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15日，《人民日报》二版刊发了一篇题为《责任制治好李长泊的病》的文章。作者是韩克顺、潘佃俊。标题有意思，内容更有意味。

　　全文如下：

　　李长泊是山东省惠民县梁家公社大霹庄大队的社员，四十多岁，两口子拉扯着三个孩子。前几年，队里生产搞得不好，每人每年平均口粮只有二百来斤。李长泊整日忧愁，郁积成病，晚上失眠，白天昏昏沉沉。七八年来，生活总是困难，病情有增无减。

　　去年生产队实行责任制。队长李相奎到李长泊家说：“长泊爷爷，你出去干点轻活怎么样？权当散散心。”李长泊摇摇头：“几年都没干活，我能干啥？”李相奎耐心劝导：“今年实行责任制，你在村头地里轰轰鸡还不行吗？”李长泊答应了。

　　他拿着马扎，坐在地头上轰鸡护麦子。轻微的体力劳动，增加了四肢活力。他看到社员们的冲天干劲和一地地的好苗子，觉得丰收大有希望，心情舒展多了。春节分配后，队长又动员他包种了六亩玉米。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他包种的玉米，他女人包种的棉花都丰收。全家实分现金一千零四十元。年终分配那一夜，他一家人喜得没合眼。第二天天还不亮，他就领着三个孩子去赶集，给他们每人买了一身衣服，还买了一台收音机、一辆自行车。如今李长泊心情舒畅，能吃能睡，他的病果真好了。

　　6月26日上午，记者来到该文作者之一、原滨州日报社副总编辑韩克顺的家里，采访他当年采写此文的前前后后。

　　了解记者来意后，今年69岁的韩克顺拿起因长期使用已有裂口的放大镜，对着原稿复印件又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当年采访时的经历逐渐清晰起来。

　　据他介绍，文中提到的“梁家公社大霹庄大队”，就是现在的石庙镇大霹雳庄，当年是全县推行生产责任制时的一个典型。1980年秋后，他去村里采访推行生产责任制相关情况时，听村里人说有这样一个因为实行生产责任制而“治”好了“精神病”的社员，出于职业敏感，就顺便采写了这篇稿件，算是“搂草打兔子”。

　　因为效益低下，此前生产队年终结算基本不分现金。当大队分配给了1040元钱时，李长泊激动地数了好几遍，哪见过这么多钱啊！

　　韩克顺登门采访李长泊时，他心情大好，家里有吃的、有穿的、有花的。不过，虽然生活比前几年有所改观，但是看到三间土屋以及还没更换的破桌子烂板凳，韩克顺仍能想见他家当初的窘状。

　　稿子写好后，韩克顺誊写了两份，分别寄给了《农村大众》和《人民日报》。没想到，双双命中，前者改了一下标题：《特殊药方》，后者沿用了原标题。这篇400多字的稿子，能从全国各地大量的通讯员投稿中脱颖而出，登上《人民日报》的二版，足可见这篇稿子写得有特点，也踩对了节点。

　　采访最后，韩克顺总结了一下他写这篇稿件的主题：“生产责任制威力非常大，不仅能治穷、致富，还能治病。”后来，大众日报社一位记者来惠民地区采访时，曾对韩克顺竖起大拇指：稿子写得有特点、有深度，小故事反映了大主题。

　　滨州农村改革起步比小岗村还要早、试验范围还要大

　　这位大众日报记者所说的“大主题”，指的就是1970年代末肇始于安徽小岗村，其后迅速席卷大江南北、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国运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如今，大家熟知的小岗村作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代名词。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滨州农村改革起步比小岗村还要早、改革试验范围还要大。

　　没有谁天生就是受穷的命，穷则思变，越是穷的地方，改革求变的欲望就越强烈。作为“老少边穷”地区、曾经吃了几十年返销粮的滨州地区更是如此。

　　那时侯，各级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向上要粮食。特别是秋后和年底，从上到下就是忙“供应”、要“供应”。每人每天的定量是0.4公斤，也就是俗话说的“八大两”。一到打粮食的时候，粮所就挤破了门。供应的粮食，小麦占不到10%，其余的是地瓜干、玉米等。据统计，从1949—1978年，滨州人民共吃了返销粮76.96亿斤，平均每年2.57亿斤，平均每人每年吃返销粮接近100斤。

　　在改革开放大幕还没拉起，多地社员还在苦挨日子的时候，在滨州大地上，多个公社干部群众冲破政策路线、思维惯性等束缚，以敢为人先、不计个人得失的气魄和胆识，悄然推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试验。个别公社、生产队的大胆尝试，是燃烧在滨州大地上的点点星火，尽管很微弱但很倔强，火苗风中摇曳，等待春归大地。

　　1977年，高青县花沟公社个别生产队将土地包产到户，群众拍手欢迎，在附近村庄引起了轰动。这在全省是较早的农村改革尝试。彼时的高青县，还属于惠民地区大家庭。

　　1978年上半年，穷得在全区都“挂上号”的滨县单寺公社（今滨城区秦皇台乡），在公社书记范道彭的主持下开始搞“包产到组”试验。

　　当时，侯南村支书李文旺向范道彭请示：社员连地也种不上了，种子没有，地也浇不上，能不能搞个改革试试，地还是集体的，但是按照自愿组合原则分成小组，大家多劳多得。

　　时势所迫，不能眼瞅着社员饿肚子，范道彭当即同意。包产到组后，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了，队长再也不用敲钟催促上工了，每个小组几户人家，天一亮就悄悄地下地干活了。社员还是那些社员，但昔日“村头等，地头站，队长不来没人干”，“干部回家喝茶水，社员开始纳鞋底”的景象不见了。

　　1979年春天，范道彭在公社侯南村和朱家村又悄悄地开始了“包产到户”试验。包产到户，划小了经营单位，实行按劳分配，社员积极性大涨，拼命干活，很多人把家里用了多年的土炕扒了当肥料。“土炕肥力强，跟化肥差不多，施到地里如果赶上下雨，第二天就能看出苗长了。”范道彭对记者解释说。

　　事实证明，热火朝天地“单干”比磨洋工式的集体劳动，效率要高很多。试点的两个村当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大丰收点燃了试点村更多人的热情。1979年秋播，没有了思想顾虑的范道彭在公社50个大队大面积推行“包产到户”。

　　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出的生产力超乎人们的想象。至1979年底，全区80%的核算单位初步建立起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粮食连年丰产丰收，滨州彻底告别了吃救济历史。

　　1985年，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开始来滨州请求给他们调运粮食。那几年，滨州每年外调4亿—５亿斤。到1980年代后期，滨州农村甚至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的问题。

　　温饱解决之后，如何更好地发展农业、振兴农村、富余农民，一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重中之重。从1982年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出台至今，30多年间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就有20个之多。2018年的“一号文件”聚焦乡村振兴，描绘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农民的光明前景。其间，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滨州从一个吃救济粮的落后地区发展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农产品供应大市，成为京津等大城市的粮仓、果园、“菜篮子”，从2017年起还向全国输出粮食产业发展的“滨州模式”。而且，粮食加工产业被列入全市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以1500亿级为发展目标，努力建设国家级粮食产业融合循环经济示范区。

　　发展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鼓起农民的“钱袋子”

　　如果说“大包干”鼓起的是农民的“粮袋子”，那么发展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鼓起的则是农民的“钱袋子”。

　　1984年7月7日，惠民地委、行署召开全区乡镇企业经验交流会，要求乡、镇、村、联户和家庭个人一齐上，发展乡镇企业。由此，惠民地区掀起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热潮。

　　社队企业是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由当时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小队兴办的企业。这些企业以工业企业为主体，兼顾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

　　1979年，惠民地委、行署发出《关于认真贯彻省社队企业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各个部门下决心改变单一抓农业的做法，走农工副综合发展的路子。

　　该通知的贯彻落实，为工副业生产和社队企业的加速兴起及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83年底，社队企业达2438处，从业人员55625人，完成总产值15276万元、利润2472万元，上缴税金720万元。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社队企业基础差、数量少、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并且受到封闭型自然经济的影响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经不起商品市场风浪的冲击，只能在各种缝隙中求生存。

　　1984年，党中央4号文件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当年4月，惠民地区社队企业管理局与行署多种经营办公室合并为地区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局。这是第一次建立健全了地区一级乡镇企业管理机构，奠定了乡镇企业发展的组织基础。

　　同时，乡镇企业内部也进行了改革，全面实行了“一包三改”，即：厂长经营承包，改厂长任命制为选聘制，改固定工为合同工，改固定工资制为合同工资制。

　　这次改革，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乡镇企业发展后劲。惠民地区乡镇企业由此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新的经济联合体和个体企业应运而生。乡镇企业的范围扩大为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联户办企业和个体企业四部分。

　　始建于1986年的西王集团，就是由一家小型村办企业发展起来的。随着像西王集团这样一批骨干企业开始成长起来，他们逐步成为乡镇企业的中心和支柱。

　　到1990年底，全区乡镇企业发展到79574处，从业人员达305648人；完成总产值219267万元，占全区社会总产值的39.44%。乡镇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1991年5月，惠民地委、行署专门召开乡镇企业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速发展乡镇企业问题。各级领导不仅充分认识了乡镇企业的战略地位，而且从全区“八五”经济发展看到有三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乡镇企业来解决：农村经济要发展，发展乡镇企业是必由之路；工业经济要壮大，发展乡镇企业是希望所在；财政经济要好转，发展乡镇企业是重要保证。

　　发展乡镇企业成为经济发展最关键的环节和最现实的出路。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乡镇企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2年，博兴县寨郝村工农业总产值1.2亿元，成为鲁北第一个亿元村。至1995年，全区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227亿元，全区已有乡镇企业产值过亿元的乡镇72个。

　　1996年7月，地委、行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九五”期间全区乡镇企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工作措施，指明了乡镇企业跨世纪发展的方向。特别是《乡镇企业法》的颁布，进一步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1998年4月13日，地委、行署召开全区个体私营、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提出以个体私营经济为重点、推动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口号。

　　至2000年底，全区乡镇企业达14.32万处；从业人员60.98万人；注册资金22.54亿元；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个体私营企业224家，其中超千万元企业109家，过亿元企业17家；专业乡镇12个，专业村355个，地级园区46个，形成渔网、渔粉、不锈钢制品、厨房设备、苇帘、化纤、绳网、地毯、家具、帆布、明胶、丰年虫卵等优势行业。

　　随着时代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曾经被喊得非常响亮的名词，现在确实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推动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在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滨州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改革春风吹进城里，国企改革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农村“大包干”早已累累硕果满枝头了，城市里的国企改革却“醒来晚、起身慢、步子小”，颤颤巍巍地才启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滨州还是全国重点贫困地区，一直以农业为主体，国家很少在这里摆布大项目，到1978年，全区工业总产值为4.85亿元，利税0.58亿元。“工业落后”这顶帽子压得滨州人民长期喘不过气来。

　　曾长期分管工业的地区老领导赵延孝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83年我刚到行署工作时，我国改革开放不久，还处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部门对企业生产计划统一下达，原材料统一调拨，产品统一购销，财政统一收支，人事统一管理，这‘五统一’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严重束缚了企业的手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因此，加快企业改制步伐，搞活企业，让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是当务之急。”

　　回顾滨州工业经济发展史，1979年至1991年这段时期是滨州工业快速起步阶段。当时的惠民地委、地区行署为迅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改革单一抓农业的做法，走农工副综合发展的路子，连续推出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有力措施。

　　据原滨州地区体改委主任周福楼介绍，惠民地区的企业承包自1985年开始推行试点。“包字进城”，将农村“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做法，改为“交上国家的，留下企业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移植到企业。

　　1988年4月15至17日，全区企业承包工作会议召开，地委明确要求，全面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认真贯彻“配套、完善、深化、发展”方针。会后，全区企业承包工作进入了比较规范的阶段。1988年，全区97%以上的企业进行了第一轮承包，从而形成国有和集体企业第一轮承包高潮。

　　据了解，全区国有和集体企业先后经历了经济责任制、厂长负责制、放权让利等一系列管理体制上的改革。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为全区工业企业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活力。随着这一制度的普及实施，全区个体私营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成为公有制经济强有力的补充。

　　原以为承包是一剂灵丹妙药，能从机制上激发企业活力。可意想不到的是，当启动第二轮次承包时，出现了承包改革的“倒春寒”。

　　1990年，全区企业第一轮次的承包到期。“在当时被调查的5个县市和地直企业中，经营者对第二轮承包愿意继续干的占40％，态度犹豫、摇摆不定的占40%，申明不再干的占20％。即使愿意续包或摇摆不定的，心里也各自揣着‘小九九’，觉得承包基数不划算的，也会拉开架势跟你讨价还价。”周福楼感叹道。

　　在当时，企业承包制还是个新事物，在推行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阻力，承包制也不例外。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们对“厂长经理工资高出职工三倍以上”的分配方式抵触情绪很大。当时一些支柱企业，一年仅向财政上缴十万元税金，剩余全部留在企业自主支配。不少地直干部们说这是“富了和尚，穷了庙”。

　　此时，时任惠民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全区企业承包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赵延孝坐不住了，他与时任惠民地区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区企业承包工作协调小组第一副组长周福楼组织开展了长达半年的调研，召开了几十次座谈会，听取企业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

　　通过初步调查、分析和梳理，他们发现，人们对第一轮承包主要有五个“不满意”：

　　一是对“一死”包“百活”不满意。经营者反映，承包除基数是“死”的以外，其余都是活的，这在实践中行不通，让许多企业难以承受。

　　二是对“包盈不包亏”不满意。虽然承包企业都实行了风险抵押，但风险金大都留在企业里作为流动资金使用，由企业自行管理和支配，盈利了变相分红，亏本了不作补偿，“风险金”变成了“保险金”。

　　三是对“以包代管”不满意。企业主管部门反映，承包后，企业岗位、技术培训冷冷清清，企业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出了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

　　四是对分配不合理不满意。承包后，行业之间企业留利高低不均，企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悬殊，经营者之间收入差距偏大，对经营者简单地以职工收入作为奖励倍数，“奖”得不合理；笼统地实行超基数分成，“分”得不合理；单纯地以增长幅度定报酬，“定”得不合理。

　　五是对“鞭打快牛”不满意。人们普遍反映，承包基数不合理，包得多、干得多的“快牛”挨重鞭，流大汗；而包得少、干得少的“慢牛”则给“奶”吃、哄着干，这不但挫伤了“快牛”的生产积极性，也助长了“慢牛”的惰性，直接影响生产指标的完成。

　　通过客观分析，发现第二轮次承包还面临四大难题：一是大环境波动频繁，不利因素多，承包基数难确定；二是涉及面广，相关政策不配套，承包内容难适应；三是经营者收入问题敏感，利益分配关系难处理；四是经营者心态复杂，承包任务难落实。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难点，政府和主管部门按照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关于“兴利除弊”的要求，提出了搞好第二轮承包的对策。每一条对策事前都与有关部门进行充分酝酿和协商，达成比较一致意见后，最终形成了万余字的长篇调查报告。随后，全区企业承包工作协调小组以此为蓝本，向行署上交了搞好新一轮企业承包工作的报告，其中对策和建议基本被行署采纳。

　　地委、行署随即召开了全区企业第二轮承包工作动员大会，对全区上一轮次承包涌现出的30位“马胜利”式优秀经营者进行了表彰。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承包经营责任制得以普遍推行。1990年底，全区第一轮承包到期的510多家企业实现了向第二轮承包的平稳过渡，为全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制度保证。1993年之后，全区工业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各工业企业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不得不说，承包制给企业腾出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使滨州的工业企业从层次到发展质量都提升到了新高度,并涌现了一批像张忠正、张士平、杨本贞、张可信等当时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新型企业家。而滨州活塞厂、鲁北化工厂、滨州印染厂等企业承包后的突出业绩，也令当初对承包持怀疑态度的人刮目相看。

　　每次深入学习解放思想，都有力助推滨州在改革中前进。

　　推进每一次改革时，都会高举起解放思想这面大旗

　　王阳明曾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他看来，“破山中贼”的胜人之事是容易的，而“破心中贼”的自胜之事则是困难无比的。

　　放言改革，其实最难的是革到自己头上，革新自己的思想观念。

　　作为滨州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周福楼总结认为：解放思想大讨论，搞了一回又一回，搞了一轮又一轮，与旧思想斗，与旧观念斗，与旧习惯斗，其过程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甚至在闯关时刻颇为惊心动魄。

　　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位同志问周福楼，我们地区的经济为什么欠发达？他的回答一直见血：“思想欠发达。”东南沿海地区之所以改革开放起步早、步幅大、步速快，就是人家的思想解放得早、框框少、观念新。相比之下，我们一直在“计划”圈子里打转转，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争论不休，放不开胆子大步向前。

　　在他看来，在滨州，所谓解放思想主要就是斩断了三个“羁绊”。

　　第一个，就是要斩断了“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羁绊，冲破“一大二公”的思维束缚。

　　第二个，就是斩断了“等靠要”、“慵懒散”的羁绊，冲破了供给制、分配制、票证制等的无形束缚。

　　第三个，就是斩断了“小进即满”、“小富即安”的羁绊，冲破了小农经济、小农思维定式的束缚。

　　这三个羁绊既是顽症又像幽灵，容易复发，搅和在一起，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披上新的外衣又会出来。

　　长期以来，很多人头脑中有“三靠”惯性：吃饭靠统销，花钱靠救济，发展靠贷款，而且以“老实”自居，“不哭不叫，不吵不闹，不给不要，给也不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是因为持有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错失了许多发展良机，被人家越拉越远，落后的帽子总是甩不掉。“吃大亏了！”周福楼说。

　　回顾滨州40多年的改革历程，会发现一条“铁律”：每一个现实改革受困、发展停滞难行的阶段，我们都会祭起解放思想这面大旗，用改革的手段化解前行道路中的风雨险阻。

　　这40年间，滨州改革开放思想大讨论的号角从来没有停息过，历届主政者都把解放思想大讨论作为披荆斩棘、攻克前进道路上堡垒的撒手锏、开山斧，推进各项改革的先手棋，为滨州的大发展、大跨越输送新思维、源动力。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下半年起，滨州（统称）先后专门组织发起了十余次解放思想讨论活动，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下：

　　1、1978年10月30日，中共惠民地委宣传部发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通知，在全区党政机关、文化教育系统开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讨论。

　　2、1998年8月6日，地委书记王宗廉致信《滨州日报》，倡议在全区开展“学理论兴滨隆中对”活动，发动各界有识之士为加快滨州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献计献策。

　　3、2000年11月29日，地委扩大会议召开，专题研究《滨州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上，市委书记王宗廉首次正式提出了“追赶战略”的概念。

　　4、2003年5月3日，市委印发《关于在全市广泛开展“解放思想见行动，更新观念促发展”大讨论的通知》，决定从5月开始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开展“解放思想见行动，更新观念促发展”大讨论活动，并召开了4次电视会议。

　　5、2004年7月1日，全市“解放思想见行动，破‘空’排‘难’快发展”大讨论会议召开，决定利用7、8、9三个月时间，在全市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6、2007年3月12日，全市“转变作风清廉实干，创新观念科学发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动员大会在滨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德汉讲话。

　　7、2008年7月15日，全市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动员大会召开。市委决定用两个月的时间集中开展一次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改进作风，创新实干，科学发展”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8、2010年3月9日，全市召开以“黄河三角洲大开发,我们怎么干”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动员大会。

　　9、2012年3月7日，全市召开“两区开发创先争优，追赶超越加快转型”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动员会议。

　　2018年初，在山东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上，省委书记刘家义一句“山东落后了”，警醒了全省人民。7月2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光峰，市委副书记、市长宇向东分别带队，启程赴福建、浙江、江苏三省考察学习，要带领全市人民在思想深处来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掀起滨州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大幕。

　　秉持40年来不曾停歇的改革思维，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角落，是一项抻抻耳朵腮动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庞大、复杂而系统的工程。

　　改革一直在路上，即使是从事发展改革工作的发改部门也一直在改革。今天的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其前身，是成立于1956年的惠民专员公署计划委员会。从1956到2018年的60多年间，发改部门经历了三个阶段、三种体制、三种经济状态，既是旧体制的承接者，又是新体制的迎接者、开拓者。成立60多年来，发改部门进行了多次调整和6次机构改革、11次机构更名。

　　不论机构名称、规格如何变动，但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一样的。每次调整与改革，发展改革部门的职能更加贴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承担起新的历史重任。实际上，它头上顶着的只有“试、冒、闯、创”四个大字，演绎了一出出揭开历史新画卷的大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历史新坐标、新方位下，我们的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进入到“深水区”。

　　当前，我市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正在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是秉持40年来不曾停歇的改革思维，回应时代挑战的关键举措，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是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激发市场活力的战略举措。

　　截至目前，九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连续召开17次会议，为全市全面深化改革谋划顶层政策设计。2018年2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政府在设立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的同时，挂牌设立了市级营商环境监督局。这在全省尚属首家。

　　2018年7月19日召开的九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7次会议上，通过了《滨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试行）》，以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一次办好”改革，打造便民化、市场化、法治化的全省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示范区，助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此外，专题研究了我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有关工作,确定了我市国资国企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任务和主要路径。推动国有资本向对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支撑和重要保障作用的重要基础设施、民生公益和公共服务领域集中，向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五大新兴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行业、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集中。

　　“放管服”改革直接关系我市的投资环境，也直接影响群众的切身利益。未来五年，应对风险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竞争新优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盼，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进一步解放思想，尊重经济规律，持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提高政府服务效能，打造国际一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

　　40年风雨兼程，40年春华秋实，改革依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