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昆明大会

　　汹涌的新冠肺炎疫情迫使更多国人重新审视人与野生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好就在今年10月，一个系关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会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简称CBD）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在昆明召开。

　　说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并不为过。

　　COP15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讨论通过《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制定下一个10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及2050年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并为此制定雄心勃勃的行动方案。换言之，框架将决定未来10年甚至30年国际社会将会为扭转人类生存重大危机——生物多样性快速下降和生态系统破坏——会做出怎样的努力。为此，人们寄予厚望。

　　为了达成目标，2020年1月6日CBD发布了“零案文”——《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预稿》（简称预稿）——作为COP15成果雏形和实质谈判的基础。此刻，2月24-29日，针对零案文的一系列关键谈判也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时诞生于1992年6月5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峰会），虽然后者现在似乎更为人所知。

　　它们是人类为了保护共同而唯一的家园——地球，有史以来所做出的最大承诺。

　　爱知的期望与失望

　　然而，自这份公约诞生以来，人类非但没有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在很多国家，整体情况反而更加恶化。

　　回顾一下CBD诞生以来近30年的历史。

　　2002年CBD 第六次缔约方大会推出《<生物多样性公约>战略计划（2002—2010）》，提出了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胆目标：到2010年大幅降低生物多样性损失。但各方评估显示新千年第一个十年目标完全无法实现，物种灭绝反而加速上升。

　　2010年，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在名古屋成功举办，再次提出《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及《爱知目标》，要求采取“有效和紧急”行动，保护全球森林、珊瑚礁和其他濒危的生态系统，以避免失去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生物多样性状态。《爱知目标》为推动实现CBD三大目标，首次为未来10年设定了5个战略目标及相关的20个纲要目标，细分的目标较好地指导了各国制定和更新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NBSAPs）。其中达成了保护17%的陆地及10%的海洋的明确数量指标。此外，《名古屋议定书》就生物遗传资源利用及其利益分配规则达成一致，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推动千年发展目标、尤其是减贫目标实现的独特工具。《爱知目标》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协作。

　　但是，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仍可谓举步维艰。2018年，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根据持续的全球评估报告，《爱知目标》提出的20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20个纲要目标，绝大多数到2020年都难以实现。实际上对很多国家而言，整体情况将会恶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年4月提交《全球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指出，地球上多达100万种物种濒临灭绝（总数800万种）；超过40％的两栖动物濒临灭绝；当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高出过去1000万年的平均值的倍数，且速度正在加快，自然损失规模剧增。 “我们和所有其他物种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恶化。我们正在侵蚀我们经济、生计、粮食安全、健康和全球生活质量的基础。” IPBES主席Robert Watson爵士说。

　　《爱知目标》收官在即，名古屋缔约方大会制定的战略和目标却难尽人意。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往的策略及其明显的结构性缺陷，以为处于十字路口的CBD指明正确方向，避免在昆明重蹈覆辙。

　　为此，我们不得不吸取爱知的教训。

　　首先，科学研究支撑严重不足，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制定缺少战略焦点。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和危机在地球的各个角落真实发生，但生物多样性威胁的全球一致性缺乏严实的数学模型和科学推演。相比《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气候的定量模型能够精确地设定1.5度的焦点目标，并能将此目标一竿子分解关联到国家、地方和产业的具体行动，使指标具有了高度的科学概括性和实践指导性。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科学研究的不足，使其难以寻找单一指标物来描述到底保护多少土地和生物才能够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 ”，从而使保护的整体战略缺少焦点，难以系统化全球一致的行动。

　　其次，《爱知目标》的设计与实现之间脱节。它过多追求对目标本身的设计和谈判，但在如何内化为各国战略和行动方面严重不足。国际社会和国家主体应该如何从政治动员到政策制定，从执行机制到资源动员，从有效评估到激励机制等来匹配目标，均缺乏系统设计和约束力， 致使目标设计与各国实现脱节。

　　再次，缺少了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主体权利和充分参与。全球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传统上由土著人民拥有或管理。更多的证据显示，由社区管理的生态系统显示了更积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尽管《爱知目标》已经意识到地方性群体及传统知识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公平的分享遗传资源促进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但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体权利和治理贡献并未得到足够承认，也缺乏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制度性保障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加呼唤的是所受影响最直接的当地居民发挥作用，而不能只是政府和社会精英的保护。

　　最后，未能发挥民间社会和公众等非国家主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动能。包括国际机构、各国公益组织、私有企业和公众等非国家主体，未能广泛参与到框架的制定和执行，而这对于撬动政府资金之外更为庞大的社会资源和市场机制，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及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至关重要。全球雄心应该与各国及非国家主体承诺和贡献联系起来，畅通其参与新框架的制定和执行渠道，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中发挥民间社会最大动能。

　　零案文

　　作为在中国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治理的专业机构联盟，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对“零案文”进行了认真研究，它所呈现的如下缺陷，让我们不得不为人类能否在未来10-30年里成功实现保护地球生命系统的使命担忧。

　　第一， 雄心不足，难以按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IPBES）评估报告所指出的，通过“变革转型”来保护和修复自然。我们认为2030年使命应提高为“到2030年，遏止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并可通过解决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为重点行业制定行业行动计划等方法，达到雄心勃勃与切实可行之间的平衡。比如，阿拉善SEE基金会“绿色供应链”项目，通过制定绿色标准，推动企业进行绿色采购和环境整改，使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与企业行动计划挂钩。我们也建议在文案中的背景部分加入关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额外风险的表述，以突出实现变革转型的紧迫性。

　　第二，行动目标未能确保实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我们注意到框架中把目标区分为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这对推动具体讨论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此前关于面积百分比目标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行动目标是支持政策实施的有力工具，但是行动目标（如，保护X%的面积）只能敦促政策的产出，并不能确保实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因此也需要可量化的用于评价政策效果的目标来帮助监测长期行动的进展。同时我们建议目标应聚焦于2030年即当下应该采取的行动，而不是按照预稿中分别为2030年和2050年设置目标。这样的设定，会占据目前本就紧张的谈判时间和资源，拖累谈判进度。

　　第三，目标应该充分体现非国家主体的作用和贡献。预稿中提到为了实现2050年愿景进行的广泛变革需要前所未有的协作和全社会的参与，在主流化的工具和解决办法、有利条件及责任和透明度中，均强调了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参与的权利和行动，这对确保行动目标得以实现至关重要。但文案对于如何将非国家主体的目标及行动，尤其是民间社会、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以及私营部门的贡献纳入2030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缺乏表述，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社会参与及主流化目标面临风险。比如，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和桃花源基金会等中国环境组织，通过协议保护、委托保护和圣境保护等，创建了约8000平方公里的民间公益保护地，填补了诸多关键生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空缺。但这些保护地目前没有纳入国家法定的保护类型，无法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一部分。我们建议明确认可并支持包括民间社会、社区及私营部门在内的非国家主体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

　　第四，应该更加明确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责任与义务。从海洋的特点来看，海洋的连通性决定了其保护更需要在区域或全球的层面开展合作。我们注意到目前的文本在变革理论、有利条件、责任与透明度和外联的部分都提到了与其他国际组织、多边环境协定的交流与合作。我们也希望在文案中可以明确“海洋”的内涵，以及各国在管辖范围内和管辖范围外的责任与义务。并敦促成员国在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开展合作，评估渔业、航运以及其他海上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并采取积极措施将影响降至最低。

　　第五，呼吁加强与目标匹配的执行机制。我们注意到有关执行机制、资源调动、责任与透明度等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中，预稿中未作具体表述。我们呼吁需要形成与有雄心的目标相匹配的执行机制，确保2020年后保护框架的有效执行。 比如，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并配套一系列政策改革和行动举措，如确立生态红线、开展环保督查等，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执行机制提供了示范。生态文明已经成为COP15的主题，应该在框架中为执行机制提供可以参考的样板和方案。

　　地球已经进入第6次大灭绝时代，开启者正是人类自己，因此能改变的也只能是我们。无论是当前全球扩散的新冠肺炎还是肆虐亚非的蝗虫灾害，都充分展示了这个脆弱星球生物多样性的现实危机，以及对“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紧迫需求。

　　在全球的自然保护者看来，2020年昆明大会将是人类能够抓住的挽救生物多样性的最后机会，“窗口正在关闭”——这个生物多样性“超级年”如今仅剩7个多月，如何拿出一份既雄心勃勃又切实可行的宏伟蓝图，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道“生死状”。

　　（作者彭奎为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经理，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