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十九大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作出的重大判断。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速度还重要不重要？高质量发展阶段，又该追求什么样的速度？

　　在当前稳增长的关键时期，澄清、解决上述问题，意义尤其重大。

　　壹｜高质量发展坚持“质量优先、效益第一”，但绝非完全不要经济增速，更不能把“淡化经济增速”当做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

　　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符合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

　　淡化速度情结、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遵循经济规律、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主动选择。

　　但不过度追求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要经济增长速度。淡化不是抛弃，更不能错误地将低速度与高质量画等号。相反，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要以适度的经济增长为前提和基础。

　　经济发展，既包括增长速度，也包括结构优化，应是两者的辩证统一体。不同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侧重点会有所不同，有时以增长速度为主，有时以结构优化为主，有时两者并重。

　　过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力落后”，因此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有没有”“缺不缺”的问题，这一阶段的发展形态就主要表现为数量上的高速增长。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表明经济发展要从解决“有没有”“缺不缺”问题，转变到解决“好不好”“优不优”问题。同时，高速增长阶段带来的环境恶化、产能过剩、贫富差距拉大等负作用，也需要通过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加以解决。

　　种种因素作用下，对经济发展的数量要求在下降，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求则不断上升，当到达一定临界状态后，发展阶段就从高速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发展。

　　但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发展，优质供给首先要有供给。

　　从经济学上看，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全社会所生产和消费的有用产品的增加。过去，产品供给数量不足，经济发展通过高速增长来满足。现在的问题是，产品供给质量不高，产量巨大而价值量不大。这是结构性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减少无效供给和增加优质供给是同时进行的，社会总产品的数量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但优质供给对于无效供给的替代，会带来价值量的巨大增长，表现在宏观数据上，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继续以一定的速度增长。

　　换句话说，经济发展的质量要求和速度要求，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作支撑，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同时，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也是做好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工作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还未完全实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等任务艰巨繁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是任重道远，这些都需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来提供坚实基础。

　　各地在制定年度增速目标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了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实际，为转方式调结构、新旧动能转换留出了弹性空间，因此一定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努力完成既定目标和发展任务。

　　贰｜不应片面强调外部条件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动辄归因于国际局势、国内形势，而应积极主动作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当前，一些地方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松气歇脚的不良倾向，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思想上存在错误认识。

　　一些同志对高质量发展作出片面理解，认为高质量就是只要质量、不要速度。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唯GDP论”曾造成一些地方以牺牲资源环境、人民健康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错误做法，给地方发展带来严重后患。我们强调“不唯GDP”，就是要坚决杜绝带血的、带污染的、带水分的GDP，彻底放弃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但突出高质量导向，绝非完全不要速度。我们不片面追求增长速度，但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下，追求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发展。

　　俗话说：“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如果一开始就在思想上埋下了“经济增速不重要”的种子，自我放松对实现既定发展目标的要求和责任，遇到困难就自我减压，或者以“正风肃纪”“环保太严”等为挡箭牌，不作为、慢作为，那就很有可能造成经济增长的大幅、过快放缓，不但给各方面工作和全局工作造成困难，而且再想扭转趋势就会变得加倍艰难。

　　其次是在行动上，片面夸大客观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外部环境总体趋紧与国内经济下行态势的双重压力，这是客观事实，是我们开展经济工作的不利因素。

　　但在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片面强调外部条件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动辄归因于国际局势、国内形势，而缺乏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决心和行动。困难面前，不是迎难而上、积极作为，而是畏缩不前、得过且过，认为再怎么努力也抵不过大势，索性把头埋进沙子当鸵鸟。

　　在经济面临诸多下行压力、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情势下，中央近年来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逆周期调节”举措，如大规模减税降费、提前下拨部分地方专项债额度、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简政放权、扩大开放等，以缓解下行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各级领导干部也应加大自身的“逆周期调节”力度，越是困难时期，越应鼓足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以积极有效作为，对抗经济下行压力；以“逆流而上”的扎实行动，实现内外部因素的共同改善。

　　最后是在考核上，由“GDP独大”到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机制的科学转变，尚有待实现。

　　过去以GDP为中心的考核方式，确实存在很多弊端，如过于急功近利、经济数据“注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高质量发展导向确立后，一些省份开始探索取消某些县（市、区）的GDP考核。尤其是《全国及各地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后，很多被列入“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纷纷取消了GDP考核。

　　但全面取消GDP考核，或者完全不要GDP增长目标，则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考核是指挥棒、风向标，全面取消GDP考核，地方将没有任何责任和动力去推动经济发展、加快改革创新。因此，强调“不简单以GDP论英雄”，绝不等于完全不要GDP考核、不要经济发展。当务之急是，应尽快建立完善高质量发展的量化考核机制。

　　高质量发展的考核方式，将从“GDP独大”转变为综合考核、多元评价。同时，高质量发展的考核将更多考虑区域差异和地方实际，该侧重经济效益的就侧重经济效益，该侧重社会效益的就侧重社会效益，该侧重生态效益的就侧重生态效益。这有利于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时也促使各地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但对于承担经济发展任务的地区、部门，则“该压的担子必须压上”。经济增速、产业发展、项目推进等，必须在考核中占有适当的比重，通过考核倒逼作用，压实经济发展责任。

　　叁｜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依然需要葆有速度意识。这个速度不是单一GDP增速，而是有着更全面更科学更丰富内涵的速度

　　事实上，不只是GDP增速有快慢，即使以高质量发展作为衡量标准，同样有快有慢，有先进、有落后：有先进地区、有落后地区，有先进个人、有落后个人。

　　因此，高质量发展阶段，每个地区、每个人，依然要葆有速度意识、比拼意识，不追求单一GDP增速，而要比谁的思想认识转变得更快、谁的营商环境改善得更快、谁的制度创新突破得更快、谁的新旧动能转换得更快、谁的全面发展推进得更快。既跟自己过去比“绝对速度”，又跟其他地区、其他部门比“相对速度”。

　　思想认识转变的速度要更快。一方面要解决一些干部思想中的畏难消极情绪，另一方面要根治不作为、慢作为的放松懈怠现象。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全面正确认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增强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决心信心；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指导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要严管厚爱并重，正向激励与负面惩戒相结合，推动干部担当作为。对敢闯敢试、大胆创新、干事创业、狠抓落实的干部，要大胆使用、表彰奖励；对不担当、不作为、不抓落实、贻误发展的干部，要不换思想就换人、不见行动就问责，通过创新考核机制和监督机制，使干部思想上紧张起来、工作上行动起来。

　　营商环境改善的速度要更快。目前各地已展开营商环境竞赛，从最多跑一次、最多跑半次到一次都不跑，营商环境的比拼愈演愈烈。对此，我们一定要有紧迫意识，既跟自己过去比，更要跟其他同等地区比。要及时跟踪国内外营商环境方面的创新举措，学习借鉴、灵活采用先进地区的先进经验。要树立市场意识。创新企业、优质项目、高端人才，都是市场中的稀缺资源，一家有女百家求，国内各地都在抢，关键是我们能提供什么。对此，一定要聚焦企业需求、人才需求，大胆推进制度创新、有的放矢改善营商环境。要树立精准意识。推进招商引资，要立足本地基础、本地优势，最好是围绕产业链上下游、有针对性地去招引，不能不顾实际，“捡到篮子里就是菜”，那样很可能既招不来、也留不住。

　　制度创新突破的速度要更快。管理学上有句名言：“制度管人，流程管事。”去年以来，我们在有效制度供给、无效制度清理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各式各样繁琐过时的审批、程序等，被废除或简化，“一次办好”改革深入推进，整体制度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再好的制度，最终都要靠人来执行。制度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同时，制度条文的解释、运用、实施，都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这种情况下，制度运行的效率、效果，就难免会受到影响，就可能造成落实中的“肠梗阻”问题。这就需要“流程管事”，通过流程再造，梳理整条办事流程、清理堵点痛点难点、重构重塑工作流程，使制度创新发挥最大效用。未来，我们要继续加大制度创新和流程再造力度，不断提高行政审批、企业办事、项目落地等一切事项的运行效率。

　　新旧动能转换的速度要更快。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正处于腾笼换鸟的“空笼期”、凤凰浴火的“阵痛期”。爬坡过坎，再陡的坡也得爬，再高的坎也得迈。任务和进程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加快行进速度，尽量缩短“空笼期”的长度、降低“阵痛期”的烈度。需要注意的是，新旧动能转换要注意把握节奏和力度。要加强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发展、环保、安全之间的关系；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要稳步推进，防止动能不继，造成失速。当前尤其要重视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新动能成长壮大需要一个过程，山东是制造业大省，通过技术改造、品牌打造，推动产业链和价值链向中高端跃升，可以迅速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和含金量。我们既追求“无中生有”，也追求“有中生优”，绝不“喜新厌旧”，更不能“另起炉灶”。

　　推进全面发展的速度要更快。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必须强化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不能片面、孤立、静止地看待问题。现实中，一些人认为，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存在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生态文明建设得好，人居环境就好，人的健康品质就有保障，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也会更强，经济发展更可持续，未来发展的空间就会更大、后劲就会更足；同时，经济发展又能为生态保护、环境治理提供坚实物质保障。还有人认为，社会保障、民生改善、脱贫攻坚等都是负担，是对经济发展的拖累。其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能力就会更强，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为增进民生福祉提供支撑。因此，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一定不能孤立地就环保抓环保、就发展抓发展、就民生抓民生：一说抓环保，就一刀切，简单粗暴地一关了之；一说抓经济，就萝卜快了不洗泥，对污染项目、落后产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制定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民生改善目标，而必须更加重视统筹兼顾、协同推进，辩证、系统地看待和处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努力推动发展向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坚实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