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青岛出版集团策划的青少年党史教育读物《写给青少年的党史》正式出版。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由我国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担纲主编，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的多位党史专家组成创作团队，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张启华担任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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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

　　邵维正主编

　　青岛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丛书紧紧围绕“中华民族是怎样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这一主旨，突破传统的章、节、目框架结构，以问答形式展开论述，梳理归纳了当代青少年最为关注的60个问题，突出重点、难点、热点、亮点，按党史发展脉络分编成6卷，依次为《中国有了共产党》《红色星火燎原》《战火中成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春天的故事》《筑梦新时代》。每卷既独立成书，连贯起来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系统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概貌。每个问题后设有“名言金句”“读党史长智慧”栏目，以帮助青少年更好地掌握主要内容和精髓启示，引发思考，从中受益。

　　丛书史料准确，考据严谨，叙事亲和，语言生动，极富感染力。以党史故事作为切入点，由浅入深，鞭辟入里，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研究，为青少年读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矢志不渝的巨幅画卷。

　　近日，《写给青少年的党史》座谈会在京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大家一致认为，青少年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为青少年讲好党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是时代赋予党史研究者、出版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当下，出版一部面向未来、培根铸魂的青少年党史读物可谓恰逢其时。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的出版，填补了党史教育青少年读本稀缺之憾，创新了党史的故事化叙述和表现方式，是党的理论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次探索与尝试。

　　据悉，《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丛书甫一出版即广受关注，先后入选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宣部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共青团中央中学（中职）团员党史学习教育参考书目。

　　精彩文摘

　　探索的道路往往曲折

　　大约 100 年前的中国，急于改造旧中国的人们，特别是充满热情、 敢想敢干的学生，组织了多种多样的社团，研究和运用流行的救国理论，在广大乡村和城市中大胆开 展社会实践，试图从中找到挽救中国的良方。

　　五四运动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探索救国方案和研究宣传新思想的潮流。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成为流行语，甚至一些军阀、政客也以谈论社会主义为时尚。

　　然而，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新村主义、互助主义、工读主义等等，甚至无政府主义一度在中国更流行。

　　一些进步青年就像小马过河一样，在比较和试验中探寻真理，选择自己信仰的主义。

　　1918 年 6 月，受新村主义思潮影响，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 范毕业寄居长沙岳麓书院时，曾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个新村里自学，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把蚕豆和大米煮着吃。但是，这一实验很快就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而中断了。

　　后来，毛泽东曾设想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医院、公共剧院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

　　这是不是有点儿“地球村”的感觉呢?这个设想，即使放在今天， 也是十分超前的。

　　然而，在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下，中国乡村的封闭落后与这种理想社会的现实差距岂止隔了十万八千里? 不过没关系，既然田园新村建设有困难，富有热情的革命青年又把目光投向城市。

　　1919 年底，28 岁的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提出在全国各大城市建设“工读互助团”的设想。这个倡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思想界和教育界名人的广泛支持。

　　不到半个月，北京大学、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师范学校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就开设了 4 个工读互助团，经营日用品、食堂、 缝纫、刺绣、洗衣等项目。

　　不久，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等地先后成立工读互助团，试图按照“人人做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过“共产的生活”， 然后“用工读互助团去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结果，就是一个顶大的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的社会”。

　　恰在此时，毛泽东率领代表团来到了北京，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撤换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在此期间，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对新村式的改良表现出了热情。同时，在与李大钊的频繁接触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白天四处奔波，晚上在一盏小油灯下伏案读书。他读了许多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介绍共产主义的图书。

　　毛泽东对各种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都进行了研究，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那些未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的问题，他是不肯轻易地做出判断的，所以在给好友的信中，他说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在社会时尚潮流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于 1920 年 5 月在上海亲 身体验了工读互助团的生活。他和几个同学租了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承担了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到这种团体生活有难以克服的现实弊端，便停止了试验。

　　同样，各地的工读互助团也很快遇到了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办食堂的，因为“事少人多，入不敷出”，连组织社团的 8 个人自己都没得饭吃;开洗衣局的，“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枚铜子”。

　　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加入工读互助团就是想躲进“世外桃源” 过共产生活，企图以此脱离家庭、脱离学校、脱离婚姻。这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各地的工读互助团也随之解散。

　　事实教育了人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

　　然而，马克思主义要从当时流行于中国的种种“主义”中脱颖 而出，为我们的革命前辈所认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919 年 7 月，曾经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发表了题为《多 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主张用实用的态度，一点一滴地去改良社会;认为谈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用处。这种观点听上去很务实，但根本错误就是李大钊、陈独秀所指出的— 如果 没有共同的理想和主义，不对社会做根本变革，具体问题就没有根本解决的希望。

　　后来，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也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没有知识，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只能发展资本主义，靠实业富国。这种观点似乎既务实又重长远，却正如李大钊、蔡和森等指出的— 帝国主义国家只想把中国作为剥削 的对象，并不会允许中国发展真正强大的实业和成为强大的国家。

　　无政府主义者则更为激进和具有迷惑性。他们主张“灭除资本 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实现“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的“十三无理想”，追求“社会上唯有自由，唯有互助之大义，唯有工作之幸乐”的社会目标。这个主张听上去很革命、很美好，却因为在现实中根本实行不了而成为严明组织纪律的阻碍，涣散了革命斗志。

　　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多次论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一批青年人逐步认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从而坚定地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