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琳 张依盟

参加在曲阜举办的尼山论坛,更像是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的“主场”。

“前不久有人问我,到尼山来过多少次?我在曲阜学习工作了37年,如果算每年来三次,大概有一百多次,但有时候一个月就来三次。这是我比很多儒学研究者幸运的地方。”他幽默地说。

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杨朝明在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记者:当年孔子有三千弟子,追随者众多。如今外国人也很崇拜孔子,现在研究儒学的人越来越多,学者们都力图从儒学中寻求解决对抗与冲突的答案。能分析一下原因吗?

杨朝明:的确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我们理应对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内涵和现实意义有更深入的认识,“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充分的“文化自知”。

中国的先民们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在中华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之辞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在与世界互动中,他们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变”“道弥益而身弥损”之类的道理,讲究注焉不满,酌焉不竭,当位而行,允执厥中。

看清中华文明的绵延之路,探悉中华文明的深远辽阔,就会看清:中华“先哲”“先王”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为人类谋福祉,系统而完备。如果更多走近中国早期文明,看到它的高度和深度,就可以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不仅是嘹亮的呼唤,更是洋溢的动力。

记者: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从中华文化的智慧中汲取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智慧,贡献“中国方案”,很多国内外学者也纷纷探讨回应。您认为这种文化自信从何而来?

杨朝明:回顾传统聚焦当下,在儒家看来是天然之举,因为儒学本身就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而且在我看来,孔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大家,他的思想、生平,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诸子百家”中,孔子最重视对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凝练提升,故而更具有生命力。孔子以后历代思想家思考世道人心,都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弘扬,所以,孔子才被尊为“万世师表”,他创立的儒学才影响更加久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孔子的自信,源自他对礼乐本质的把握,源自他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思考。有弟子问“十世”以后的治世之道是否可知,孔子说别说“十世”,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孔子认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无非就是人心的端正,就是在人们心中筑起道德的堤防。夏、商、周三代,礼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损益”,但礼的根本精神永远不会变。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他治理中都仅一年时间,便成为各地学习的样板。鲁国国君问孔子:用你的办法治理鲁国,怎么样?孔子说:“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孔子相信自己的为政方略有广泛的适用性。

由“中都”而“鲁国”而“天下”,这是空间的放大；由“三代”而“十世”而“百世”,则是时间的绵延。这显示了孔子思想的“时空维度”。他的高度与宏阔可见一斑。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说过,“文化自信”源于充分的文化自知。那么您认为目前我们的儒学研究阐发、传统文化的普及实践工作,能做到“自知”吗?

杨朝明:我举两个小例子。孔子说过“君子不弃”。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讨论君子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有人发言说:孔子排斥器物之学,中国近代科技落后挨打,是因为孔子的学说。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职教教材编写,有人提到:孔子学说和职业教育格格不入,因为孔子说“君子不器”。

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在儒学的研究、普及这两方面,都有人存在误读。如果“君子不器”是轻视器物之学的意思,那孔子说过“君子藏器於身”怎么理解?“器”的意思,就相当于我们的手机,当善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如果不善加利用,再好的东西也枉然。

孔子儒家关注根本,将个人的修养放于中心点,反求诸己,从而聚焦于发展,聚焦于成长。扩而充之可保四海,反此甚至不能事父兄。这样的思维并不东张西望,没有左顾右盼,而有深邃的动力和发展的持续性。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面对纷纷扰扰的多元追求,有德之民族,有德之国度,有德之文明,像北辰灿然居中,这应该正是中国在世界中的文化坐标。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文化方位,思索中华文化的竞争力,思考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忙于为“优秀的传统”制作“得体的时装”时,还要更多地在认真理解“优秀的传统”上下功夫。

许多人在世界文明面前感到迷茫、在西方文明面前感到卑微,缺少的是对自身文明符合历史真实的认知。理解到这一点,才能达至真正的文化自信；惟其如此,才可以与全人类共享中华文化的伟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