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最年轻的副行长--章晟曼:一个中国人的世行之途　　

　“先站住，再站高”，这句颇富哲理的话，今天已经成为一句最为时尚的励志流行语。考察它的源头，是我们的前任总理朱镕基的一句“语录”。那还是在1995年11月，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向执行董事会宣布他新搭建的世行7人核心管理团队，人们惊奇地发现，其中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副行长兼秘书长，他的名字叫章晟曼，其时还不到40岁。

    章晟曼在获得任命后回了一次北京，当时的财政部长刘仲藜带着他去见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朱镕基。一向以严肃著称的朱镕基看着年轻的章晟曼，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对他说：“章晟曼，你去世行任高职，是件好事，你要先站住，再站高。”

    “这可是个很高的要求。”章晟曼听着朱镕基的话，心里暗暗嘀咕。他说：“请总理放心，我想我有能力站住，我不敢保证一定能站得最高，但我一定会为我们的国家努力的。”

    时光倥偬。转眼10年过去了。2005年底，当他与沃尔芬森一起告别世界银行的时候，他已经是世行的常务副行长。他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不仅站住了，而且站得很高。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他在国内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用了朱总理10年前勉励他的这句话：“先站住，再站高”。

    10年来，尽管章晟曼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界一位享有鼎鼎大名的重量级人物，但由于他的低调，也由于他长期在国外工作，因此在他的祖国，知道他的人反而不多。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人们认识了章晟曼，一个给中国带来荣誉的金融家。

    2006年8月底的一天，已经在美国花旗银行履任全球银行副主席、公共部门银行业务全球主席新职的章晟曼回到了他的故乡上海，应邀参加“2006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文化周”活动。一个活生生的章晟曼从书里走出来，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他，中等个子，肤色黝黑，说话慢声细语，还有着浓浓的上海口音，与我们传统概念中的金融家似乎有点距离……

    世行最年轻的副行长

    同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的中年人一样，1957年出生的章晟曼，也伴随着祖国出现的风风雨雨而成长。

    也许是上帝对章晟曼太眷顾了。1974年，高中毕业的章晟曼正准备和他的同学一样，打起背包上山下乡，但就在这时，处于“文革”末期的中国要加快培养一批外交人才，决定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特招200人直接进入高校学习，高中毕业时门门功课考满分的章晟曼被挑选进了复旦大学学习。

    在章晟曼于大学学习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正当章晟曼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向外派出留学生。章晟曼并没有报名，但就在截止期的最后一天，他的指导员找到他，问他为什么没有行动。指导员说：“你是团干部，必须带头！”在老师的命令下，章晟曼挤上了报名的末班车，参加了考试。没多久，他就成为“文革”后全国首批派出的25个留学生之一，被分配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他在这所大学里选修了经济学。

    1981年，章晟曼的留学生活结束。回到北京以后，他被分配进了财政部。其时，中国刚刚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财政部为此专门建立了世行处，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开展。章晟曼被安排进了这个部门工作。让章晟曼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以后，他的人生道路就与世界银行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财政部作为与世界银行联络的窗口部门，负责中国的各个部门与世行的合作。章晟曼刚开始接触业务，便参与到了世行在中国的第一个农业项目——华北平原盐碱地改造，世行为这个项目贷款6000万美元。章晟曼在工作中的踏实和才学很快获得了财政部领导的赏识，在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他就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每年一度的世行年会。

    年轻的章晟曼被他的领导和同事评价为：“年轻，内秀，好苗子”。在北京仅仅工作了一年，1982年，章晟曼就被财政部委派到华盛顿世行总部。出任中国执行董事的技术助理。章晟曼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又到了国外，要知道一年前他从加拿大学成回国时，还以为自己再也没有出国机会了，因此赶紧把口袋里的100加元兑成了人民币。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他就与世界银行结下了不解之缘，其间虽有几年奉调回到财政部，但所负责的工作仍是与世行有关的业务。1992年，他再次被派到华盛顿，担任世界银行的中国副执行董事，继而又担任了执行董事，代表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论坛上发出声音。

1995年6月1日，沃尔芬森——这个在近10年的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担任了世界银行行长。他到任后主持的第一个会议，讨论的议题正好是对中国的援助计划，章晟曼作为来自中国的执董，当然要作有关的发言。不料，章晟曼的发言引起了沃尔芬森的莫大兴趣，沃尔芬森约见章晟曼，并希望他担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同时兼任秘书长。

    从中国执董到副行长，这是一个重大的角色转换。前者是代表中国，要在世行内为中国争取利益，后者是代表世界，要一视同仁地面对所有的国家。章晟曼有过犹豫，但在沃尔芬森的坚持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他最终接受了这项使命。

    其实，沃尔芬森挑选章晟曼当他的副手，不可能仅仅是凭着他的那一通发言。章晟曼在担任执董期间，早已以他的温文尔雅，以他的低调务实赢得了世行管理层和各国执董的信任和敬佩，以至为了他的这项任命，世行还打破了以往从执董转任世行职员必须“冷冻”一年的规矩，给他专门立了一个“特例”给予豁免。

    章晟曼，就这样登上了世界银行的领导岗位，成为世行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担任的副行长，也成为世行历史上一个最年轻的副行长。

    站到了可能的最高位置

    章晟曼上任伊始，负责的是世行的后勤、人事、组织工作，他首先抓的一项工作便是对世界银行的信息系统进行更新改造。其时，MIT的信息化教授尼格洛庞蒂已经出版了他风靡全球的《数字化生存》，他预言世界将进入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但世行当时的信息传输却并不是很通畅，总部与分布在100多个国家的机构联系时有梗阻，世行成了“泥足大象”。

    章晟曼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但阻力不小。让我们难以想像的是，世行这样一个国际机构其实也患有我们在中国企业中通常能够见到的“企业病”，这就是官僚文化。信息系统建设要改变人们长期养成的习惯，自然对这种文化形成了冲击，因此时有反弹出现。举个小小的例子，在系统改造之前，局长、行长们的差旅报销都是交给秘书办理的，但系统建成后却要求由本人上网填写，于是遭到了几乎是一致的反对，因为那些官员们觉得这是很丢面子的事。章晟曼不得不作出暂时的妥协，为每个局级部门增加一个处理报销事务的临时人员，但单这一项，全行就增加了200人，每年新增加开支1000万美元。在系统实施一年多后，自己填写报销单才渐渐被接受。

    就这样，克服了重重阻力，到1999年，世行租用3颗卫星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一张信息大网终于建成了。现在，不管是在非洲沙漠、南亚平原、中亚山区还是南美丛林，世行的工作人员都能在任何时候与总部联系，搜索到银行的所有信息。

    世界银行的信息化系统建设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国际组织的前面，受到了多位公司信息管理专家的推举，其经验还被写成案例，编入了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库。

    紧接着，章晟曼便获得新的任命，分管世行六大业务地区中的三个，即非洲47国、中东北非地区19国、南亚8国。面对着纷繁的工作头绪，章晟曼没有推诿自己的责任，而是勇于表明自己的意见，从而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与信任，也使行长沃尔芬森对他刮目相看。

    章晟曼接手南亚业务不久，世界银行在那里的第二大借款国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穆沙拉夫将军上台。世行当时正在准备向巴基斯坦提供第十笔政策调整贷款，但由于穆沙拉夫政权是军政府，世行内部对是否继续发放这笔贷款产生了犹豫。但章晟曼通过细心的观察发现，巴基斯坦独立后的30年中，有经济增长的年份都是在军政府时期，为此，他专门去了一趟巴基斯坦，与穆沙拉夫将军见了面，并跟他的经济班子进行了深入的交谈。通过多方的了解，章晟曼明确表态，世行愿意支持巴基斯坦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努力。

    在章晟曼的大力主导下，世行开始积极参与巴基斯坦的经济改革，终于取得了成效，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从穆沙拉夫上台之初的1.25亿美元上升到了现在的160亿美元，世行的第十笔政策调整贷款获得了成功。

    章晟曼的务实、低调、勤恳、能干，使他无可避免地要担当更高的职位。2001年10月，世行原常务副行长退休，章晟曼众望所归，成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他的这项任命轰动了世界，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人章晟曼首次出任世行第二把手，他创造了两项记录：他是世行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同时是东亚人士第一次担任这个显赫的职务。”

    由于美国是世行的首倡国和最大的股权国，所以由美国人担任世行行长已是一条难以打破的不成文的规定。作为非美国公民，章晟曼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机构里，站到了一个可能的最高位置。

    出任常务副行长，对章晟曼来说，与其说是荣耀，倒不如说是更多的责任。与以前他担任过的所有岗位相比，他现在要负领导责任的事情越来越多。尽管很忙，章晟曼仍然坚持每个月出访两三个国家的习惯，他不愿意让自己整天坐在一尘不染的华盛顿总部的办公桌前，冥思苦想贫困与发展的问题。千万不要以为章晟曼是出去游山玩水，他跑的基本上都是贫穷并且充满了危险的地方，有好多地方飞机不能正常起降。穿行在一处处贫穷的、疮痍满目的地方，章晟曼心里总是默默地想，它们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现在自己能以世行的力量给他们以切实的帮助与支持，这是多么伟大的使命啊。

 站得高先要看得高

    2005年底，沃尔芬森宣布到任退休。与此同时，章晟曼也辞去了他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离开了他已经十分熟悉，伴随他度过人生最佳年华的那幢浅灰色的世行大楼。

    章晟曼回顾自己在世行的经历，百感交集。他说：“作为世行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也作为一个中国人进入最高决策层，我经历了惊讶、怀疑、接受，到尊重和信赖的过程。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如果说沃尔芬森看中我，是打开了一扇机遇之门，那么祖国的发展强盛则为我提供了有力的外部环境，然而到底能否站得住，进而能否站得高，却在相当程度上要靠我自己、我的努力和业绩。”

    10年前，当章晟曼从世行中国执董转向为世行副行长时，朱镕基总理送给他的“先站住，再站高”的勉励时时在他心里回荡。10年前聆听总理教诲时，章晟曼只是勉强应承，10年后回忆起总理当时说这番话时的情景，章晟曼依然历历在目，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实践了总理的教诲，可以让那位已经退休的可尊敬的老人感到欣慰。

    章晟曼离开世界银行，让世行的职员们依依不舍。在他宣布离任之后，先后收到了900多名职员的来信，令他感动。其中一位他并不熟悉的职员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如果让我选谁是世行中最可信任的人，你是我会想到的第一个人。”章晟曼说，如果自己还在职位上，会警惕这样的恭维；但如今自己已离开，这样的话语使他感到温暖。

    在《先站住，再站高》这本书中，章晟曼无保留地向读者交代了他在世行的行事准则。他认为，正是这些因素，使自己能够站住，并且站高。

    第一，努力办事，勤于工作。过去10年，章晟曼平均每天工作15至16个小时，从来没有度过像样的年假。章晟曼始终相信爱因斯坦的那句话：天才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一分聪慧。

    第二，熟悉业务，成为内行。在任何机构，“万金油”都是不受尊重的，世行尊重权力和职位，但更尊重专业知识和实干能力。章晟曼尽管身居高位，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以至到后来，他被业务干部视为他们中的一员，是一个懂行的领导。

    第三，少说多做，说到做到。作为一个援助性的发展金融机构，世行对领导干部的选择注重能说会道，因为他需要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领导人打交道。但章晟曼却奉行做事、做成事、做好事的原则，并最终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第四，化繁为简，杜绝繁琐。世行是一个研究氛围很强的机构，这当然是好事，但也带来了另一种风气，任何事情都会形成一本厚厚的“研究报告”。务实的章晟曼不喜欢这一套，他说，一个项目如果在10至15页纸中还说不清楚，则说明它还没有被搞清楚。

    第五，充分授权，不诉不问。章晟曼喜欢把权限充分地放下去，发挥各个部门的积极性和工作能力。章晟曼始终坚持，如果下属不把问题递交上来，则视同他没有问题，而一旦他们把困难提了上来，则要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效率帮助解决。

    第六，给人机会，勇于任事。在章晟曼领导的项目中，如果发生了错失，只要不是有意为之，他总是尽量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这让做事的人有安全感。章晟曼说，他从来没有看到哪个领导人因为勇于任事而失去人心的，反倒是推诿者最后都将失去所有的信任。

    第七，不抢风头，不怕丢职。作为世行的“二号人物”，章晟曼始终不愿意处在聚光灯下，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代表世行发表某个观点。不过，尽管他对行长很尊重，但如果发现他有某种失误，还是会毫不隐瞒地向他说出来，只是他从不在公开场合与他交锋。

    第八，尊重规则，严于律己。章晟曼具有很大的审批权、决定权，但他一切都按世行定下的规则办事，什么事情都公开。在世行工作多年，章晟曼没有结下自己的“小团体”、“小帮派”，因为他深知，这些东西除了害人也害自己，不会有任何益处。

    第九，埋头做事，抬头看天。章晟曼一方面勤恳工作，但另一方面他没有让自己陷于事务堆中，努力思考一些战略性的大问题。即使是在离开世行时，他还是与同事们一起完成了一份报告，指出世行需要改革的方向，并亲手将其交给了新任行长沃尔福威茨。

    一直对他欣赏有加的沃尔芬森，有一次在与章晟曼交流的时候，对他说：“你们东方人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你学得真不错。”沃尔芬森是在婉转地赞扬章晟曼，我们通过章晟曼总结的这9条他在世行的行事准则，可以由衷地发现，沃尔芬森此言不虚。

    章晟曼说：“要站高，首先要看得高。为人做事，莫不如此。”