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跨越关口。高质量发展是国民经济系统从量到质的本质性演变，是由系统中的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综合推动的发展结果。因此，必须通过强化该系统中具有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交互作用，推进这个有机整体的升级和跃进。关键问题是，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通过顶层设计、上下结合，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基础要素。

　　支撑要素之一：非均衡战略逐步转向均衡战略

　　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特征，是通过把有限的资源倾斜用于重点战略部门的发展，试图用产业关联效应拉动其他部门发展。这虽然可以人为地快速推动重点部门的扩张，但是长期实施的消极后果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容易出现“重大结构失衡”；过度强化了政府和产业政策的作用，抑制了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

　　非均衡战略逐步转向均衡战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宏观经济基础条件。重大结构性失衡其实主要来源于长期实施的追求速度的非均衡战略。转向均衡发展战略意味着我们必须扬弃过去用行政手段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转而通过利用市场机制决定资源的配置。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态更多表现为生态环境、关键技术、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要素市场发育等领域短板或瓶颈。未来实施均衡发展战略，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非市场调节的上述领域要加大政府的投入力度。

　　支撑要素之二：片面工业化转向四化协同发展

　　为加速推进工业化发展，过去我们实施了农村与城市隔离、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的种种措施。副作用是除了加剧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农村的衰退外，广大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低收入和低需求，难以消化制造业的巨大产能，结果便发生了严重的过剩产能，很难有高效率、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开始突破工业片面发展的格局。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四位协同的产业体系，从要素投入角度而不是部门分割角度，明确了未来创新引领、产业协同发展的总要求。

　　支撑要素之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成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重点

　　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商品市场化配置，价格成为调节商品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是中国经济转轨的重任并没有彻底完成，主要体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

　　在要素市场配置中，发展得比较彻底和充分的主要是货币市场、技术、信息等市场，而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还不够完善。这样结构调整便会遇到一些困难。结构调整的困难是高质量发展的天敌，会造成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调整产业结构是化解产能过剩、消灭“僵尸企业”的主要途径，是纠正资源在产业内配置失误、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的主要措施。

　　清除“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需要尽量避免直接破产，避免运用激进手段制造人为的社会冲突。为此，要素市场化配置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内在功能，通过两类机制来实现：一是主动性调整机制，即通过鼓励企业间的收购兼并，消灭低效率、产能过剩的企业；二是被动性调整机制，即由市场倒逼、企业为主体，放任市场机制自动和自我调节，让产能过剩企业自生自灭，由此实现市场自动出清。

　　支撑要素之四：在讲究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共享性分配

　　在高速度发展阶段，初次分配讲效率优先，再分配适度考虑公平，这无疑有助于实现速度赶超战略。但是这一分配原则长期实施，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拥有结构的严重失衡，从而引起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支撑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改革，就是要进行分配机制的调整。

　　初次分配要讲公平，再分配更要讲公平。如财富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政府和企业从财富总盘子中拿多了，居民就不可能很富裕。无论分配和再分配怎么进行调节，一个正常的社会都需要鼓励生产性努力，这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提高GDP中的含金量。

　　支撑要素之五：找到产业政策优先还是地区政策优先的平衡点

　　产业政策的基准是生产率上升原则和需求的收入弹性原则，那些生产率上升速度高、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首先会作为主导产业得到发展。因此，产业政策优先意味着资源配置主要取决于效率导向。这在空间上会产生歧视效应。

　　地区政策优先的主要基准是地区间发展的公平主义取向，一些发展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资源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在实施这一优先原则时将得到优先发展。显然，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地区优先的政策取向是损害静态效率的，但是在动态、全局意义上并不一定。

　　高质量发展是一种综合多元的评价标准，因此，对应它的最适当的状态是找到产业政策优先与地区政策优先的平衡点。主要的平衡措施有：主要以发展城市群落的政策来促进乡村振兴；可以通过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办法来均衡区域和产业的关系；有意识地加速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

　　支撑要素之六：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经济发展的财富

　　过去绿色化是成本，代表的是贫困和未开发，现在要把其内化为收益、福利和财富。高速度发展阶段把对环境的整治和保护支出作为成本因素考虑，千方百计地节省环保投入以便可以把稀缺资源用于增长。高质量发展阶段把环境当成发展追求的目标，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环保支出是实现财富增长的手段。

　　在地区之间要建立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把环境保护的倒逼压力，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动力的制度，必须把目前限于工作层面的倒逼机制提升到政策层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

　　支撑要素之七：建设基于内需的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过去开放经济道路走的是出口导向的全球化。这个战略的基点，在于利用的是别国市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市场。2008年之后，世界金融危机显示了这种性质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中国需要与世界进行再平衡。这个再平衡就是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及时主动地启动“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战略。

　　“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它的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长期的强势美元地位，诱使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以成为吸收全球高级要素力度最大的国家。因此，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在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强调利用全球的优质要素发展自己。中国尽早启动这一战略，也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不断增大的内需来扩大进口，也能起到促进中国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的主要作用。

　　支撑要素之八：高质量的制度供给能力

　　政府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为市场运行和社会发展设立、修改、创新、监督、执行制度规则上，以此推动经济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

　　制定规则、创新规则、修正规则、监督和执行规则，就是改革、创新和升级。政府层面的这些制度供给行为，就是把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新机构、新法规、新政策和新工作载体等，引入原有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实现新的促进发展的动因组合。

　　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要重点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硬化所有权的约束，即预算约束硬化。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效率基础。（2）确立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地方政府机制。要求把为增长而竞争的旧式地方政府运作体制，通过输入新的高质量目标函数，改造为适应新时代、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服务的新体制。（3）产业政策要让位于竞争政策。旧式的产业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制造所有制歧视、产业歧视、内外经济主体歧视、地域歧视等，实现非均衡的快速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需要把它逐步过渡到公平竞争取向的竞争政策。（4）确立法治化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管，是规范市场运行的主要手段，也是保护各方利益主体正当利益和市场运行的基本要求。自由退出市场，是解决软预算约束、化解产能过剩、缓解过度竞争、消灭“僵尸企业”的最有力工具。公平竞争是保证顺利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微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