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 邓波 孙杰 张海振 四川广汉报道

　　黄金面具、青铜人像、玉琮……日前，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古蜀文明遗址新发现6个祭祀坑，已经出土的数百件重要文物再次引发关注。奇异灿烂的三星堆文明，也让世人有了诸多猜想：古蜀文明根系从何而来？曾经发展到什么高度？是消失了还是融入在新的历史长河之中？

　　3月24日，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专访三星堆考古研究专家、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德安，聊聊三星堆与古蜀文明。

　　记者：对于这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您觉得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陈德安：1986年发现的1号坑和2号坑，我们定为祭祀坑，也有考古学者主张是器物坑。不管哪种观点，大家都在孜孜以求探索真谛，求得共识。现在又新发现6个坑，大家都倾向这里是古蜀国从殷墟早期到晚期的一个祭祀物品埋藏区。但是在昨天（23号），8号坑中发现了建筑物构件、人像、象牙等，这进一步说明了三星堆遗址6个坑的形成，有可能是宗庙被废弃后将庙里的器物迁出，在庙外以仪式的形式砸坏烧燎后埋下的。一些坑的灰烬还可能包括古蜀人在宗庙祭祀烧燎产生的灰烬，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从庙到坑的过程行为具有仪式性，属于“祭祀坑”。当然这种特殊行为的定性描述学者还需深入讨论。

　　这次新发现的意义在于，不仅更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内涵，清楚反映出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密切联系，也更清楚反映出商文明与长江中游青铜文明、古蜀文明之间的联系。对这几个祭祀坑埋藏现象的深入研究，也将推动田野考古中祭祀遗迹的再认识、再理解。总之，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将会随着研究深入一步步徐徐揭开。

3号坑器物露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记者：我们注意到，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极其相似，也有学者表示两者是一脉相承，您怎么认为？

　　陈德安：对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殷墟中期开始，三星堆政权产生分裂，就出现金沙遗址；二是三星堆古蜀国后来在金沙设置了一个政治次中心。但不管是内部分裂还是政治次中心的设立，两者都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他们文化传承的基因是一样的，器物形制几乎是一致，因此都属于商代以三星堆为政治中心的古蜀文明。

　　记者：不仅仅是金沙遗址，我们发现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与中原地区的文物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这次坑中首次发现“鸮”形尊，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也曾出土一尊鸮尊，对此您有何解读？

　　陈德安：三星堆很多出土的文物，包括3号坑即将出土的部分文物，都和中原商文明、长江中游文明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三星堆早期的青铜器，和郑州二里岗商文化、殷墟初期的青铜器、河北藁城商代青铜器相同，特别是一些包括兽面在内的青铜器、玉石器和建筑基址的做法，它更接近盘龙城二里岗商文化。还有比三星堆更早的良渚风格玉石器，出现在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如二里头的牙璋、良渚的玉琮曾在蜀地出现。这就说明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玉石器和礼制相关的大型宫庙建筑，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有传承关系。当然，这些青铜器、玉石器的联系不是成品的流动，而是礼仪观念和技术的输入。这也说明从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到晚商殷墟文化时期，古蜀与商王朝以及长江中游地区之间存在交流，除了商王朝的政治、礼仪影响了蜀地以外，他们还有技术、资源方面的交往，如青铜器冶铸和玉石器生产。

　　记者：那么这些人类早期文明是如何突破地域的限制进行交往的呢？

　　陈德安：蜀文化对外交往中有向东向北两条路线，向东是古蜀文明从三峡地区进入南阳盆地，再到中原地区；向北是通过随枣走廊进入南阳地区，再到中原地区。事实上，在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往中，夹在中间的巴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5号坑象牙残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记者：您刚才为何单独提到巴文化？巴文化在古蜀文明对外交流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陈德安：从商代的巴文化分布来看，蜀与中原和长江中游的交往，都绕不过巴人分布区。在嘉陵江两岸、大巴山两侧以及三峡地区及其支流的巴文化分布区，都有蜀文化元素。这就说明，商代的巴民族在蜀与商王朝的交往中起到媒介或驿站的作用，在巫山发现的商代青铜器也证明了这一点。但由于蜀文化的强大，巴文化被覆盖了，因此外界更多看到的是蜀文化，但不可忽视巴文化在蜀文明对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不仅仅如此，蜀与商之间的其他民族也起到了媒介的作用。如参加武王伐纣的八国，除巴、蜀两国外，其他六国大多数也是在蜀与商之间。妇好墓出土的一组玉戈，有别于该墓其它数量众多的玉戈，这些玉戈都是三星堆、金沙玉戈的主要形制，其中标本580玉戈上有刻铭“卢方皆（？）入戈五”。这就说明妇好墓玉戈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组玉戈是蜀地制作，经过卢方转手入贡商王朝；另一种可能是卢方在供给商王朝玉戈的同时还供给蜀国，但前者的可能性较大。

　　记者：因为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奇特性，大众对此有诸多猜想，如三星堆是外星文明、与古西亚埃及有交流、被一场大地震灭绝等，对此您怎么认为？

　　陈德安：三星堆的铜神树、纵目面具、立人像，这些“明星”文物在博物馆和媒体上频频露脸，大家印象深刻，相对于三星堆出土具有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商代青铜器风格的器物露脸的机会较少，这容易使人们对古蜀文明的全面理解产生偏差。

　　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没有证据证明三星堆与古西亚埃及有文化交流。古代的自然宗教产生于自然现象，古人看到自然现象是相同的，崇拜的对象也相同，他们塑造的神灵有相同或相似的方面，也很正常。文化联系要看文化的基因，不是看表面现象。

　　如果说三星堆文明因为大地震、大洪水被灭绝，这还要做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我看到的是在周灭商后，三星堆、金沙的商代蜀文化架构被西周文化打破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方面在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成都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中看得比较清楚。从西周开始，古蜀文明的中心在金沙，成都作为地域政治中心的时间也要从这时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