译先辈们怎样的基因密码。数十年来，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无数人用一种朝圣般的虔诚，解读人类史上的那段历史壮举，留下了诸多不朽的艺术作品。我们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倾力推出的8集纪录片《震撼世界的长征》，目的是从全球范围对中国工农红军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红色基因进行发掘、打造、传承、传播，让伟大的长征精神惠及全人类。”

　　任何历史，都是人的历史。纪录片创作，既需要以灵敏的触角深入历史，更需要用客观的眼光去检视价值。《震撼世界的长征》第2集《凤凰浴火》中生动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彻底“剿灭”中央红军，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在德国将军西克特的参谋下，蒋介石着手实施“铁桶计划”，即：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30道封锁线，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包围圈。为防止中央红军突围，该计划还配备了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消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绝地。但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铁桶计划”的全部绝密材料就落到了共产党人手里。地下党员项与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化妆成乞丐，于10月7日将这一绝密情报送到了中央苏区。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博古、李德等人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沿红6军团西征路线，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伺机实施反攻，重新夺回根据地。1934年9月26日起，国民党“围剿大军”开始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并拟定了10月14日总攻瑞金、宁都的计划。在缺乏主动出击的思想指导下，眼见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博古、李德等人决定提前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7日，夕阳西下，秋风瑟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八万余人从于都、花桥等10个渡口，踏着浮桥，跨过于都河，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征程。

　　历史决定个体的命运，更决定于个体的选择。

　　在《凤凰浴火》中，编导者还让红军第34师100团团长韩伟之子出镜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湘江之战中悲壮故事：1934年12月1日中午，当军委纵队终于渡过湘江时，完成了所有殿后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已经陷入敌军的层层包围。眼看渡江无望，从一个距离湘江凤凰嘴渡口还有70公里的小村落里，他们开始向与中央红军完全相反的方向突围。

　　怎么办？如果部队继续向湘南撤退的话谁也走不脱，于是红34师指挥员决定，分头突围。师长陈树湘命令第100团团长韩伟说：你率师的主力继续东返湘南，我率领101团的余部做最后的掩护。其实，谁都明白，最后的掩护意味着什么。结果韩伟说：你是师长，只要你还在这个师他就在，你带着主力部队东返湘南，我带100团做最后的掩护，把敌人引开，万一突围不成就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结果团长韩伟被敌人包围，为了不被俘虏，他带着战友们跳下了悬崖。师长陈树湘在突围的过程中受伤被俘，在被押解去往湖南的路上，他生生扯断自己的肠子自尽。此后，敌人竟割下他的头颅挂在长沙小吴门的城墙上。就这样，红军后卫师师长用最为悲壮的方式，向世界宣告红军的英勇不屈与非凡的战斗意志。

　　在《震撼世界的长征》中，红军勇敢无畏的牺牲精神在长征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如，当陈诚率领“围剿”大军占领瑞金时，这里早已是人去楼空。为掩护中央红军转移，坚守中央苏区的红24师以及地方部队1.8万人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以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大造声势、吸引敌人。如今，生活在北京的红军老战士蒋本兴，当年是红28军的一名连长，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以后，他们部队奉命坚守根据地开始了3年游击战争。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特意转述了陈毅描述那段经历的话：从那时起，我们就像野兽一样生活。

　　事实就是这样，红军将士为着心中的信仰，以铁的信念生发的红色基因像种子一样播撒在长征路上，并一代代传承至今。

　　发现：解构与重塑的意义再造，使精神的价值更觉厚重

　　纪录片的灵魂，在于对纪录对象的故事性表述，而真实细节的抓取，是故事丰满的关键所在。

　　编导者在策划构想中写道：片名叫《震撼世界的长征》，那么能够震撼人们心灵的到底是什么？是战场传奇？人物命运？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不屈不挠的信仰？总之，震撼世界必须从震撼心灵开始，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心灵，而是全人类的心灵。人是精神文化的活的载体，震撼世界是从震撼人心开始的。

　　面对红军长征这个重大历史题材，其事件本身空前庞杂而壮阔。1934年10月从瑞金出发——冲破四道封锁线——挺进湘西——转兵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四渡赤水河（意义：打乱敌人追剿计划）——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甘肃会宁，两年时间，总共两万多里的征程，红军从出发时的25万余人，锐减至三军胜利会师时的4万余人，其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啊!

　　如此丰富的素材，镜头是永远取之不尽的。因此，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撷取、遴选可用的史料是反映历史的出发点，还需要依托于可靠、富有责任感的历史性评断，才能为观众提供更多令人信服的事实和有价值的信息，强化真实感，达到揭秘之效，提升作品的文献性品格。

　　《震撼世界的长征》编导者们从心灵出发，深怀着一颗虔诚之心，在感动自己的同时去感动观众。首先，在故事结构上，将万里长征分为8个片段予以呈现：在《红色迷雾》中探询长征的起源及长征精神吸引世界目光的原因所在；在《凤凰浴火》中求解湘江血战带给红军的反思及转机；在《艰难抉择》中苦寻红军出路；在《伟大转折》中确立前进方向；在《突出重围》中创造战争奇迹；在《挑战极限》中验证生命能量；在《坚定北上》中彰显正确道路；在《精神永存》中再造奋斗荣光。而在每一片段中，依据事件本身牵涉的人和物，让旁观者（如，美国记者《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的后人、俄罗斯著名学者《毛泽东传》作者潘佐夫、法国历史学家《毛泽东：雄关漫道》作者阿兰·鲁林等人）和当事者（如红军将士本人或后代）纷纷出镜，或自述，或转述，或让档案文物说话，以同期声和解说、字幕交替出现，于细致入微的讲述中，佐证事件的真实性，表明其意义所在。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伟大转折》中，关于遵义会议如何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过程。

　　摄制组在贵州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采访到102岁的王道金老人。他得知摄制组要来，特意换上了崭新的红军服。每一个想要了解遵义会议真相的人都希望能采访到这位老红军，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遵义会议的见证者。

　　1935年初，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把几十万敌军远远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既为部队赢得了短期休整的机会，更为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创造了必要条件。

　　王道金当时担任红三军团警卫连长：我那个时候当连长，当警卫连长，就是知道要到遵义开这个会，但是这个名称，那个时候也没有对下面这样说，中央军委说三军团的重要任务是要保证遵义会议开得好，白天晚上都要放哨、警戒。

　　而美国历史学家《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则写道：毛泽东到了遵义之后，他就寻求（志同道合的）盟友，审视（红军遭受的）失败，（红军）为什么会从江西被赶走？为什么湘江战役有这么大的损失？

　　毛泽东的反思正是红军一线指挥员的困惑。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始于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对“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的不满情绪，此时达到顶点。许多红军将领直至基层干部战士，从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教训中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了。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的呼声渐起。

　　在此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博古和李德勉强同意改变进军方向，但对造成巨大伤亡的军事指挥问题只字不提，这令毛泽东格外焦虑却又耐心地做着争取支持的工作。

　　美国历史学家《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又写道：曾经有人问他（毛泽东），有没有自己代表少数人意见，无法劝服多数人的时候。他说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要等待，不能放弃。

　　多年之后，《毛主席语录》里曾经有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话：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然而当时，对于毛泽东来说，他需要一个说服众人的机会。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编导运用人物讲述、史料旁证、原址再现等多线交织的结构方式，把遵义会议这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全景式地展现给观众。尤其重要的是陈云记录遵义会议手稿的展示，这份1957年从俄罗斯运回中国的手稿档案问世，使遵义会议的诸多谜团才逐渐被揭开。

　　这份手稿是会议结束后向全军传达会议精神时，由陈云亲手写的传达提纲。提纲中清晰地记载遵义会议持续了3天，并最终作出如下决定：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指定洛浦（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手稿记录的历史表明，遵义会议提高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地位，结束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些内容，是我们目前所见的遵义会议最完整的详细记录。

　　而中国摄制组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找到的李德所有档案（全球范围内首次公开）及其后来李德所著回忆录《中国纪事》，也从一个侧面对遵义会议提供了旁证。

　　距离产生美。重大历史事件，也需要拉开时间的跨度，才能摒弃局限和偏见，让人性之光更加美丽夺目。时光流转，当年持不同政见、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观点的人，也对长征的意义、价值重新打量。所有的指向，都是对红军长征胜利的精神探究和价值确认。从这个意义上说，《震撼世界的长征》对长征精神的重塑，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