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 张玉升 深圳报道

　　李津逵简介

　　1955年出生，祖籍山东，天津出生，北京成长，当过大学老师，1992年来到深圳，2012年被评为深圳市劳动模范。现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资深研究员，中国市长协会顾问，北京大学景观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国际城市化战略研究会副主任。曾应邀在世界银行、美国丹佛大学、华盛顿大学、韩国京畿道研究院等介绍中国和深圳的城市化。

　　李津逵老师，一口标准地道的京腔，听口音，我以为他是北京人，他笑着更正：我也是山东人。原来他是“闯关东”的第N代，其父辈从东北回到天津发展，他在天津出生，成长在北京，1992年来到深圳。

　　对于山东，李津逵老师一点都不陌生，近年来他经常受邀前去济南、德州、日照、济宁等地咨询、讲课，结识了不少山东的朋友，所以跟他聊山东，聊山东的历史，聊山东的文化，聊山东的发展，李老师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让人忍不住感叹，他比很多山东人还了解山东。

　　所谓旁观者清。

　　值得一提的是，访谈李津逵老师，地点定在深圳龙华区的一个街心公园里，庚子夏日，中午时分，烈日当头，我们聊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不亦乐乎。

　　与李津逵老师的交流，聚焦于“深圳的四十年做对了什么”；聚焦于华为、任正非；聚焦于深圳的未来；聚焦于山东的发展……

　　1.过去40年，中央给了广东一个机会

　　过去40年，中国做对了什么？深圳做对了什么？

　　对于这个话题，李津逵表示：“四十年前，中国把广东、福建作为排头兵，让他们先行先试，这件事实践证明做对了。”

　　在他看来，四十年前，当时党和国家可以摸到的石头并不多，让广东、福建先行一步的石头是摸准了。为什么？

　　这要从历史讲起。自从秦朝把广东纳入到整个一统天下以来，2000年以来，我们华夏文明一直是重陆轻海，重视中原的农耕，而轻视海洋文化，而以广东、福建为代表的海洋文化，一直与世界的海洋文化保持着接触，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海洋文化地带通过港澳、南洋、通过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和世界的现代文明圈建立着联系。而在中国的中原和北方，主要是和另外的一个圈建立联系，就是以原苏联为核心的东欧的经互会组织。

　　哪条路能够让中国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毫无疑问，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加入WTO、与世界接轨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正确道路。李津逵表示，“这在广东来说是本能，在中央来说是试验，在其他的地方来说，是学习领会，贯彻落实。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本能不一样。”

　　广东，早已经是全球化的一个地方，很多家庭都有港澳的亲戚，很多村里一半以上的人家都有海外亲属，在广东叫“华侨”和“侨眷”，在内地叫“海外关系”。但是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广东和沿海其他省份一样，在国家几轮从国际引进重大工业项目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得到多少投资。因此邓小平对广东领导说：中央不给钱，给政策，你们杀出一条血路。

　　“40年前，中央给了广东一个机会，叫做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特殊到什么程度？你可以建立特区。”

　　深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特区，这个特区所做的事情，拿到世界上来看，常识而已。

　　比如说企业要经营应该依法纳税；用地要交地租；用工要跟工人签合同，这都是常识，但是这些常识为什么要写进《特区条例》？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全中国不是这样做事的，企业经营不要纳税，上交利润就行了，用地无偿无限期使用就好了；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用签协议吗？国家的企业和国家的主人签协议，开玩笑？！

　　李津逵感慨，我们的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个特殊国家，在“特殊国家”里要按照世界的常识办事，负负得正，要建一个“特区”。

　　“那么深圳做对了什么？就是按照广东人的本能，与世界接轨的本能，去按常识办事。”

　　2.老一辈的改革者，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开创特区，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在深圳近三十年，李津逵曾接触过多位特区的创建人，他们身上的那种勇于担当、那种家国情怀，让他感念至深，“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我只能用这个词叫做：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品质。”

　　什么叫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说我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建设一个文明进步民主的中国，而不仅仅是因为我吃不饱穿不暖。

　　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这种精神在广东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特区建设之初的那些老前辈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说老市长梁湘（1981年2月至1981年10月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10月至1985年8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1985年8月至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离开深圳的时候，他说：“假如能够再活1000次，我要活在这个地方；假如要死1000次，我要死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老书记李灏（1985年自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工作，从1985年到1993年任深圳市市长、市委书记）调任深圳的时候，许多人都说你上那儿干什么？应该平安退休了。但是李灏对国务院领导说：如果是改革我就去，如果深圳不再改革了，那我去还有什么意义？

　　来，就是为了改革，什么叫改革？李灏说，就是把合理而不合法的事变成合法，这就叫改革。换句话说，深圳当时做的那些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合法的。

　　再比如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袁庚老爷子，一生为国家做了那么多的贡献，在秘密战线、在外交战线，做了那么多，最后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开创了一个蛇口工业区，很多人还不理解给他告状，很多人都说，你这何苦来呢？ 你为了什么？你图什么？

　　袁庚说：“为了入党的初衷。”

　　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创建了深圳。

　　李津逵表示，这些人当年参加革命，他们不是穷到吃不上饭了，才去跟随共产党，他们是看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他们都是有世界眼光的，他们的亲人甚至他们自己就是从海外回来的。

　　比如说袁庚的两位老领导，一个交通部部长叶飞，他是中国唯一具有双重国籍的开国上将，“叶飞同志是中国的将军，也是菲律宾的儿子”，周恩来总理这样说。

　　再比如说曾生，交通部副部长、部长，招商局董事长，他也是一个华侨将军。

　　就是这些人支持袁庚建蛇口工业区，这些人当年闹革命不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们是看到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看到满清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看到中国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让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快要崩溃的边缘，与他们入党时的理想渐行渐远。这个时候，中央给了广东一个机会，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他们能不挺身而出吗？他们舍生忘死、挺身而出，创造了深圳这样一个大舞台。

　　李津逵感慨，“四十年来前后有几千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在深圳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发自内心地对他们抱有一颗感恩之心。”

　　他进一步阐释，广东的这片沃土，海洋文化的沃土，骨子里基因里充盈着自由、冒险、求富、开放的精神动力。来自中国北方的干部，只要是想让国家好、想让民族现代化，而且敢做敢当的干部，来到广东这片热土，他就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习仲勋（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1978年4月，刚刚复出被中央委以重任，南下主持广东省委日常工作），作为一个北方的干部来到广东，发现广东的旁边就是香港、澳门，发展得这么好，而我们广东鱼米之乡，还要按票买鱼，老百姓常常拿票买不到鱼，把票寄给省委书记，习仲勋拿到这种鱼票什么感觉？所以他到中央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中央领导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什么权？他说:我们什么权都没有，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

　　你看他连这样的话都可以说。

　　“所以老一辈的这些改革者，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3.谈华为、任正非：优秀的企业家代表城市的文化精神

　　聊深圳的四十年，聊深圳的发展，有一个企业，有一个名字注定不可错过，那就是华为，那就是任正非，我问李津逵老师：您怎么评价华为，或者说任正非？特别是现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任正非的所做所为？

　　李津逵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只要是工业立市的城市，它的优秀企业家一定代表了这个城市的文化精神。

　　比如说福特对于底特律，卡耐基对于匹兹堡，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对于硅谷，都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今天深圳的精神，依然是企业家精神。

　　李津逵表示，如果说30年前的深圳就是企业家精神，那个时候企业家英雄辈出，到今天代表深圳文化精神的，他认为就是华为，就是任正非。为什么？

　　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巨大，并且这个巨大的体量已经嵌套到全世界，今天的深圳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人类文明圈，在这个时候，优秀企业家是着眼全球化还是主张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这直接影响到一个城市对于国家的文化价值。

　　任正非一直讲，我们要向美国学习，最终我们要走到山巅上拥抱，共同为人类做贡献。

　　李津逵强调，这就是深圳的文化，深圳的精神，“因为有华为和任正非，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不仅影响了很多华为系的企业家，影响了很多非华为系的深圳的企业家，甚至也影响了大湾区的很多企业家，影响了众多的深圳市民。

　　“我觉得华为和任正非，起到这样一个文化的引领、精神的引领，功不可没。”

　　4.论深圳未来：应该把人类的问题放在心中，更好地跟世界对话

　　深圳的未来，是否还能达到40年前之于中国的价值？未来深圳的可为空间在哪里？

　　面对这个问题，李津逵给出了他的观察和思考。

　　他表示，现在全球确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进程。欧洲已经老了，美国开始乱了，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他的首发阵容——大湾区，应该把人类的问题放在自己心中。

　　如果你没有想到解决人类的问题，你湾区城市群的出息就很有限。仅仅因为人口多，城市聚集到一起？这样的事儿在世界上太多了，为什么你是一个粤港澳大湾区？为什么让你作为国家更加开放的一个先行区？是因为国家看到了我们中国的问题和全人类的问题是一致的，需要有人来破解，“这个时候以任正非华为代表的这种企业家精神，可能会让深圳有一个更好的跟世界对话的方式。”

　　李津逵期许，“未来很清楚，国家要进一步开放，大湾区和深圳就是排头兵，不仅在市场经济上，在一个共治共享共建的社会上，在一个与世界的交往上，走出新的水平，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5.支招山东发展：更高水平更全面的对外开放

　　我跟李津逵老师探讨的最后一个话题，自然是山东。

　　我问他，基于您对山东过去发展的了解，以及对山东现状的观察，您对山东的未来发展或者说方向上有什么建议？

　　李津逵先从全国知名的山东“酒文化”讲起，他笑称十年前确实不大敢去山东，但说实话，这些年再到山东已经变化很多了，虽然大家还是主陪怎么样，副陪怎么样，但是一般的都会手下留情。

　　“我觉得山东已经在变。”

　　接下来，他以大家熟知的济南与青岛的发展脉络来举例。众所周知，山东发展最好的第一位的城市，不是省会济南。

　　那是不是说济南是一个封闭的城市？

　　李津逵自问自答：当然不是。

　　早在1904年，济南，是晚清中国几十个自开商埠城市中的一个典型，当时济南自开商埠，主动招商引资，打了德国人一个措手不及，那个时候济南可以参照的城市只有三个：三都澳、秦皇岛，还有岳州。

　　“可以说，100年前的商埠区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经济开发区。”

　　但是济南后来为什么显得比青岛落后一截？

　　李津逵打了一个比方。

　　比方说我们的孩子到一个学校上学，学校开什么课，我们孩子就学什么课，语文、数学、外语……这个孩子按照学校的要求，一路成长，成为青岛。

　　假如家长说，孩子去到学校，这语文课你不要教，我们家私塾老师比你们教得好，音乐课你们也别教，我们家是京剧世家……这孩子进了学校以后，他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李津逵继续提出一个问题：包括济南在内，当年全国有几十个自开商埠城市，今天来看，都不如当年的那些租界城市，为什么？

　　他拿上海的发展来回答：你看上海，中国哪座城市比得了上海？

　　国内这个城市说自己是共和国长子，那个城市说自己是共和国长子，上海从来不说这个话，但上海对国家的贡献永远排名第一，经济总量永远排名第一，对不对？

　　为什么？

　　“就是因为英国把当年人类文明的创新中心带到了上海，法国把人类文化的创新中心带到了上海，我们如果不正视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应该说，今天发展最好的应该是曲阜呀，对不对？中华几千年没断的孔孟之道在那儿呢。”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山东未来应该怎么发展？

　　“就是要更加高水平的更加全面的对外开放，这就是山东未来要走的路，必须走这一步，舍此无他。”

　　深圳的脚步，中国的脚步

　　2020年，是深圳特区正式成立四十周年。

　　四十年来，深圳做对了什么？中国做对了什么？

　　深圳的四十年，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和评说。

　　大众网·海报新闻广州新闻中心在2020年走进深圳，推出大型原创全媒体产品：《深圳的脚步——40位深圳人眼中的特区40年》，访谈40位在深圳打拼的行业精英，通过鲜活的个人讲述、个人评说，呈现深圳的四十年。

　　2019年8月9日，中央公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从经济特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在新时代被赋予新使命。

　　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过香港；2019年，深圳GDP突破2.6万亿元，位列上海、北京之后，排名全国第三。亮眼数字、辉煌成就的背后，是开放多元、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和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是千千万万的新深圳人，奔来深圳，融入深圳，扎根深圳，奉献深圳，成就深圳……

　　深圳有今天，离不开党和国家的英明决策，离不开千千万万深圳人的接力付出和不懈奋斗，深圳的历史，由千千万万的深圳人挥洒汗水、共同书写；深圳的辉煌，由千千万万的深圳人共同成就……

　　深圳的城市文化、特区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像胎记一般，蕴藏在深圳辛苦打拼的每一位普通人身上，蕴藏在深圳飞速发展的产业和行业中。

　　……

　　深圳历史，个人亲历；深圳经验，个人评说。

　　深圳的四十年、深圳的经验，将透过40期鲜活的个人讲述、个人评说，走向山东，走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