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认识中国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所以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工作。

　　近日，山东大学举办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两创”系列专题讲座，结合最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考古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方辉教授，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连续性及其文化基因”这一主题作出精彩讲解。

　　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都更具有一贯性

　　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征，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突出特征。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多次提到了这种特征。在这部比较视野下的文明史研究著作当中，汤因比比较了世界上21个文明体，发现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且文明发展没有出现间断的国家。汤因比曾说，“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具有一贯性。”这个“一贯性”就是“连续性”。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王朝中断、改朝换代，但每一次中华文明都会再次走向统一。断裂以后的修复，更彰显出文化文明的自我修复功能，在这当中，文化基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文化基因的探讨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热点，有很多学者对中国的文化基因进行了探索、归纳。其实，最核心的文化基因是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礼乐文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质，中华文明是礼乐之邦，尤其是齐鲁大地，诞生了孔子、孟子，他们都是礼乐文明的集大成者。

　　礼乐文明的本质是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它产生于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文明起源同步。礼乐文明的物化形式就是产生于古国时代、成熟于夏商周三代的不同材质的礼乐器具和礼仪建筑，其中以礼器最为直观，数量也多。《左传·成公二年》谈到，“器以藏礼，礼以行义。”礼器主要有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等，这些器物除去具有实用功能外，也具有礼仪的内涵。繁体字中的“礼乐”二字，清楚地表达了器物与礼乐的关系。甲骨文中的“礼”字，上面为盛放有两串玉器的容器，下面是一面鼓，是乐器;“乐”则有两个符号，一个是丝，一个是木，指的是弦乐器，比如琴、瑟等。

　　考古发现基本证实了在5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仰韶文化的晚期，礼乐制度已经开始萌生，尤其是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表现得最明显，因此有“礼出东方”的表述，也就是说，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还有太湖流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礼乐文化最早起源的地方。历经夏、商两代，到周代已形成非常完备的一整套以青铜礼器和石质乐器为代表的礼乐制度，所谓“金声玉振”，讲的就是这套礼乐器具。礼乐制度的产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精英阶层通过在宗庙、祭坛等神圣空间举行的定期的祭祀、礼乐活动，表达对天地山川圣灵的敬畏之心，通过反复再现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达到凝聚族群向心力、强化文化认同的目的。这些礼乐形式随着文字体系的成熟而发展为典章制度，即礼制。

　　从史前至周王朝各区域，不同族群通过礼制认同达到文化认同，并通过秦汉帝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达成文化共识的过程。与秦汉帝国东西并存的罗马帝国则缺少这种祖先认同、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因此出现“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其文明缺少连续性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可通过历史上几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侵并最终实现民族融合的例子，考察一下祖先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过程。北魏孝文帝施行汉化改革政策时，把本民族拓跋氏的祖先追溯到黄帝之子昌意;元代和清代统治中原以后，也均以国家政令的方式在朝野上下推行对三皇五帝的祭祀，以此强调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可以看出，对华夏民族的祖先认同始终镌刻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中。

　　通过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

　　考古学对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00多年以来我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已经揭示出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实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开展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厘清了从5000多年前古国产生，到距今4000年左右王国崛起，再到距今2000多年秦汉国家产生的历史脉络，揭示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发展格局，大大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聚落群。良渚古城的起始年代为距今5300年，一直延续到距今4300年前后。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加上近些年发掘揭露出来的附属城址，总面积近600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我国最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城中央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为贵族居住区，平民则居住在城内的外围区域。

　　令人惊叹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良渚先民不仅能组织人力进行大型的修建工程，还建设了大型的水利设施。在古城以北十几公里之外的山上，有一条东西向的水坝，通过渠道通到古城，以便水利交通和稻田灌溉。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水坝，也是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加上近40年来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为代表的王陵级别的墓地、祭坛的确认，一项项令人震惊的重大发现使得国际上对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判断得到公认，良渚古城遗址也于2019年当之无愧地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良渚文化圈的北方，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分布着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若干座史前城址，其中以焦家城址最具代表性。考古发掘表明，与良渚古国一样，焦家城址也是我国最早一批原生型“古国”的代表。近年来，通过4个季度的发掘，在100多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城墙、壕沟、大型墓葬、祭祀坑等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迹2000余处，出土玉器、彩陶、白陶、黑陶等各类文物万余件，从制造工具、发明科技、建设聚落、营造城池等各方面展现出文明要素齐全、文明社会开启、以棺椁制度为代表的礼制初步形成等多重特征，年代为距今约5300—4600年，有力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

　　处于夏代之前、距今约4500—4000年的龙山时代是我国由古国向王国过渡的时期，大约相当于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五帝时代或其中晚期阶段。其中一大突出特点就是书写在陶器、玉石器之上的多字陶文在多个考古学文化中出现，如海岱龙山文化的邹平丁公陶文、高邮龙虬庄陶文，中原地区陶寺文化的朱书陶文，以及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晚期的澄湖陶文、南湖陶文等。这些早期文字已不是像前一阶段的单一符号，而是由多个独立的字符连缀成文，可以称之为“陶书”。这预示着龙山时代社会上层已经具备了文字书写的能力，我国已经进入成文历史时期。此外，龙山时代以玉器、陶器、漆木器等为代表的礼乐制度更加完备。种种考古发现显示，处于夏代前夕的龙山时代或五帝时代是古国时期的高级阶段，也是进一步奠定夏商周三代王国礼乐制度基础的阶段。

　　礼乐制度的形成，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文化基因。但值得指出的是，礼乐制度本身并非灵丹妙药，生来就能够保证一个王朝和国家的长盛不衰，如果一个文明缺乏创新性，文明的连续性也是不可持续的。《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太公刚刚分封到齐国，只花了五个月时间就回到镐京城中述职，而周公的儿子伯禽受封到鲁国，却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回京禀报。周公问其原因，太公回复说“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戒除繁文缛节，采取的是因地制宜的治国方略;而伯禽的回复则是“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革除当地礼仪习俗，推行周礼，并以守丧三年作为推行周礼的试金石。太公知道伯禽的作法之后，慨叹道“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断定鲁国将来一定会臣服于齐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果然如此，齐强鲁弱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当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以维护宗法制下“世卿世禄”为目的的旧的礼乐制度已不能适应历史的发展，各国通过变法废除世袭制，建立选贤任能的官吏选任制，奖励军功和耕织。显而易见，旧礼制变成了阻遏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个故事启示我们，承载着祖先认同、文化认同的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文化基因，但也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创新性发展，否则就容易故步自封。

　　(大众日报记者 李梦馨 朱子钰 实习生 王嘉翊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