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吴敬琏
2004-12-23 08:52:29 作者:高小勇 来源:SRC-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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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时值岁末，我们拿到这篇评点经济学家吴敬琏道德学问的文章。作者立论独特鲜明，可评可议，欢迎读者见仁见智，各抒己见。
(一) 我是在落叶滚滚寒风直行的时候回北京的。
每年这个时候，不少媒体开始岁末盘点，议论世事，臧否人物。而吴敬琏，经常出现在候选人之列。
在风硬叶颓之际，说起吴敬琏，不禁联想到一面旗帜，它孤独地飘扬着；孤独，是由于它贞洁。
我大约是1990年夏天认识吴敬琏的。当时为《经济学人》周刊(《经济学消息报》的前身，命很短，它只出版了 8期)，我在北京邀请薛暮桥、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杨培新、樊纲、钟朋荣等经济学家做“特约撰稿人”。吴敬琏正忙着与中国财经出版社一位姓袁的编辑联系，出版他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书。
那时候，“市场经济”是很敏感的词。但吴敬琏对这本书的“不合时宜”，似乎一点都没有感觉，说起书的内容很投入。这一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在北京组稿，接触经济学家不少(至今想来，我见过的经济学家可能是较多的吧，国际国外一块算上)。吴敬琏的“ 纯粹”并不多见。当时有的名声很大的经济学家，在见面时和电话里爱谈与别人的关系、爱谈自己和自己观点与某位高层领导的关系。当时还不是北大经济学院院长的刘伟，跟我讲的一句话，对学者关心学问不够的情形概括得很准确：“生怕上面不信任他。”
吴敬琏并不在乎上面信任与否，他只在乎和忠诚于自己的信念。他身上表现出的优秀知识分子的血性对我触动很深，我除了在《经济学人》创刊号的一版上刊登了他论市场经济的一篇文章，在其他版刊登了他《论竞争性市场体制》那本书的广告外，还要了许多书，让我在大学里当老师的弟弟帮助推销。这也直接影响了《经济学人》周刊的命运。那年春节刚过，一到报社上班，一脸惊恐的报社领导将一份电报交给了我，电报上谴责两条，第一条就是“用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
我曾在《五常之谤》一篇文章里说吴敬琏品性高洁为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这是我的心里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的感觉是很准的。
有一年，国家统计局在友谊宾馆开一次刺激经济给地方铺项目的研讨会，我应邀到会。我说，既然国库买单就应该多修乡村公路便于农民产品变现增加收入和需求，而不是修建那些铁路和高速公路，千里不运草，单个农户的产品利润连交过路费的钱都不够。参加会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支持我的看法。会后我与刘遵义聊，他说到这次来获高层接见。后来有人又告诉我，刘遵义与政府高层会见是吴敬琏撮合的，吴敬琏感觉某些问题劝谏困难，请国外权威来讲道理。当时，我遽然深感吴敬琏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高层是很尊重知识的。1994年我去美国采访了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采访内容后来被列入了199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刘遵义的名声很大，据说他准确预言了东南亚金融危机。那么，吴敬琏请他来讲讲对中国经济的意见看法，高层想必会耐心琢磨和权衡。“文死谏武死战”是我国传统的政治道德。但死谏、精忠报国，并不就是死，“死”更多当耐心、当方法讲。
我想，一些“生怕上面不信任他”的经济学家，是不会，也不敢，像吴敬琏那样虽然已身居庙堂之高，却依然宠辱皆忘，不畏“自取其辱”的。胆敢抱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信念，是需要有几乎与生俱来的价值观才可以支撑得起的。所以，凡是有关吴敬琏权钱的言论我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我猜，吴敬琏这副风骨，与他出身媒体世家，与1968年至1972年在河南他跟顾准那段同甘共苦亦师亦友的患难生活相关。
我少年时经常在母亲和姨妈的督促下，背诵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古文，对心怀天下洁身自好的人向来敬仰。然而，吴敬琏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却多少让我敬而远之。
除了《经济学人》创刊向吴敬琏约过那次稿外，后来办《经济学消息报》十多年了，我没有向他约过一次稿。虽然与吴敬琏还有一些相逢和电话，也去他被书本搞得凌乱的家里看过，但时间都不长。我喜欢打交道的倒是那些似乎并不那么圣洁的青年经济学家。与吴敬琏隔膜，倒不是因为他是长辈。事实上，前些年在北京，就常去看杜润生老人，常常谈得开怀大笑，而杜老年岁远比吴敬琏要大。如今想来，大概是：尽管我也欣赏吴敬琏干净人生、心忧天下的肝胆，但对他的一些观念和观点并不以为然。
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披露后，北京不少经济学家很激动，聚会鼓吹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会后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会上这些的言论在哪里发表。讨论时，有人说就在我主持的报纸上。吴敬琏表示犹疑，借用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一段台词说：“不知道高小勇姓蒋还是姓汪。”他的话，是跟吴敬琏很亲密的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后来转告我的，还关心地问我在什么时候得罪了他。我是做媒体的，因此对吴敬琏的话很反感，我以为他对报纸上刊登与他观点不同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有意见。当时，报纸上也刊登宋涛、吴易风、卫兴华、有林等人的文章。时任《求是》杂志总编有林被人叫作“有计划”，吴敬琏被称作 “吴市场”。观点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认为，言论自由不是指尊重与自己同样意见的自由，重要的是尊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的自由。对于办报人而言，就是要注意把不同意别人观点和发表别人观点小心区别开。坦率讲，我并不同意左大培的文章，但当年也发了他那篇《鼓吹通货膨胀与利益驱动》的文章。为这篇文章，我与北大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通电话，他很生气，说他们决定不给《经济学消息报》写稿了。我只好说“随便”，把电话扔了。进入媒体，我记得最清楚的告诫就是“我反对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因此，吴敬琏关于“姓蒋姓汪”的说法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我觉得，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尽管没有了吴敬琏身上常见到的两袖清风坦荡直言的圣洁，但他们的思想和做派让我感到更多的现代性。樊纲、林毅夫对报纸和我本人都给予了很多支持。但是，报纸发表批评他们的文章，我从来不与他们通气，他们从来没有因为报纸发表了批评他们的文章，问过我一句。谈起的只是报纸的质量，关心报纸的发行。杜润生老人也很宽容，我听他讲，当年他是力主农村承包制的，但同时对南街村等地方保持人民公社和集体所有制又主张选择自由。
(二)
25年来，吴敬琏的确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位经济学家。对这样一个事实，我心情有些复杂。吴敬琏从1984年批评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到最近发表《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的长文，如果说从知识的角度看，影响大多是负面的。
198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归来的吴敬琏，指出中国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他也认为自己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他反对简政放权的措施，认为加重了地方封锁割据现象，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但是，正是简政放权展开了世界罕见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波澜壮阔的景象，并让中国至今受益。也正是在财政包干这种约束条件下，地方官员才将自己的最大化目标放在发展改革上，放在鼓励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上，放在降低政府的价格上，放在专心做大GDP来发送自己的政绩信号上。吴敬琏谴责GDP崇拜，我不知道在局限下官员会崇拜什么，会选择什么行为，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不通过不断做大GDP来消化还能通过什么神仙魔术来解决。是的，简政放权是地方封锁割据的原因。但改革和其他事情一样，没有免费午餐，总有成本代价。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你能把地方竞争的好处和统一市场的好处都要吗？实际上，只要地方竞争的收益比封锁割据的成本来得大，事情就是要得的。地方发展了，需要更大的市场半径时他们会自己去谋求“统一”，这是市场演进的内容，也是我们现在许多地方看到的景象。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但当年却是吴敬琏极力谴责的内容。
吴敬琏还批评当时的简政放权使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然而，一个基本的问题他考虑欠周：那就是一个没有剩余索取权的厂长与一个行政官员，管理同样一个企业，究竟有多大的不同？还不是半斤八两的事？再说，国有企业与行政管制应该是很相匹配的制度安排，为了防止租金耗散。这一点，想想现在那些有自主权的国有基金公司是如何行为的，就不难明白其中道理。事实上，吴敬琏后来爱讲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不正是有了自主权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吗？
时近年末，吴敬琏又发表长文《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读后，一种强烈的感觉遽然升腾：他尽管有“吴市场 “的美誉，但至少在这篇长文里表现出他并不知道什么是“价格”。
吴敬琏是最早指出这轮经济过热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代表人物。他们把原因归咎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这篇长文只是进一步把批评具体化，认为国家经济过热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重化工产业所致。
其实，中国经济过热是世界经济的局限大变后的一个结果。美国的“9·11”之后，恐怖主义无疑使美国变贵了。价格高了自然需求会变小。美国的外商投资向来居世界各国之首，“9·11”后变贵的美国，让投资需求唯恐躲避不及，2002 年的外商投资跌落在中国之下。这一上一下，说明“安全”成了价格的重要变量。中国安全，要到中国去便宜地生产；由于投资减少而减少了收入的美国人发生购买替代，要买便宜，而中国是生产便宜产品的大国。这种情况只要看看中国2002年、 2003年的外贸数据，看看这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就十分清楚。外需购买的是我们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产品，而制造业并不是无烟产业，它要用电用煤用油用原材料；而外商直接投资也要用电用煤用油用原材料。我国的经济过热，到底是外需增加所致，还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引起的呢，抑或是对经济信息更充分更敏感的地方政府感觉到外资汹涌而起的呢？我以为事情并不难判断。如果过热是因外资而起，吴敬琏怂恿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的屁股上究竟是对是错呢？这是一个外贸已达GDP一半以上的大国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
吴敬琏文章中尤其批评了浙江的一些政府追求重化工产业导致了当地的资源出现严重短缺。但是，正如他文章里所说，浙江电力弹性系数大多时候是1：17，应能满足需求。可为什么严重缺电呢？原因究竟是吴敬琏批评的片面追求重型化呢，还有另有更重要的原因？浙江有制造业优势，向来外资也不多。但在“9·11”后，浙江成了外需满足的主要市场，增加了许多外商投资。而这些都是增加资源需求的新的更重要因素。我以为，吴敬琏对地方政府的专注，更多是想当然的褒贬，是很难发现真实世界里“价格”与行为选择之间因果关系的，也与经济学、与科学相距甚远；这种关注如果产生了影响，那更是一种不幸。
吴敬琏也是一位不多见的酷爱学习的老人。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林毅夫在文章里引用了国外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连声追问我作者是谁，出处何在。我在美国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回来，他赞扬评论说，是一次“站在巨人肩上的行动”。我不清楚，吴敬琏究竟站在哪个高度上。
科学，凡称得上科学的东西，都是从一个简单的角度看世界。比如，经济学就是从价格的角度看人的世界，分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牛顿的物理学，从力的角度看物理世界、分析物与物之间关系一样。这种东西简单而又深湛，它既能使已有的事实首尾一贯，又能在推论事实时左右逢源。我弄不清吴敬琏的那张知识坐标图是什么样的，在他的框架里能自圆其说地容纳下多少事实？
我个人的看法是，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文明进步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他们心忧天下不满现状，由于他们大都离庙堂近，说话写文章有逻辑，他们的不满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就比普通平民的不满来得有力量。吴敬琏的位置，他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成就了他在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中的杰出。但不满，甚至有力量的不满，并不一定有质量，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就是科学。
历史的长途上，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迤逦一路，屈原、杜甫、范仲淹、苏轼、康有为等，数不胜数，但他们留下的更多是人格力量和漂亮文章，却没有传承下多少知识。有知识的有科学精神的不满才有理性才更有建设性。我个人一直遗憾，吴敬琏最有影响，但并不是我国最有科学精神、最有知识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圣人一样，更多传承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风骨，肝胆道德，而不是知识和科学。
冬天是收藏的季节。这是我在结束此文时突然想到的。然而，收藏却有收藏的惆怅。
历史收藏了许多不朽。东西方留下的不朽，是大不一样的。西边留下的大多是科学和知识。笛卡儿、牛顿等等，让人记得的是科学和知识，他们道德如何后人并不大清楚。事实上他们并不高洁，甚至品性有些猥琐，但他们的知识至今让人类受益。
我们的不朽呢？(作者为《经济学消息报》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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