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牛仔裤、浅色毛衣，短发、淡妆，坐在秋日的阳光里，杨澜看起来精神不错。
往往问题刚一落音、就被自然地接过去，接下来，只需静静地倾听，直到停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杨澜爱笑，说着说着就呵呵乐起来，像《天下女人》里的，自由随意。
自1994年离开中央电视台赴美留学以后，她又相继和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湖南卫视合作，主持了《杨澜视线》、《杨澜访谈录》、《天下女人》等节目。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主持人转变为独立电视制片人，从娱乐节目到高端访谈，再到探讨女性成长的大型脱口秀节目。每一次转型，都令人耳目一新。
但杨澜最大的转型却不是上述种种。2000年3月，杨澜和丈夫吴征收购香港上市公司良记集团，并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杨澜任主席。自此，杨澜跨入商界。
彼时，资本市场上的传媒概念股风头正劲。收购之初，公司股份暴涨20倍之多。同年8月8日，满载杨澜人文理想的阳光卫视正式开播，这是当时大中华区第一家华语历史人文主题频道。但杨澜未能料到，阳光卫视竟成为了她事业上最大的挫折。短短3年间，阳光卫视累计亏损超过两亿港元。2003年6月，杨澜宣布将阳光卫视70%的股权卖给内地一家传媒集团。自此，杨澜退出了卫星电视的经营。
今年7月，杨澜不算完满的5年商业之旅划上了句号。杨澜宣布：将她与吴征共同持有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并在香港成立非盈利机构阳光文化基金会。同时辞去了包括阳光媒体投资董事局主席在内的所有管理职务。
此举意味着，杨澜已从商场抽身而退，重回她所熟悉擅长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公益事业。
杨澜参与公益事业由来已久。曾担任过国内各种大型慈善活动的形象大使。但不局限于此，在胡润今年4月制作的“2005年中国慈善家榜”上，她位列第四。
从文化界到商界，杨澜获得过的荣誉不少——中国第一届主持人金话筒奖、泛亚地区20位社会与文化领袖之一等等。
有人说，杨澜是这个转型时代的一个符号，是一个“大智慧”的“小女人”，是职业女性的完美典范。
杨澜说：“在各种角色不断转换过程中，我就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飞多高。做好主持人，就想做好制片人，做好制片人，就想做传媒公司。这还不够，还想做一个好母亲、好太太，好媳妇、好女儿。当这些都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身心会不堪重负。”“不但我个人如此，这也是这一代都市女性的困惑。”
什么样的女性最有魅力？杨澜的回答是：“懂得宽容的女性。”
在央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人物周刊：《天下女人》年初开播以来，一直很受关注，当初为何要筹划这个节目？
杨澜：有这个想法很久了。从美国回来在凤凰台时，就一直有创办一个脱口秀节目的想法，但因为各种限制，就先从一对一的访谈节目开始了。当时叫《杨澜工作室》，2001年又开始做《杨澜访谈录》。
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的女性的变化，特别是城市女性的变化是中国时代变化的体现。一方面，她们获得了相对平等的成就机会，另一方面，又受传统伦理价值的束缚，比如说，相夫教子、女大当嫁等等。
我最近看到一个调查，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中，30岁以下白领女性的平均工资、平均消费和平均受到的工作压力，都已经高于男性了。在中国历史上，这可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这一代都市女性的现状是很有趣的。
另外，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为人妻、为人母，慢慢成熟长大，常常困惑。而且，这样的社会问题很难通过精英的访问形式去表现，所以开始策划《天下女人》。
人物周刊：你一直是崔永元欣赏的主持人，但他最近说，看到杨澜在《天下女人》宣传片中“跳摇摆舞”，简直难以接受。观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天下女人》里的杨澜确实变了？
杨澜：(大笑)确实有人不能接受。其实《天下女人》中的杨澜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面，并不需要刻意去改变什么。
如果观众还有印象的话，10年前主持《正大综艺》的杨澜，可能比现在还要活泼，当然也比现在年轻。其实从做大型演播厅节目开始，就是这样，并没有什么改变。
人物周刊：你说过，在《天下女人》中传达“大女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那种斤斤计较、哀哀怨怨的女性形象，这是你对自己的描述吗？
杨澜：女人就应该这样，永远不要把男人、周围环境当作敌人，最重要的是你要寻求内心的成长。大女人是对自己的成长负责，她不觉得自己的成长是男性、周围环境，或者其他人应该为自己做的事儿，应该有自我负责的态度，好好把自己管理好。我希望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女人们的成长。
人物周刊：当初离开央视，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吗？
杨澜：我还是很需要自由的。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连节目最后呈现出来的形态也是没有把握。那时候就一心一意想做制片人，一心一意想做一个完整的电视人，从策划到制作，都能体现自己的想法。再后来就想在更大的层面上，完成这种创作。
可能就是心里有想法，需要表达，想比较多地把握和控制自己表达的权利和能力吧。心里是有这样一条线的。也吃了一些苦头，也会被别人嘲笑，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原来的环境对我有很大的约束，但也对我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人物周刊：一个女主持超越“外在形象”这道坎，是不是很难？
杨澜：外在形象永远是一个女主持人的重要部分，而且形象可能比千言万语来得更有说服力。
当时，很多女主持还只是读稿子的人，没有主动去做个思考者，即使你做的是综艺节目，也应该是在不断地思考。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断把情节向前推动。
现在很多主持人大赛，强调主持人的才艺，我觉得这除了对娱乐节目还有点意义外，对大多数节目，比如谈话、新闻节目，都毫无意义。
我们实际上是个思维和语言的组织者。就这么多元素，要把它们放在节目中，你要思考怎样组织，使得既有逻辑，又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娱乐性并不是说逗大家笑，而是大家能够跟随你，能听得进去，并能不断地推进，这是思考的结果。
人物周刊：自《实话实说》后，还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电视访谈节目。你说过，谈话节目你会一直做下去，直到白发满头。真的可以吗？
杨澜：谈话节目最大的瓶颈是谈什么、能谈多深。这个瓶颈大家不难理解。
据我观察，在世界各地，谈话型节目都是属于“慢热型”，但是无论电视台、广告商，还是观众都要求节目火爆，再火爆，所以大家拼抢明星资源，特别是在话题方面遇到瓶颈时，大家都一窝蜂地去找明星，使得同质化程度越来越明显。
在这个前提下，既要做到收视率有保证，又要达到某种专业的水准，这个难度已经比《实话实说》刚推出时加大了。就是说，人们可以容忍一个节目成长的时间大大缩短了。
没有经商的天分
人物周刊：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是你目前为止的最大挑战吗？
杨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其实这个问题特别能说明我先生为何说我是个很固执的人。(笑)我自己很喜欢纪录片，电视虽是快餐文化，但在纪录人类文化和人类心灵的历程方面，应该有它的功用。当时就是真心喜欢纪录片，开始做阳光卫视。
在先生的帮助下，融得了第一笔两个亿的启动资金。当时非常有信心，阳光卫视：华语历史人文纪录片主题频道，整个大中华区第一家。现在想起来，真是个理想化的头脑，结果一下子撞到现实的硬墙板上。我想要是别人会赶紧转型做别的，但我是那种死不回头的人，别人已经劝不动我了。
做到第3年的时候，已经很难再融资了。其实那时候，我们真是应该转型了。可是我总觉得再坚持坚持就有希望。今天想起来，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先生。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下，我先生还是支持我，我们俩又自己投资了一笔大资金，继续这件事。直到后来知道，这个商业模型是很难成立的。
人物周刊：2003年出售阳光卫视，是不是个很痛苦的决定？
杨澜：这种痛苦是双层的吧，一层是觉得愧对那些一开始投资这个项目的人。这种心理压力一直没有减轻过。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一个自我的否定。其实你尽管满怀热情，但这路没有走通，也有一种灰心的感觉，觉得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而且有时候用价值的判断标准代替了冷静的商业思考。
有人说，战士和商人不同，战士坚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商人就像置身于一个舞厅，随时要想到出口在哪里。而我在商场就像战士一样坚持着(笑)。
人物周刊：你是个好商人吗？
杨澜：我后来也在反思，杨澜到底是不是一个商人的料。我曾经说，我要做一个文化商人，因为觉得中国缺文化商人。
我一点不轻看商人这个称呼，自己经商这些年来，对那些能够在各种多变的环境下取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满怀敬意。“重学轻商”的这种传统思想我一点没有。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商人。
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懂商业的文化人。应该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商业懂得了一些皮毛。但是我想，我这个人骨子里的东西，还是文化上的。商业对我来说，需要了解它的规律，虽然这种了解有时候要付出高昂的学费。我就是没有经商的天分。
人物周刊：回到文化领域，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杨澜：我也这么认为。我认为自己是在回归。但是这种回归要在6年前告诉我，你的命就是这样的，你不会信的，因为你还没有试过。
所以我在想，大概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会撞一回南墙吧。一次没撞过墙的人大概不会安心本分(笑)。但我想，年轻时连一点失败的勇气也没有，那人生也太平淡了。
人物周刊：还会做纪录片？
杨澜：一定会。
人物周刊：有人说，杨澜的魅力在于她的内在，这些年，你不断选择和尝试，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自己？
杨澜：(笑)反正很多朋友告诉我，她们在我的影响下跳槽。有不少电视圈里人对我说，一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原来在某处做编导，做得挺好的，听到我的故事后，就毅然到北京来“北飘”，我说我成天成了鼓励人家跳槽的人了，这可能不大好(笑)。
我总是觉得，一个女性的魅力总是来自一种母性的特质，包容、关切、温情。这和她们是否生过孩子没有关系。她让人觉得可亲，她知道人生的缺憾、人性的弱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依然会去理解和同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