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是五四运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看到祖国在这几十年中发生的巨变，更加感到这一运动的重大意义，也为自己能有幸参加这一壮举而感到自豪。

北京来信

　　我于1913年从广东高等师范毕业后，一直在广州的许多中小学任教。在这一时期，我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如饥似渴地汲取新思想、新文化。那时，我的族叔谭平山、族侄谭植棠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就是他们的学长。他们直接受到陈独秀的教诲，积极投身到改造中国的伟大运动中去。
　　谭平山早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十月革命后，他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他参加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创办并主编了《新潮》杂志。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
　　谭平山、谭植棠在北京读书期间，不断地写信给我，向我介绍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情况，介绍北京学生的思想动态。他们在来信的同时，总是寄上许多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我当时读了这些书信和杂志后，眼前不觉出现了一个新世界。每当上课时，我总是向学生们讲述时事政治，分析时政，并与学生们一起讨论。许多进步的学生还从我这里借杂志去看。
　　1919年5月4日，由于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北京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和示威游行。他们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要求立即召开国民大会。以后，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发生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当时，谭平山直接参与了这一行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谭平山、谭植棠更加频繁地给我来信，同时寄来大量北京传单。许多学生每见到这些北京来信，立即争相阅读。我还和他们一起讨论，商量在广州的行动，与他们一道参加广州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及时将广州学生运动情况写信寄往北京。
　　北京学生爱国游行示威消息传到广州后，广州各校学生于5月7日纷纷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活动，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当日，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还发出了通电。5月8日，广州外交后援会也发出通电，要求严惩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
　　5月11日，广州外交后援会联合各界群众，在东园广场召开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当时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集会，总人数高达数万人（一说10万人），其规模空前未有。在大会上，演说者各个群情激昂，有的还声泪俱下。“誓杀国贼”“保我国权”“不去国贼，鲁难未已”“国将亡，速讨贼”等呼声此起彼伏。
　　之后，广州各界纷纷通电，声讨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谴责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的行径。
　　北京大学的广东籍学生郭钦光患有肺病，本来身体就不好。5月4日他满怀义愤参加游行，在冲进赵家楼时，遭受卫兵的推打，当场吐血不止。5月7日，郭钦光因过度劳累和悲愤而身亡。他成为五四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
　　郭钦光的牺牲，激起了广州学生们的更大义愤。5月25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倡议下，全市50余所学校的代表共5000余人到高师集会。大会通过了发起追悼郭钦光大会等10项决议，强烈要求收回青岛主权，反对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
　　26日，各校代表5000余人在高师操场举行追悼郭钦光大会。这个大会将广州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这次学生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学生领袖和先进的青年分子，其中大部分人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成为了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有周其鉴、刘尔崧、阮啸仙、张善铭、杨殷、杨匏安、黄学增等。

抵制日货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广州地区到5月底形成了抵制日货的新阶段。
　　5月28日，5000余名学生举行抵制日货游行。29日，各校学生举行了联合大游行，游行队伍于中午11时从天字码头出发，途经长堤、十三行、十八甫、第九甫、惠爱街、双门底（今西门口）等地。参加游行的学生达3万人之多。大家手持小白旗，上书“还我青岛！”“不卖劣货！”等，前面还有军乐队开路。游行的学生一边走，一边派发传单，沿途围观群众甚多，他们热烈鼓掌，争看传单，真有万人空巷的气氛。这次学生大联合游行将运动推向了又一个新高潮，引发了全城数万民众自发抵制日货的风潮。30日晚，市民和学生分头涌向各售卖日货的商店，勒令他们停止出售日货，有的还将售卖日货的商店橱窗打烂，将日货搬到街上焚烧。
　　6月，甲工校长以“聚众扰乱治安”为名，开除了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三人的学籍。这一决定，立即激起学生们的强烈义愤。他们举行罢课，提出强烈抗议，最终使当局撤消了原来的决定，恢复了三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
　　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最为突出的是学生对“三大亡国公司”采取的行动。这三大公司是长堤的先施公司、西堤的大新公司、十八甫的真光公司。这三大公司仗着有军阀政府的支持，对学生们的警告置若罔闻，继续售卖日货。学生在检查日货的过程中与公司发生了冲突，其中有300多名学生在先施公司被困一整夜。以后，学生又与武装警察发生了冲突，有7名学生被捕。广东军政府直接参加镇压学生运动，更加激怒了学生，同时也使抵制日货的斗争持续发展下去，时间长达半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