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这次事件中，你自认为有怎样的过失？

    陈久霖：主要在三方面。第一是用人失察，没有意识到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女士、新加坡人)和期权交易员(男士、澳大利亚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勾结关系。

    第二是决策失误。当得知亏损时，由于不具备专业知识，听取了贸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建议挪移盘位，没有当机立断地斩仓。而在形成巨大账面亏损后又一味地指望航油集团的援助。

    第三是报告迟缓。正如国资委李毅中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没有很好地履行《风险管理手册》的有关规定，没有及时向董事会和集团报告账面亏损情况。

    整个事件中，我愿意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中国企业家》：有人说，中国航油在近年的崛起是依靠“国家这堵墙”，你同意吗？

    陈久霖：说法不对。首先，中国航油(新加坡)历史上曾经两年亏损、两年休眠，我到任之后才逐渐起色，可这堵墙一直都存在！还有，中石油、中石化背后的墙要高大得多，不过有些方面却做得并不好；在新加坡，我们是第一大中资企业。最后，你看我们的营业收入结构，在2003年，供应国内的航油进口只占16%，其余84%都属于国际贸易和实业投资。

    《中国企业家》：如何看待做期货交易的必要性？

    陈久霖：期货交易一定要做。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和进口国，203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世界石油市场上的期货、期权对石油价格影响很大，只有参与才有话语权。但是目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发言权，只能跟随。道理上讲，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的应该是消费和生产石油大国，比如美国、中国、欧佩克；但现实是，这个市场由美国、欧洲等资本型国家主导。我们早参与比晚参与好，能够越早了解和影响世界市场，才可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否则，就只能由别人制定规则，我们在他们的框架下玩。学费也迟早要交，早交比晚交好，交得越早，就交得越少。

    《中国企业家》：但是国家是不允许国有企业在境外参与期权交易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这么做，从根本上是违规的？

    陈久霖：中国航油是航油集团控股的新加坡上市公司，注册地在新加坡，其中既有中国的国有资产，又有其他股东的资产。中国和新加坡的法律、法规不一样。作为新加坡的上市公司，中国航油必须遵守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公司的行为只要不触犯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就不能视作违规；反之，如果违反了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即使是符合国内的规矩也是行不通的。但由于它同时又是国有控股企业，又必须受中国母公司的监管以及国资管理机构——国资委的监管。因此，事实上，中国航油接受着中、新两国两套体制的监管。而两国的法律和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当双方出现矛盾的时候，国家的监管部门到底怎么监管、中国航油的管理层在面临具体问题时，如何平衡这两种监管机制，确实是一个难题。

    中国航油进行石油衍生品投机和保值交易始于1998年。中国航油的《招股书》、《审计报告》和《年度报告》等对此都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中国航油过去进行投机性石油衍生品交易赚钱时而给予默许，而在其因从事投机交易而亏损时指责其违反了中国的有关规定。那样，就无异于以自己的矛戳自己的盾。

    《中国企业家》：中国航油自己的风险管理体系出了什么问题？

    陈久霖：公司虽然制定了《风险管理手册》并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但是，并没有建立起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制度。《风险管理手册》的内容本身让人引起歧义的地方很多，也没有体现我国关于限制期货操作的规定，尤其是，没有禁止公司从事期权这类高风险的新业务。尽管《风险管理手册》中规定了最高风险不得超过500万美元、对所有产品敞口仓位的限量设定为200万桶，但并没有制定超过限额和仓位的确实有效的应急机制，如越级汇报、强制平仓、贸易员和风险控制员必须离职等。

    《中国企业家》：期权市场上，中国航油是否遇到了国际资本的敌对性举动？

    陈久霖：近年来，国际资本长期觊觎我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和海外中资企业；国际竞争对手一直有意挤压中资企业。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日本三井银行、美国高盛公司等先是给中国航油“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用收取保证金；后又允许挪移盘位，对挪移盘位的风险也没有说明。后来等到油价冲到历史高点时，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逼迫中国航油斩仓。

    《中国企业家》：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作为国际期货的未来指导？

    陈久霖：第一，可以做背对背的套期保值，它风险小，但要注意品种的衔接、数量的对应、时间的配合，即，品种上不要过多，要在同一时间、做相同数量的保值。第二，尽量少投机，要采取对冲的方法，譬如买近卖远、或者卖近买远；原油和产品油相互对冲，在新加坡和美国两地对冲。同时也要有制衡机制，由贸易人员、风险管理控制员、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三重，严格按照规则办事，不能对操盘手姑息纵容。第三，有多少钱，就做多大的生意，要充分考虑资金的因素。

    《中国企业家》：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陈久霖：心情最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是在2004年10月和11月份，好像坐过山车，一上一下非常难受。现在局面已经定了，反倒坦然，只希望重组能够成功。当老板也好、坐牢也好，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