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是遍及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的礼制庙宇，是国家推崇儒家思想的象征。庙内主祀孔子，并以孔门弟子和历代儒家代表人物配享，不时举行祭祀活动，其目的就是进行成圣成贤成人的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人皆可以为尧舜”是文庙奉祀教化的理论基础

　　中国教育自古重视人格道德的培养，人格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圣人，成为贤人。中国人崇奉圣贤，但并不认为圣贤是高不可及的，而是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人人都可能够成为圣贤。

　　“圣”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尚书?洪范》中就有“聪作谋，睿作圣”的记载，据《传》解释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在《尚书》中尚无圣人一词，“圣”也没有圣人的概念，而《春秋》中连“圣”字也没有。

　　《论语》中出现了“圣人”一词，“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从《论语》看，孔子是承认并推崇圣人的，但圣人只是他心目中道德高尚的美满形象，并不是具体的个人。弟子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认为“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圣是最高尚的品德，只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才能称作圣德，就连他最推崇的尧舜都没有做到。正因为圣具有如此高的标准，所以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别人推崇他有圣德，孔子也不承认，“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但孔子并不承认，“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是贫穷的经历使自己成为多才多艺的人，自己并不是天生的圣人。《孟子》中说孔子弟子颜回曾经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颜回也以成为像舜那样的圣人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

　　如果说在孔子眼中圣人是非常神圣的，并没有可以配得上这一称号的个人，而在孟子眼中，圣人却有许多。他引用有若的话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出类拔萃的就是圣人，于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等都被称作圣人，孔子弟子中“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孟子?公孙丑上》），子夏、子游、子张也有了圣人的某些素质，而冉耕、闵损和颜回已经接近圣人。圣人还可以分类，尧、舜、禹、汤、文王和武王是圣王，周公、孔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等为圣人，圣人中“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孟子对圣人并不求全责备，他称赞“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但又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虽然是圣人中的清高者，但失之于器度太小，柳下惠虽然是圣人中的和顺者，但失之于不太庄重。所以孟子认为圣人是有等差的，圣王中最推崇尧、舜，圣人中最推崇孔子。他引用宰予的话赞扬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引用子贡和有若的话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圣人虽然是神圣的，但并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所以当曹交问他“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时，孟子马上回答说“然”，并进一步解释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尧舜之道不过孝悌而已，只要按照尧的行为去做，就能成为像尧一样的圣人。

　　荀子认为人通过学习可以成为圣人，能否成为圣人全在自己。秦昭王问荀子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荀子回答说：“其惟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黑白，岂不愚而知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荀子?儒效》）。通过学习，人可以由下贱转为高贵，由愚昧转为聪明，由贫贱转为富足。学习学问，能够付诸实践的就是士，勤奋努力、孜孜不倦的就是君子，精通学问的就是圣人。通过学习，人可以成为士，成为君子，成为圣人，只要个人努力，是没有人能够禁止自己的。成为圣人全在自己，学习就可以成为圣人。

　　宋儒进一步发挥了学习可以成为圣人的观念。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读书人循序渐进地修养自己，由士入贤，由贤入圣，最后达到天人合德的高度。程颐主张“人皆可以至圣人”（《二程遗书》卷23《伊川先生语》），人人都能达到圣人的境界。朱熹认为学习就能够超凡入圣，“为学须思所以超凡入圣，如昨日为乡人，今日便可为圣人”（朱熹：《白鹿洞书院规训》），人通过学习乡下人也可以成为圣人。

　　经过儒家圣贤的宣扬，成圣成贤就成为士子奋斗可期的目标，朱柏庐《朱子家训》说“读书志在圣贤”，童蒙读物《弟子规》也说“圣与贤，可驯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

　　文庙奉祀为教化提供学习榜样

　　文庙是设在各级国立学校内的礼制建筑，不论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还是地方的府学、州学、厅学和县学，受教育的对象主要是获取初级功名的庠生。庠生经过乡试、会试考取更高一级的功名举人或进士就可以进入国家官吏队伍，成为政府官员。在学校内建造文庙，奉祀孔子以及历代先贤先儒的目的就是为后备官吏提供学习的榜样，对国家后备官吏进行成圣成贤的教育。

　　在学校内奉祀圣贤是古代的传统，至少在西周时学校就奉祀先圣先师，并按时举行祭祀活动。《礼记》就记载：“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礼记?文王世子》）。但是遗憾的是，不知奉祀的先圣先师为何人。

　　从现有文献资料看，东汉永平二年（59年）开始以周公、孔子为先圣先师，“上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礼。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礼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后汉书?礼仪志》），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大约到东汉后期，改为以孔子为先圣主祀，以颜回为先师配享（参见拙著《世界孔子庙研究》第二章第四节“主祀”，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历经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而不改。唐武德七年（624年）改为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恢复孔子和颜回先圣先师的地位，高宗永徽（650-655）年间再次改为周公主祀，孔子配享，显庆二年（657年）最终确定孔子为学校的主祀。

　　东汉时，孔子弟子颜回就配享孔子，西晋时，学校曾经以群弟子从祀。《晋书?石崇传》记载，石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像，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颜回当时配享孔子，图像太学是很正常的，奇怪的是还有原宪的像。原宪不属于孔子最优秀弟子四科十哲之列，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位列第十九，在《孔子家语》中位列第十五，太学不可能将原宪单独选出来图像孔子堂的，很可能孔子弟子都已经图像在太学孔子堂了。如果图像而不从祀，石崇是不可能羡慕的。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尚书谢石上书建议修建国子学，是年“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宋书》卷十四“礼一”），国学建造了孔子庙。据陈朝顾野王《舆地志》记载，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孔子及十弟子像”，看来四科十哲弟子已经从祀在国子学。唐开元八年（719年）增加孔子所有弟子从祀，经过历代的改换增添，孔子弟子成为文庙配享的最大群体，并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到民国八年（1919年），正殿殿庭共奉祀一百七十三人，主祀孔子，配享四人（四配），配祀十二人（十二哲），从享先贤七十九人，从祀先儒七十七人，内中孔子弟子七十九人，其中配享二人，配祀十一人，从享先贤六十六人。此外，在崇圣祠配享六人中还有四人（颜回之父颜无繇、曾参之父曾点、子思之父孔鲤和孔子之侄孔忠）。

　　应该说，以孔子弟子配享从祀的教化作用不是很大，对于后人来说，谁也不会再成为孔子的弟子，为更好地发挥文庙的教化作用，历朝陆续增加后世儒学家配享。

　　后世儒学家配享始于唐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命以左丘明、卜商、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位先儒配享孔子庙，“自今有事于太学，并令配享尼父庙堂”。之所以增加后世儒学家配享，正如诏书所说，是因为“代用其书，垂于国胄”。唐代国家规定，学校“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老子》学者兼习之”，同时还规定了各经的注本，“《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穀梁》范宁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旧令《孝经》孔安国、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此批后世儒学家有功于儒门，有的给儒家经典作传，有的作注，有的保存整理，后世因此称他们为传经之儒。

　　从宋代开始，随着理学的兴盛，经学逐渐衰微。北宋时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曾被列为学校的主要教科书和科举内容，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列为学校教科书，元皇庆二年（1313年）科举考试明经、经疑改为《四书》内出题，五经经义也改为宋儒注解，理学取代经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经学地位下降，传经之儒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明洪武四年（1371年），国子司业宋濂首先以人品有亏请求罢黜王弼、贾逵、杜预、马融等传经之儒，弘治元年（1488年）程敏政则公开指责唐贞观以先儒从祀，“唐贞观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孔子庙庭，盖当时圣学不明，议者无识，拘于旧注疏”，“遂以专门训诂之学为得圣道之传”，“当今理学大明之后，《易》用程朱，《诗》用朱子，《书》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汉魏以来驳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并指责汉儒马融、刘向、贾逵、王弼、何休、戴圣、王肃、杜预等人“于名教得罪非小”，建议罢黜他们的从祀，“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五人虽若无过，然其所行亦未能窥圣门，所著亦未能以发圣学”，建议将他们改祀于其乡。这两次发难虽未成功，但到嘉靖九年就全部按照程敏政的建议罢黜了这十三人，但却增加了汉儒后苍。清雍正二年，恢复了郑玄和范宁的从祀。清代中期以后，考据学盛行，相继增加了汉儒毛亨、许慎、刘德、赵歧从祀，最终从祀传经之儒增加到十五人。

　　到了北宋时期，唐代配享的先儒也已经成为七、八百年前甚至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为对时人有更大的激励作用，需要增加时代更接近宋代的儒学家，况且北宋时理学开始兴起，所以熙宁五年（1074年）判国子监事常秩奏请以孟子、扬雄从祀，两制和礼官讨论后认为不妥而未备采纳。元丰七年（1084年），晋州教授陆长愈奏请增加孟子配享，太常寺以孟子不是孔子弟子而不予赞同，礼官则认为“唐贞观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孟子与孔门，当在颜子之列。至于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食，诚缺典也”，建议以孟子配享，位在颜子之次，以荀况、扬雄、韩愈从祀，设位于二十一贤之间，朝廷完全采纳了此建议，命孟子配享孔子，位于颜子之次。孟子等儒学家功在发明圣道，所以后世称之为明道之儒。

　　宋朝是明道之儒配享的大增加时期，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新兴理学的兴盛。熙宁八年，王安石《三经新义》被列入学官，崇宁三年（1104年）就令王安石配享孔子庙，位于颜子、孟子之次。虽然因为朝臣政见不同，靖康元年（1126年）王安石被赶出大成殿，由配享改为从祀，淳祐元年（1241年）被赶出孔子庙，但他首开了当朝儒学家配享的先河。南宋时，本朝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张栻、吕祖谦、邵雍和司马光陆续从祀。以本朝理学家从祀，更激发了士子的热情，南宋以后理学家辈出，到民国八年，明道之儒达到六十三人，成为文庙配享中仅次于孔子弟子的第二大群体，其中配享二人（子思、孟子），配祀一人（朱熹），从享先贤五人（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张载），从祀先儒五十五人。此外崇圣祠中还配享六人，即配享的孟子之父，从祀的周敦颐之父周辅成、张载之父张迪、二程之父程珦、朱熹之父朱松和蔡沉之父蔡元定。以行道之儒之父配享更能激发士子的热情，成圣成贤不仅能流芳万世，还能光宗耀祖。

　　进入清朝，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鉴于明代理学家清谈误国的教训，为了强化满族的统治，文庙配享人物不再仅仅以学术为标准，而是开始扩展到建功立业的忠臣，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行道之儒。清顺治二年（1645年），国子监祭酒李若琳建议增加范仲淹从祀，“仲淹力振纲常，首辅神器，兼于戎马倥偬之际，以《中庸》诲引张载，俾成大儒，彬彬乎欧阳子右矣。乃不得分芹藻之末光，不平孰甚”。此次朝议虽然没有通过，但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范仲淹就被从祀于文庙。雍正二年（1724年），应皇帝的安排，朝臣推荐诸葛亮、陆贽、韩琦三人从祀，清世宗认为陆贽和韩琦从祀不妥，“先儒从祀文庙，关系学术人心，典至重也”，“唐之陆贽、宋之韩琦，勋业昭垂史册，自是千古名臣，然于孔孟心传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四“祀典”）只令诸葛亮从祀，其实诸葛亮也没有儒学著述。如果说清以前文庙从祀人物只重学术，范仲淹、诸葛亮从祀已开始学术与功业并重，那么到清代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农民起义的频发，国势日衰，乱世思忠臣，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选取从祀的标准于是扩大到立德。道光年间增加了唐臣陆贽和宋臣文天祥，咸丰年间增加了宋臣李纲、韩琦和陆秀夫，同治二年又增加了明臣方孝孺，行道之儒达到了七人。

　　文庙奉祀孔子就是为士子提供成为圣人的榜样，虽然理论上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圣人。不能够成为圣人，但可以成为贤人，所以文庙除奉祀圣人孔子外，还奉祀一大批先贤先儒，为士子提供齐贤成贤的榜样。成圣人难，成贤人也不易，文庙奉祀人物虽然多达一百八十九人，但除去孔子先人和弟子等，历代贤人进入文庙配享的也不过一百一十人，平均二十多年才有一位贤人能够进入文庙奉祀。不能成为圣人、贤人，也要成为名宦和乡贤。为更多地为士子提供学习的榜样，明洪武二年（1369年），国家始命建造先贤祠以奉祀在本地任官有善政的官员和有嘉言懿行的本地人士，不久将先贤祠分设为名宦祠和乡贤祠，名宦祠附祀在本地为官有善政的官员，乡贤祠附祀本地出身有嘉言懿行的士绅和在外地为官有善政的官员。

　　文庙很好地发挥了成圣成贤成人的教育作用

　　文庙通过奉祀孔子、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附祀名宦和乡贤，为士子提供了一系列学习的榜样，很好地发挥了成圣成贤成人的教化作用。

　　从文献资料看，受文庙奉祀影响而希圣希贤者大有人在。西晋时，石崇（249-300）官至侍中，富可敌国，他与皇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即使晋武帝帮助王恺都斗不过他，但他进入太学仍然心生企望。他“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像，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声名俱泰，何至瓮牖哉！’”石崇任侠无行，在荆州刺史任上劫夺远使商客致富，在朝谄事贾谧，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但他仍然受到享祀圣贤的影响，期望声名俱泰，配享夫子庙堂。明代大儒湛若水的弟子臧应奎则是受到成圣成贤影响的一位典型儒家士大夫。他“以圣贤自期，尝过文庙，慨然谓其友曰：‘吾辈没，亦当俎豆其间’”（《明史》卷192），希圣希贤，以入文庙享祀为人生最高追求，所以他为官正直，任南京车驾主事时，炙手可热的宦官要求的船只超过标准，他坚决按额裁减，宦官随行的军士因此大闹礼部，他令手下将其抓捕。入继大统的明世宗欲将其生父尊崇为皇帝时，他伏阙谏诤，最后被庭杖致死（《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孔子七十一代孙孔昭慈也是一位深受成圣成贤影响的士大夫。他是六十二代衍圣公之后，世代业儒为宦，以进士起家，官至按察使衔、福建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同治元年，台湾民变，攻下彰化，他巷战力竭，自杀于彰化文庙孔子神主前，朝廷追谥刚介，入祀国家昭忠祠。希圣希贤成为社会习尚，即使到清末，西风东渐，士大夫仍然期望成圣成贤，文学作品中梦醒子“人至没世而莫能分食一块冷肉于孔庙，则为虚生”就道出了士大夫们的心声。

　　成圣成贤，死后奉祀在文庙，血食遍全国，那是每一个士子最高的追求。即使不能成圣成贤，也要成人，死后附祀在文庙内。在文庙奉祀的影响下，莘莘士子埋头读经，砥砺品德，或成为硕学通儒，或成为贤相良臣，或成为忠臣烈士，配享在文庙内，或做官爱国惠民，勤政廉政，造福一方，附祀在任职地的名宦祠和家乡的乡贤祠，或在乡为民遵纪守法，多行善举，附祀在家乡的乡贤祠。任何人只要存心向善，行善政，行善举，都可以进入文庙享受后人的祭祀。

　　文庙奉祀历代先圣先贤和附祀名宦乡贤以进行成圣成贤成人教育，对于造就中华民族重视思想文化的传统，培养立志向上、奋发有为、向善行善、廉洁奉公等民族精神，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仍是值得借鉴的。（原载：《孔子文化季刊》2017年第一期，作者：孔祥林，孔子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