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觉醒年代》这部剧作的现象级传播，则以最直观的方式告诉我们：党史这本宝贵教科书所面向的，不仅仅是专业学者、党员干部，也是社会大众。积极在党史学习和传播中守正创新，这个“正”，就是坚持唯物史观不动摇；这个“新”，就是创新表达，既严肃严谨，也鲜活生动。

　　电视剧《觉醒年代》近日收官。持续领跑卫视黄金档的收视率，逾2亿的微博主话题阅读量，不断攀升直至“破9”的豆瓣评分，均勾勒出这部历史剧在不同平台、不同群体中的火爆程度。“跟着剧情学党史”“连夜重读《狂人日记》和《青春》”，更成为许多年轻观众的“追剧日常”。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觉醒年代》这部剧作的现象级传播，则以最直观的方式告诉我们：党史这本宝贵教科书所面向的，不仅仅是专业学者、党员干部，也是社会大众。作为普通观众，同样会被百年前沧海横流、英豪辈出的时代风貌吸引，同样会为“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揪心，同样会为先行者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家国情怀感动。《觉醒年代》虽然只是“建党前传”，但在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中，却隐隐闪烁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诸多根本性问题的溯源性回答。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仅就百年党史而言，从学术专著到大众读本，从纪录片到电视剧，相关作品数不胜数。但平心而论，能够像《觉醒年代》这样火“出圈”的，并不多见，一些作品可以说是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究其原因，有的书籍晦涩难懂，有的文章空话满篇，有的剧作塑造的人物严重脸谱化，要么“高大全”要么“假恶丑”。还有的倒是坚持了“受众思维”，却拿着“爽剧”“偶像剧”的模板胡拍历史。而造成上述状况的，或是历史观出了问题，无视党史的严肃性完整性，甚至以“泛娱乐化”消解意义价值，或是传播观出了问题，手法僵化死板、内容空洞无物，结果成了自说自话。

　　再看《觉醒年代》，可以发现，讲好党史故事的大前提，就是坚持唯物史观、坚定政治立场。相较于历史当事人，今天的我们少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性，应当站在时间高地上，从全局全貌中看清潮流的趋向、发展的逻辑，对丰富的史料素材如何选、怎么讲心里有谱。《觉醒年代》之所以将叙事时间段框定在1915年到1921年，正在于主创对当时世情国情的深刻见解。从世界范围看，一战导致了世界格局的重塑，十月革命催生了世界首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国范围看，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三件大事一脉相承。这6年看似历史一瞥，但“真正地打开了中国从封建走向民主，从农耕传统走向现代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阀门。”没有一份大历史观，显然把握不住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史由证来，论从史出。”如果说史观为我们标定了方向，那么史料则影响着我们的认知。《觉醒年代》之所以引人入胜，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细节的真实、情节的丰满、人物的立体。虽然年代久远，但剧中小到制服上的金属纽扣、杂志社所用纸张，大到院子中的枣树、外交部的陈设，都力求真实再现。虽然讲述的是宏大主题，但没有枯燥乏味的说教，不掩饰问题的其他侧面。在一个个“光辉人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对于一个个“争议人物”，我们也能见到闪光之处。事实证明，历史固然是厚重而沉静的，但会因数据细节的完善而更加丰满鲜活，会因呈现方式的立体而更加惟妙惟肖。细致研究翔实史料，善用细节丰盈叙事，那些“课本中的人和事”才会有血有肉地向我们走来。

　　国学大师钱穆曾有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之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历史，关乎共同记忆，更关乎世道人心。学史不仅应当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更应当成为每位国民的终身教育。近些年，学界积极推动史学走向公众，文博单位、文化新闻行业等许多关联主体开始加入这一“铸魂工程”。建党百年的时间节点，全社会更是掀起了学习党史的高潮。着眼现在和未来，我们不妨以《觉醒年代》为启发，积极在党史学习和传播中守正创新。这个“正”，就是坚持唯物史观不动摇；这个“新”，就是创新表达，既严肃严谨，也鲜活生动。

　　《觉醒年代》剧末情景，陈独秀得知儿子历经坎坷终于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一时百感交集，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树林中留给观众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所谓传承，大抵如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读史学史的过程，就是信仰传承、精神相继的过程。让历史入脑入心，我们将愈加听清来路的回响、看见未来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