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简介

　　樊纲，著名经济理论学家。1953年9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
于河北大学经济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等职；出任过世界银行、UNDP、ESCAP、O
ECD等国际组织经济顾问；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与博
士生导师，系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如今，经济学家非常走红，有请作报告的，有请参与决策的，在
经济建设的这个大舞台上尽显各自的才华。樊纲作为新锐经济学家，
在这个大舞台上他同样是个出色的演员。
　　近年来，樊纲在理论经济方面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对宏观经济形势
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分析和预测上，所提出的论点、作出的解释，总
是有异于主流，观点给人们的感觉往往是视角独特并能直击事物的本
质。樊纲经常以经济学界权威的形象进入人们的视线，常常还能在电
视中看到他就某一宏观经济问题接受采访侃侃而谈的形象，有时还操
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

　　道破宏观经济天机　

　　在樊纲看来，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趋利避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
获得最大的收益。它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行为与现象，甚至包括形而上
的道德范畴。比如诚实。他认为，社会提倡诚实，不仅仅因为它是一
种美好的品质，还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运行是建立在每一个公民都诚
实的基础之上，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将是最低的。　
　　历届科博会上有关全球500强与中国顶级企业CEO论坛都是企业界
和媒体聚焦的热点。今年论坛将主题确定为《未来20年——企业战略
与发展》，与会者依然秉承论坛高层次、前瞻性的传统，结合中国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共同探讨了今
后20年企业发展的战略问题。樊纲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问
题上独树一帜。他以为，目前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走出去”
还不具备成熟的条件，应主要着眼于产品走出去，而不是生产走出去。
樊纲告诫企业家，制定企业发展战略需要进行认真研究，一定要有充
足的知识准备，投资前要舍得花钱做研究，以免盲目决策，付出更大
的代价。
　　“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金融体制等方面，通过大力发展
新体制，打破改革的‘瓶颈’，促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协调前进。”20
03年9月29日，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樊纲作了讲演。他透露
说，金融体制改革将成为我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资
本市场将逐渐探索多层次、多形式的发展方式。他分析说，资本市场
近两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在发展中监管和完善的互动体制，缺
乏多形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同时，由于体制改革滞后，迄今，银
行体系中也难觅地方的、中小型的民营金融机构，这些因素导致了民
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事实证明，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由此
推动的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经验。

　　哈佛大学的思想“炼狱”

　　1977年，樊纲以优良的成绩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从而开始了自
己真正的经济学生涯。
　　1985年，樊纲获得硕士学位并随即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当时，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有一个到美国进修的
名额。樊纲有幸成了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访问学者，这期间他在哈佛
进行了艰苦而又收益非凡的经济学的学习和思考。
　　“在哈佛大学足不出户，每天到各个系去听讲座、讲演，一年下
来你可以领略全世界80％的名流学者的风采，世界上各个角落的重大
问题都在这里以各种方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着讨论。”樊纲说，
在哈佛期间，他听了很多课，还旁听了不少讲座。每门课讲的都是这
个领域最前沿的东西。这一段高强度、高浓缩的学习过程确实使他收
益匪浅，称得上是一次思想“炼狱”。
　　当然，在美国的三年里，樊纲也不全是在教室里读书听课。作为
一位来自中国的经济学者，他很注意观察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人在
海外，最放心不下的是中国问题。当时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
在“浪漫时期”，各个方面的改革热情都很高涨，需要用新的理论、
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自己的经济体制和所面临的经济问
题进行系统研究。这时，他萌生出改造世界的冲动。

　　经济学界的一匹黑马

　　1987年，在美国完成学业返国。他想揭开“中国问题”之结，想
用自己的所学、所“悟”的一些东西“回国去尝试一番”。
　　的确，在国外许多问题或许已经在脑子里转悠多年了，一回国就
像火山爆发一样，成果勃勃而出，宛若“井喷”。1989年，他的博士
毕业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现已作为中国大
陆第一部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受到了广泛重视；他
的早期论文《灰市场理论》亦于1991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的最高荣誉—
——孙冶方奖；1992年出版的学术名著《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过
程的经济学分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体制变制的性质、改革过程
中的利益冲突、改革方式的选择等基本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为改革阶
段的中国社会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海归”樊纲，无疑成了中国
经济学界中的一匹“黑马”。
　　1989—1990年的两年中，樊纲基本上是在书斋中度过的。在这两
年中，他主笔完成了《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这部书。这部书在
中国经济学近50年的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因为它第一次以一本专著
的形式，系统地把中国人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阐述出来。在樊纲的心目中，《大纲》的完成，也使他觉得解决了一
个一直萦绕于心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或者说
中国改革的初始点是什么的问题，我国的改革是在什么基础上开始的？
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具体是怎么运行的？
　　作政策分析时，樊纲发挥了自己理论研究的风格，就是透彻、角
度新、逻辑性强、思想清新、有很强的说服力。在主流经济学家之中，
樊纲的声音略显刺耳。但樊纲提的政策性建议，往往领先于政府政策，
很具前瞻性。现在，樊纲处在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提出的许
多建议被中央政府接受或采纳。

　　为“中国问题”号脉

　　国际国内许多人都对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心存疑虑。这不是没
有道理的，因为中国的经济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樊纲在国内外讲学、
开会的时候，也总是遇到这样那样的质疑：中国有那么多的问题，为
什么它还能增长？
　　樊纲直言，中国经济的确有很多问题，而且中国的问题还特别的
复杂——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东南亚和拉美等落后国家一样面临一
系列的，诸如“三农”、失业、收入差距、法制不健全、市场不健全、
腐败等问题，中国还有转轨经济问题——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
审批、政府体制、法律结构等问题。中国已经进行了20多年改革，如
果能再用50年解决这些问题，比起美国和欧洲用三四百年时间建立起
一个市场经济，仍然算得上一个伟大的成就。樊纲反对“中国即将崩
溃论”的说法，强调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是要找到解决“中国问题”
的出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樊纲认为，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仔细想一想，我们
之所以喊了那么多年的‘政企分开’而到如今仍然分不开，其原因不
在于政府官员真的就那么想管企业，而首先是在于基本的经济关系决
定着他们必须管、不管不行。不管，社会上就会有强烈呼声要求他们
去管、迫使他们去管。这里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作为资本财产的所有
者，政府必须监督资产的使用与处置，防止资本不被滥用和浪费，能
提供利润并能不断增值……‘政府管企业’的逻辑，并不是什么人强
加给我们这个经济的，而是存在于这个经济本身基本的经济关系和利
益结构之中的。”政府不当资本所有者了，不再管企业了，那政府干
吗呢？樊纲认为政府如果不当资本所有者，其基本职能说到底就是组
织公共物品的供给。“政府的职能是做好社会仲裁人，做好经济纠纷
发生后的第三者，凌驾于当事人之上，站在利益冲突之外来调解利益
冲突，它自己就不能是利益当事人。”
　　1994年下半年，时任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美国学者莱斯特·布
朗在《世界观察》上刊发出了他惊世骇俗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当
2030年中国粮食问题成为世界问题的时候》。布朗的预测结果传到我
国后，引起了当时经济学界及农业界的巨大反响，刮起了一股“布朗
旋风”，报章杂志评论频出，“大批判”味道甚浓。樊纲就在这样的
大背景下开始思考我国的农业问题。
　　从经济激励的角度入手，樊纲发现由于农民进行农业投资的回报
率过低，导致农民缺乏向农业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提高农民人均收入
基本上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大分子”，即提高农业总收入，二是尽
快“减小分母”，即减少分享农业收入的人数。
　　在一次中南海学者座谈会上，樊纲建言：“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
不再成为农民。这是中国几千年的问题，现在面临着一次解决的机会。
估计中国今后四五十年内，将会有四亿至五亿农民要转移出农业。这
也就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1998年7月，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导致这一地
区出现了近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樊纲坦陈，从一定意义上说，
这次危机相当于我们的一次“免费课程”——我们没有付出很大的代
价，但却受到了几乎与我们自己遭遇金融危机一样的深刻教训。樊纲
警示，我们要学会吸取别人的经济危机为代价换来的经验和教训，解
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不能满足于现象的描述，而要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力求在较深的
理论层次上探索事物的内在规律。”樊纲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分析，目前的通病是流于现象描述，因素堆
积，缺乏理论抽象，从而难于接受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要把经济
规律从实践本身中抽象出来，要相信理论的力量，相信非此不能建立
真正的科学。”
　　文学，是樊纲学术研究外的一大爱好。闲时，他腾出一些思路写
些经济杂文或经济随笔，这对樊纲这种以写作抽象、刻板的专业文章
为职业的人来说，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调剂，在写作中他的思路捋
得更清楚、更抽象、更简洁。

　　樊纲观点精粹

　　→　在今年的科博会CEO论坛上，探讨了今后20年企业发展的战
略问题。樊纲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问题上独树一帜。他以
为，目前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走出去”还不具备成熟的条件，
应主要着眼于产品走出去，而不是生产走出去。樊纲告诫企业家，制
定企业发展战略需要进行认真研究，一定要有充足的知识准备，投资
前要舍得花钱作研究，以免盲目决策，付出更大的代价。
　　→　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樊纲透露说，金融体制改革将
成为我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资本市场将逐渐探索多
层次、多形式的发展方式。通过大力发展新体制，打破改革的“瓶颈”
，促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协调前进。
　　→　国际国内许多人都对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心存疑虑。樊纲
直言，中国经济的确有很多问题，而且中国的问题还特别的复杂——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东南亚和拉美等落后国家一样面临一系列的，
诸如“三农”、失业、收入差距、法制不健全、市场不健全、腐败等
问题，中国已经进行了20多年改革，如果能再用50年解决这些问题，
比起美国和欧洲用三四百年时间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仍然算得上一
个伟大的成就。
　　樊纲反对“中国即将崩溃论”的说法，樊纲认为，中国经济的根
本出路在于改革。之所以喊了那么多年的‘政企分开’而到如今仍然
分不开，其原因不在于政府官员真的就那么想管企业，而首先是在于
基本的经济关系决定着他们必须管、不管不行。作为资本财产的所有
者，政府必须监督资产的使用与处置，防止资本不被滥用和浪费，能
提供利润并能不断增值……“政府管企业”的逻辑，并不是什么人强
加给我们这个经济的，而是存在于这个经济本身基本的经济关系和利
益结构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